宗教的历史

宗教的历史

宗教是人类意欲的反映，必要服务于人；所以只要抓住人性，也就执住了牛耳。

先祖自懵懂而来，逐渐有了灵性；这与生产能力提高、群居现象出现直接相关。在原始阶段，人类唯为生存打拼，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又必要依循其规律，由此生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随着抱团优势逐渐凸现，形成群居部落。彼此合作需要沟通，互相交流需要语言，这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起点。人与人之间有了合作，甚至分工；不断增进生存与生产能力，使人类部落有了异于动物群居的性质与特点。

有了沟通的可能，但每个人想法不能尽同，听谁的？成为务须解决的问题。动物的办法是打架，作为万物之一，人类自然不能避免。但聪明的人类有了新想法：流血冲突的社会成本太高，内部争斗会折损有生力量，不利于部落间的竞争。

同时，面对自然母亲的洪荒之力，部落内外往往需要深度合作。于是，从力量凝聚逐渐过渡到精神凝聚。当时的文明比较简单，未有专门的形上学，生活经验才是宝贵财富。掌握了自然规律的老人们渐成部落中心，而他们的话语权变成新的威势。

有经验的祖先传授技巧，似能找到规律，避免天灾，减少损失，这样的部落会产生对祖先的崇拜。相反若祖先经验不足，或者灾难过于庞大，使得部落损失颇巨，便会将畏惧心理放大，从而发展出自然神信仰。

文明取代蛮力，逐渐凝成核心价值。通过长者的经验指导，部落茁壮成长，不断战胜自然灾害。人与天之力量，似乎可以博弈，继而产生一缕自信：是否可以有效沟通？总有一些富于感性的人似乎特有灵感，于是专任的神职出现。

这些神职掌握了自然规律，并对自然现象崇拜。他们逐渐垄断话语权，替代武士，成为部落首领；再加上一些规律的肢体行为，祭祀现象出现。有了信仰对象，有了角色权威，还有仪式内容，是为最初的信仰、宗教的萌芽。

信仰是个人事，对某一事物或现象崇敬，存在于心里，这是没有一定之规的，在行为方面可以自由发挥。而宗教则是集体事，由于团队和合的需要，在行为方面必需一些法度，便有制定仪则并规约的现象出现。

随着人类智能发展，科技能力提高，剩余物资出现。团队中的祭祀，俨然成为分配资源的管理阶层。同时为了不断增进信任感与凝聚力，祭祀理念趋于丰富，宗教仪式变得繁复。万物有灵，一切对人类有用的“存在”，全都变为供奉对象。

此一信仰模式是最接近人性的，古今不绝；过去称为巫，如今则称民间信仰。目的是实际庇护与助益，不作理性思辨，灵验才最重要。这是人类所能总结，最基本的生存（因果）法则：讨好神灵。并相信冥冥中会有一种力量，使人趋吉避凶。

而专务的神职成为绝对权威，或与政治合作，或与政治合一。随着社会组织趋于成熟，固定的统治阶级出现。这也是四大文明古国的信仰情况：神灵主导一切，顺从与祭祀成为必要之重。彼此间的区别，仅仅是顺从的成分或多或少，祭祀的形式各不相同，还有政治的参与度是一是异。

此时人类社会已大概具备自我保护的能力，进入文明时代，神学亦随之蓬勃发展。在泛神外，开始探求统一与唯一的最高神。这个神或是律法神，或是众神之神，最后与生活无关的形上神也出现了。神学发展到这一步，似乎可以直接进入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时代。

不过可惜，形上神没有形象，便不能具体描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经验不同，导致了彼此对神灵的感受各自开发。想来也是正常，游牧部落、渔猎部落、农耕部落、商贸部落等的社会形态与文化本来不同，侧重各异，也就导致彼此发展出不同的“人格”说。

自然神以力量为胜，但无法沟通；而祖先灵以经验为胜，但无法主宰。还有律法神，这是政治社会的有效补充与润滑，可以提供统治者作为管理工具。至于形上神，则是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虽然不直接参与世事，但又不能说它并不存在，只能是模糊概念。

