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面对“异化”的现实，渴望着一种完全合理的、真正有法度的世界，而他自己也成为这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温暖的家庭，美满的婚姻，参与社会生活，摆脱不称心的职业，创作上达到“至高的艺术境界”……然而这一切没有一件如愿以偿，而且越到晚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越大（即所谓“外部时钟”、“内部时钟”走得越来越“不一致”）。
对于卡夫卡来说，渴望不能实现的望洋兴叹，这是比恐惧还要恐惧的事情。
在一封信里，当他谈及“恐惧蔓延一切方面”的时候，他特别指出：当然，这种恐惧也许不仅仅是恐惧本身，而且也是对某些事物的渴望，这些事物比一切引起恐惧的因素还要可怕。
卡夫卡对于行动的目的从来是悲观的，所谓“目的虽有，道路却无”那段众所周知的名言就是他这种信念的最好概括。
因此他对任何道路都抱怀疑态 度，时有“误入歧途”之虞：……因为道路漫长，人们经常误入歧途，心中甚至经常产生恐惧感，无须逼迫和引诱就想往回跑了。
无怪乎他在别的场合也说到过，他有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一种从根本上说来使我自己感觉到可笑和羞耻的恐惧）。
”卡夫卡这种宿命论的悲观情绪从小就开始了。这应归咎于他的家庭环境，同时与他自己的“独特性”也分不开。
1911 年，已经 28 岁的卡夫卡仍念念不忘地日记里追忆着一件童年时代的往事：他的家人把他的一篇作文拿给叔父看，叔父看后淡淡地说了一句：“一般得很。”
这给了卡夫卡极大的刺激，他觉得这对他的一生都作了“判决”，并“被一脚踢出了这个社会”。
但我实际上被一脚踢出这个社会 了。叔叔的判断在我心中不断响起，我觉得几乎具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使我得以在家庭感情内部也看到我们的世界那寒冷的空间……。
卡夫卡成长的家庭、民族和社会环境前面已有所涉及，这些对于造成卡夫卡的恐惧心理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晚年那封《致父亲的信》对于“专制有如暴君”的父亲所实行的家长制统治，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扭曲和创伤。
单就父亲那咄咄逼人的强悍与魁梧的体魄就足以使他自卑与敬畏交织不已了。
小时候，一次与父亲在游泳更衣室里脱衣后的两个形体的互相对照，那种“小巫见大巫”的感觉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我又瘦、又弱、又憔悴；你又宽、又大、又强壮。
卡夫卡是一个不接受习俗中的伦理观念的支配，而要求个性充分独立的现代 人，他没有从血统中去寻找强大的支撑，相反，父亲越是坚强有力，他反而越加感到自己受到的威胁。
因为他认为一强一弱的对比，是新旧力量在两个个体生命上的体现。
受歧视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地位，卡夫卡“始终”视之为压抑他生命力勃发的一种“危险”力量。
晚年在致密伦娜的大量信件中，他一再提醒对方不要忘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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