如《道德经》说：“以万物为刍狗”，可见其超然。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可谓语言文字的极限。不过“天地母”可不是造物主的概念，否则又落入了“有为”。

位格神、形上神、律法神、自然神、寓言神，还有祖先崇拜与“万物有灵”观，这几种信仰形态全都留存下来，成为所有宗教与文化的共同基因。随着大规模迁徙的开始，导致异质文化互相交融，也导致了信仰文化的不同走向。

职业的思想家们，对其专业不断发展，大概有几条路线：神学、哲学、政治伦理学等。神学领域说明了人与神的关系，哲学领域说明了世界的本质，政治伦理学的任务是建立社会良序，着眼于人类社会体系的组织与管理。

先说神学，其代表是三大一神教，本质是三个代理人的争风。最古老的是犹太教，强调民族特选。既然神选择了他们，他们就唯一信奉神，由此形成一神信仰。但是此神仍有一些人格因素，并非纯然的位格神；极像部落神，只是众神之首的万神之神。

由于神秘主义的宗教体验具有“垄断”性，除了“媒介者”外，他人无法验证，此一拥有“特殊权柄”的人自然成为族群领袖。比如摩西，宣称得到神启，便掌握了对其族人的凝聚力。只拜唯一之主神，弃绝埃及的多神与泛神信仰，成为他们的“政治”信仰。

乘着自然灾害频发的际遇，带领犹太民族脱离法老的奴隶统治。由于此一功绩，摩西成为民族领袖。他拿出“十戒”石板，作为神的信物，建立民族自信。当然，在其数十年的迁徙过程中，以宗教的名义，也成功弭平了内部的杂音。

据说神与他立了约，只要犹太民族专信于神，便得在应许之地建国。由于偏重血缘，使得民族凝聚成为必然，但血缘性的信众拣选使其非常封闭。封闭有封闭的坏处，即无法拓展教团；封闭也有封闭的好处，即使失了国土家园，仍然能够凝聚。

其实长期以来，神学领域都面临着一个难题：神的位格与有效沟通。原始的沟通模式，多是自然现象与个人体验。比如巫师，让（显）意识模糊，然后由神秘力量（或解离症）控制躯体，以此传递“神喻”。这种形式的接触，譬如萨满跳神、乃琼附体与亡灵上身等。

还有基础于“全息理论”的占卜行为，都是企图联结现实与未知的有效沟通管道。灵媒是可以直接“获得”信息的，而那些没有“天赋”的人该怎么办呢？缺乏“权柄”，又要掌握话语权，便只能使用工具填补能力空白，比如传说中的周文王。

从这一角度来看，便与科学领域相似；对于人体感观所不及的对象范围，使用先进技术以帮助认知，比如利用显微镜对细菌进行观测。只是占卜所要探知的答案过于神秘，所以大概可以视为巫术一类，与神教的关系极暧昧。

本质而言，这些与神秘因素相关的神格都不太高，但由于现场的感染力，往往为早先落后时代的人民所信奉。但在神学领域，只要提到形上神或位格神，都不会接受这种巫术式的沟通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彼此“立约”与人间代理，比如摩西、耶稣和穆圣的神秘体验。

直接与神对话交通，但又不放弃自由意志，否则还有“约”的必要吗？巫教与神教的分水岭就在于此，以至影响到宗教形态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有垄断性，非“专业神职”莫属。

由神职的垄断性，导致了权威与凝聚的力量，教权成为除武权外的第二政治核心。神的力量，勿庸置疑高过人间帝王的能力，但神的绝对性也会造成悖论。由此造成两权斗争，或明或暗。

一神教宣称：神创造了一切，他是造物主，故至能至尊、至善至美。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神的造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的创造者相提并论。神无所不能，若非如此，则不能成为神；但反过来，人间的苦难，是不是也要神来负责呢？约伯不知道。

既然神是万能的，如何解释人间常态化的普遍艰辛？其次，神喻的可靠性，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遭受质疑。这就促进了神学往形上发展，比如后出的耶稣教。其强调“父”的位格性，这样人类便难以沟通；再建立人间“圣子”的信仰，成为唯一信奉通道。

“道成肉身”。以人间的唯一媒介，作为无形之神的人间代理。那么这个人是神性的？还是人性的？还是兼而有之？耶稣教的回答是“三位一体”。此外不问血缘民族，强调因信得救，这就有了向外扩展的可能。

不过耶稣教理论也有瑕疵，即“子”的位格问题。耶稣基督，无容置疑是具有神性的，否则如何可能成为“父”的“子”，而堪代偿人的原罪？这是有可能蜕变成“第二神”的（多神风险始终存在）；还有教会问题，因为偏于感性的信仰与宗教行为是很难约束与规范的。

犹太教的唯血缘性，使其难以传播；耶稣教的“三位一体”说，使其陷于玄思，也造成了神职权威的精神禁锢。由此导致教权与政权的纷争与绝对教权的腐化，这也是马丁路德以“九十五条纲领”提出改良的根本内因。

三大一神教中，最晚出现的是伊斯兰。同样是通过特殊拣选的使者（媒介）——先知，以人之口，诵出神的意旨。但他们很确定：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先知也是人。所以不承认人间“子”的说法，强调“道成经典”。

此外，吸收先前的经验与教训，讲特慈，讲普慈，还强调和平。他们继承了前两大神教的浑厚理论基础，而对生活细节作了最具体的规范，这是其特色。（当然，过于具体的生活规范，也导致了无法顺应时代进步。）顺着历史际遇，伊斯兰教逐渐壮大，成为世界性宗教。

神学建立了神与人间的桥梁，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各有表述，但往往难圆其说。便有待哲学家的参与，他们所考虑的问题，偏重于对世间的解释。这也要从一个老问题开始：人间太多不幸，甚多悲惨，哪怕教徒也不能幸免，为什么神不来帮助我们？到底有没有神呢？

西方早先的哲学家说：神的世界完美，人类世界不完美，只是“仿制品”的缘故。这是柏拉图的“理式”说，使得善恶、真伪、天地有了天壤之隔。此时还没有考虑到物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这要到经验主义，才有类似印度教之现象世界虚幻的观念出现，在此不作展开。

人们喜欢神话，于是又说人类的苦难不能由神负责，一切要归罪于撒旦的干扰。（但此说问题更大。）神魔、优劣、天地两端间，是非常现实的人间。鸿沟两边各自表述，但人间苦难始终不减。于是总结了先人经验的孔子，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政治伦理学。

因为神的青睐毕竟无法确定，只能依靠人类社会自己。此外，“法家”迷信制度，认为“规则”很重要，但他们忽略了人性因素：任何制度都有被“玩坏”的可能，所以素养更重要。如何提升素养？教化。这是孔子努力于让教育面向庶民的积极意义。

孔子不谈神，但深知宗教的力量，于是“以神道设教”，这样使民族凝聚。另外用“如神在”的愚民政策，使社会中形成“骗子”与“傻子”两个集团；前者用心维系一种传统，后者则迷信于传统。由于儒家重视人间，无形中赞助了政治，得到华夏民族政治家们的青睐。

惯于描绘历史的儒生，从先秦到西汉，不断流出文献，形成“优良传统”之教材。说为教材，有时也被捧到“宪法”的高度，不得丝毫怀疑与动摇。由于积极削足，以赢得政治的青睐，使得此一传统成为民族形象延续至今。

这种效法先贤的“伦理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形成一种鲜明对比。“宗教文化”专注于对超现实的，人与神之间信仰桥梁的构建；而“伦理文化”则专注于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调和，以此引申出政、经等关系。

我国传统文化的着眼点始终是此时此地，为了论证现实的合理性，又要到历史中寻找依据，导致了与现世意识紧密联系的崇古性格。这种被刻意塑造的思维模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主轴，影响了我国历史近三千年。

凡符合这一传统标准的人，被冠以“圣贤”的名号。而对于企图超越现状，或以彼岸、未来的全新理想（宗教文化），取代现实的要求和行为，也会遭到毫不留情地遏制和清剿。当然，这是文化的自卫，也是政治的自保。

我国的上古史“被加工”出来，许多失败者被抹黑。这是一种呼之欲出的“成王败寇”，而在所谓的“春秋笔法”下，变成了“邪不胜正”。于是古代各部族之间相互征战的“神话传说”就在历史化、合理化的过程中，被伦理意识改造为真命天子诛伐无道逆贼的道德说教。

那些失利的无辜“冥顽”，永远地背负起沉重的“恶”名，作为反面教材，受到后世的唾弃。由于一切形式的反主流，都不由分说地被扣上了“无道”的恶名，从而决定了“反叛者”的历史形象与历史地位的悲剧性。

而光鲜的胜利者——神系或帝系代代更迭，被包装以合法接替途径：传位或禅让。除此之外，一切僭越和篡夺的行为与意图，都被打上了不忠不孝的烙印。合法继位被称为“克成大统”，代表此人毫无疑问会坚决执行并贯彻过去先王的一切，而他本人也是这一“王统”上的既定一环。

既然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上一个环节的肯定，那么所有环节就构成了一个延续性和传递性的自我肯定的长链。通过代代传承，祖先的法规越来越稳固。这种史观，不是以对现实的否定为本怀的，而是不断对现实肯定。

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反，在希腊神话中，神系的发展是通过几代神祇的不断否定来实现的。如克洛诺斯否定乌剌诺斯，宙斯否定克洛诺斯，宙斯本人也面临被更新的神否定的可能性。以儒家价值观来看，如此大逆，背道而驰，还不得天怒人怨吗？

结果是，反叛者获得成功，“乱臣贼子”超出了善恶是非的标准。这种自我否定、权威否定、过去否定的神系发展模式，使希腊神话表现出一种以变革为本质的，新陈代谢的社会进化与更新精神。（中西文化分歧，始于儒家。）

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执着于自我肯定，从而贬抑任何试图超越现实的否定机制。这样一种求同和崇古的思维习惯，就在被改造的神话传说中，不断导致以现实节制超越的倾向，并埋下了以惰性吞噬反抗冲动的种子。

由此影响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以现实功利为目的，以儒家等级伦理为规范，以极具协调异质文化元素为功能的凝聚精神。以此为本，影响到民族性与思维方式，会有几大特点：以宗法意识为核心，以崇古法祖为准绳，以实用性为价值取向，具有极其顽固的稳定性。

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被塑造成形：所谓“放之四海皆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金科玉律，被标为正统价值观，也导致了“信而好古”的保守心理。当时代变迁，这种思维惯性便会导致对客观世界的轻忽。

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基础变了，但思维惯性已经成型，转弯何其困难。哪怕前路不通，也姑且将四书五经当作咒语念，义无反顾地撞一撞再说。成功了是祖先的灵验，失败了是今人的堕落，这是一个死循环。于是在历史的持续重演中，文化被迫不断升级。

当然，也不能全然站在现代立场，固执于“上帝视野”。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背景，儒家同样如此。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为了适应这一经济基础，儒家价值观自然有其历史意义与价值。小国寡民，自然可以凭借祖先经验，但体系一旦庞大起来，如何有效组织？

只有原始的小部落，才能用简单与粗暴的神权或武权以维持凝聚。神的旨意在幅员辽阔、生态各异的大国中难以面面俱到；而冷兵器的武力局限，也无法始终团结国度中的所有民族。于是儒家找到了现实生活中的普遍联结：关系，这是其必须抓住的主轴。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到邦国时代，庞大的政府组织如何实现系统高效？成为每个政治家与思想家的首要课题。有一种说法：民主适于小国，集中适于大国，为什么？以往神权或武权的简单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日趋繁复的大国政治的需求。

儒者不断编撰模范教材，完善基础于家族关系的社会网络。后儒总结出“三纲五常”说，在现实社会中建立一种秩序与规范。每个人只要找准位子，便鲜有争议。于是，崇古尊老、敦伦尽分，成为儒家社会的最高价值。（孔子与儒者，乃至汉儒，尤其宋明，绝非一炉。）

人自出生起即有社会关系，这是血缘决定的，毕生无法改变。由此确定社会秩序，那是最为稳定与可靠的。在此之上，只要教化以长幼、上下、尊卑的社会良序，认为如此即得一劳永逸。这一思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有了暗通。

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的中部平原，建立殖民色彩浓重的社会秩序。胜利民族垄断了思想、武力与庶民阶级，被统治者则被贬为毫无希望的奴隶。用血统与出生规范了社会角色与是非标准，其目的与儒家相同，只是后者更为真实地利用了神权。

由出生明确身份，婆罗门是神职的黄金阶级，他们掌握了话语权，是受国家供养的既得利益集团。而白银武士阶级是国家的保卫者，他们的职责更多是在政府的实际运作。庶民则是被管理阶层，提供物质生产服务。

婆罗门为了维护其阶级的长久利益，设置“宪法”，明确三大准则：吠陀神启，婆罗门至尊，祭祀万能。他们站在金字塔顶端，任务是维持神权秩序；垄断了知识，成为“君子”，在完成其必须的社会义务后，可以专注于个人修行。

由于神教二元对立的思想架构，又要解释人类的记忆现象，必要利用灵魂说。又认为人间苦难无尽，唯有向神靠拢才得拯救灵魂。所以人类唯一要做的就是顺从与祭祀，由此取悦于神，并能与神同在或合一。

阶级是神定的，而婆罗门是专业教职，所以有权代行祭祀。刹帝利阶级则能够自祈，而广大平民则无权祭祀，他们必须通过婆罗门，由此导致政治及经济特权全被上层垄断。此外，印度宗教对形上学的发展，使得人间的现实性受到挑战。

印度教认为，一切现象都是梵天所化，并非真实。所以解脱苦难，不用改造世界，只需积极与神接近。与这种思想相对，老伯的“理式说”则不反对建设现实人间。也因此，西方世界才会有宗教改良、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之历史进程。

雅利安人利用婆罗门教，使得殖民统治顺利进行。至于被殖民的原著民，则是奴隶贱民阶级，他们连转世与献祭的资格都没有。但这毕竟有政治因素，且是外来政权，引起一些反对的声音。

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三大纲领”被沙门主义推翻，自由的修行者特例独行。他们反对种姓制度，认为阶级是人为设置，人人平等才是真理。所以每个人都能通过修行得到解脱，于是游离出社会体系外，作自我提升。

这里有两个因素：因果法则与灵魂不灭。这两者似乎是孪生兄弟，因为善有善报，所以才有行善与修行的必要；如果灵魂不能在死后存在，那么行善便不能对来世产生作用。于是“六师外道”各自阐述，并因此设定修行功课。

佛教是特殊的存在，其关键奥秘在于“缘起”，这样既能使神教的“灵魂不灭说”破产；又能建立前后因果的规律，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宗教。由于其宗教意义并不需要等到死后实现，人类通过特殊修行，在今生就能解脱，一时间成为沙门阵营的领军人物。

因其社会关系与亲自经历的优势，佛的学说得到有效传播，其弟子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然而佛教本是实践经验教法，注重个体差异，所以灵活多变。再加上最初的口头传播方式，使得佛陀教法极难保真。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任何宗教都有此一困扰，还有孔子。

孔子在死后，即变成了符号与旗帜。儒生为了吃饭，不断装扮先师；帝王为了政权，也愿意将其收纳；高高捧起，束之高阁。导师已死，只能任人解说。参考佛教的经典集结事件，可以了解儒家的发展情形；反之，从孔子的不断旗帜化，也能感受到佛教的实际情况。

作为第一历史，佛陀的亲教已无法确知其实。第一次集结的经典资料，也都是弟子脑中的记忆与再传弟子口中的教材。如此情况延续了数百年，直到西元世纪前后，才有文字记录的经典出现。

对于佛法的传承方式，从来都有两派意见：抽象继承还是直接继承。比如佛陀看到有人向右走偏，他会说：“往左一点！”弟子们无论如何记载此一教法，都会对后人造成困扰。尤其是失去语境时，如何才能形成可靠文本？

以“往左一点”的例子来说，佛陀的原意是：“已经偏右了，应该向左调整，走在中间。”但听写经卷的人应当如何记录？是仅仅书写：“往左一点”，还是书写佛陀的原义？很有可能这一选择权，还落不到他们的头上。在数百年的口耳传承中，教法已经有所固化。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记录并流传下来的这些经卷资料？最初原始资料的准确度已经不够纯粹，再加上部派的好恶、翻译的失真、后人的篡改，还有什么是真正可靠而能够毫无怀疑地接受的？难怪孟子说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来。

对于学术经典与历史文本可以扬弃接受，而对于信仰、宗教乃至习俗，是否允许人们方便取舍？我看很难。尤其在某一宗教内部，有两相矛盾的释法时，如何信受与信受标准即会成为日后分裂的因由。

这里隐藏着一个问题：对于信仰，应该抱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需要独立思考的时候，似乎传统的宗教氛围是不允许对其有丝毫怀疑的。然而无可讳言，不同的人阅读同一部经典，理解会千差万别。道理很简单，因为在解读经典的人都有其独立的思想。

比如出门应酬吃饭，遇到陌生人，我介绍自己是佛教学者。你认为我是骗子，那么你就与骗子吃了顿饭；如果你认为我是学者，那么你就与学者吃了顿饭。我是不变的，但是在不同人心中，难免会有不同的“我”存在。同理，信仰本身，又如何能够做到人人尽同？

如上文说：信仰是属于个人的，而宗教却是团体行为。若个人信仰，那是没有什么规范的，但事涉宗教行为，便难免会有制约。如果不能将此两者区别开，便会导致困扰。

我们既不想被别人夺了思考的权利，又不敢承担曲解经典所产生的果报，于是就很无奈地纠结着原地打转，以至于白白浪费了对信仰的虔诚。所以我认为，所谓的虔诚并不是迷信，所谓的奉献精神也不能强加于人。

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即每个人对宗教都有不同的需求。既然讲爱与平等，那就应该多尊重别人的选择，而不要替别人去规划他们的幸福。品读自己的经典，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才是最大的虔诚。

佛教中有“打车打牛”之喻，说牛车不走应该打牛，而不是打车。这本用来说明修行问题：要针对烦恼而不是事相。可以引申指导思路，对于历史传承的珍贵资料，要有一种取舍的能力。要积极努力于将个人的体系建立起来，并摘取传统养分，不断砥砺前行。

原典不妨读一读，但不要迷信他人的释说。无论专家还是大佬，他的心得未必就能复制。基础于个人的现实，能够无偏见地阅读一些经典，然后总结出属于个人的教训，在人生路上有所建树，那才切实。先定方向路线，然后看清并设置底线，最后在底线范围内自由发挥。

中国佛教（主要是汉藏两系）长期在两个问题上浪费时间：个性需要与共性集中、声闻规范与大乘实践。这两个点困扰了中国佛教界太多时间，浪费了许多笔墨。印度佛教是尊重个性的，否则不会有优波离、舍利弗、阿难、摩诃迦叶等几大团队的不同学风。

佛法传入中国后，少了实践性，多了神秘性；教义风格与教理路线也完全改变：从人人成佛的可能性，变成了人人成佛的必然性。既然是必然的，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不允许有杂音，“个性”在很多时候是视同“魔说”的。

另外，受宗法制影响，使得共性与忠孝的传统价值观有了联结。这就变得复杂，因为教义思辨很有被扣帽子的风险，使得再难就事论事地看待个性问题。实践证明了，佛教的不断教条化，导致其最终被渗透和变质。

（禅宗本于印度的如来藏系，传来我国后，能积极适应当时的社会文化，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根本，是伟大而杰出的创造。最初的禅宗，有超越现象、重法轻人、回归智性的积极意义，但由于没有形象，便无法精确量化，“心心相应”的认证方式在一般人看来流于神秘，遂导致后来的浮滥；从般若印心到舌灿莲花，以至失去精髓。）

有时很感慨，历史只能记住神话，神话里只有无限好的神与无限恶的魔，这是人类的共同倾向。但是，西方的上帝、恶魔之对立，与华夏的君子、小人之不同，两者有区别。西方的二元，对立于非人间，所以人是独立的存在。而华夏民族的视野只在人间，于是只能说果报的升天和下堕，佛教（其实是佛皮道骨）沦为道德的打手。

印度的佛教，按照佛陀教导的方法，达到佛陀所证的涅槃。后出佛法由于未曾见佛的遗憾，也基础于宗教性格的善良，放弃自己登岸的机会，来回不断“摆渡”，以济世人。这一思潮进入汉地，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所谓“士大夫”们产生共鸣，以至于忽略了菩萨本身是般若具足的前提。

儒家自己没有改造世界的能力，不能虚心向庶民学习，还一直认为自己没错，于是拼命改造异己者。后来的儒家更有一个问题：“放之四海皆准”之傲慢。他们忽略了一个因素：经济基础。任何形上学的生成，都有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时代变了，还要企图硬搬照抄旧有的思维逻辑，那就只能自找麻烦。

影响到汉传佛教的发展方向，每个人都想做菩萨，然后做些令自己称心如意的事情，包装以“方便”的外衣。传承变成了子孙，传法变成了家谱，智慧变成了圆融，修行变成了善行。佛教受到阉割，但是在儒家政治的强压下，不得不自甘外溢，不务专业；没有能力，没有方向，居然还要“开渡船”，那就是胡闹了。

所以中国佛教，本质上是依附于儒学的，并有所变质。由于政治介入，佛教不可能发展其原始教义，只能保存形象，以至不断趋于模糊，成为一种类似心理鸦片的精神寄托。这哪还是佛陀教法的真实模样？

总结世界上的三大文明：神教的绝对神权与人间努力，伦理政治的社会良序与道德压力，清净梵行的绝对出离与唯心解脱。一是为神服务，一是为社会服务，一是为自由服务。佛教是真正的出离者，直接选择了出局的道路，并不关心神性与社会问题。

此外，偏重人性的，如儒家伦理学，那是需要神性赞助的。但他们知道，神教可以利用，但不能被其抢夺社会良序的绝对权威；于是“以神道设教”，又说“如神在”。而偏于神性的西方三大一神教则不免要彻底怀疑人性，对人性没有信心，便由此发展出“程序正义”。

一东一西，正好相反。重视政治伦理的儒家，有理想但没办法，便只能作道德劝说，倡导一种纯基于道德伦理的无形压力。西方文化则背景于神权主导，基础于契约精神，依赖法律规范。儒家的社会良序与凝聚力，与西方的自由独立平等的现代法治精神，两者是可以合作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这个问题有相关专业的研究与论述。具体到个人选择，这是每个人自己要回答的问题。就宗教而言，如何使信仰更纯粹；还有教主、教义、教职的关系问题；包括如何使宗教行为真正有效，乃至服务社会，促使民族凝聚、人民团结、共同进步，这些就是当今教职人员所要面对的问题了。

如今要系统并完整了解佛教，通过任何一部专著，都是无法完成的。只能跨越历史与思想之专业，并找出系统与逻辑来，作通盘叙述。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天佑佛学课》的初衷了。通过历史地理、佛教诞生、佛教传播、部派分歧、大乘思想、融入我国、走向未来等几个章节，大概阐述佛教的沿革过程，基本将佛教的真实样貌介绍清楚了。如今已完成初稿，希望尽快与大家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