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怀帝时期的洛阳

我们看当时的势力分布，洛阳以北，匈奴刘渊占据了并州大部，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只能困守晋阳。洛阳之东，石勒、王弥肆虐，与晋朝的征东大将军苟晞互有胜负。洛阳以西的关中，洛阳以南的荆州，由于洛阳的保护，尚未被胡人染指（当然，盗匪很多，小的动乱还是不断）。洛阳本部，有司马越统兵坐镇，也能震慑不时来犯的刘聪、石勒联军。
彼时，洛阳依然是晋朝的中枢，只要洛阳不倒，关中、南方就能保住，即使并冀青兖诸州饱受胡人铁蹄践踏，有了洛阳的援应，亦能勉力维持，不致完全沦陷。但洛阳一旦陷落，中央既失，地方上的局面就难以维持，容易被各个击破。所以我们看到，洛阳陷落仅两月，关中、青兖相继失守。

永嘉四年年末，洛阳发生饥荒，死者盈路，司马越传檄天下，诸镇无人来援，越不得已，引兵出外就食。晋怀帝又惊又喜，惊的是司马越带走大军，洛阳全不设防。喜的是少了司马越的钳制，得以自由。最后，喜的心理占据上风，怀帝决心讨伐司马越，他心中打算倚靠的正是与司马越有矛盾的征东大将军苟晞。然而，之后的事态表明，值此国家危亡之际，司马越纵不能力挽狂澜，却仍是维持残局的不二人选。越既死，其大军全灭，晋朝失去了在北方的最后一支有生力量，彼时的司马睿尚未成气候，则此后的黄河流域完全进入诸胡争霸的时代。

桓温与洛阳

永和三年（347年），桓温平蜀。
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
永和12年（公元356年），桓温二次北伐，收复洛阳，置陵令，表请迁都。
隆和元年（公元362年），前燕攻洛阳，冠军将军陈祐告急，桓温派竟陵太守邓遐率3000人支援，上表再请迁都。朝廷改授温并、司、冀三州，桓温推辞不受。
公元363-364年间，桓温进驻合肥，朝廷加授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赐其羽葆鼓吹一部。随后，又进封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召其入朝参政。
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前燕再攻洛阳，陈祐弃守，沈劲死节。
太和三年（368年），桓温获加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
369年，桓温兼并徐兖，并开始第三次北伐。

桓温心迹

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
路过王敦墓，说:“可人，可人”。早年，有人将其比作王敦，桓温那时可是刘琨的粉丝，还“意甚不平”呢。
洛阳北面是前燕京畿河北，东面是河北侧翼山东，洛阳西面是前秦京畿关中，可谓三面受敌，西面和北面都是对方京畿，重兵所聚，把都城迁到这里，是想干什么？刘曜石勒攻破洛阳的时候，西面关中和东面山东都还控制在晋朝手中，这样洛阳都守不住。
桓温真想迁都洛阳，就应该亲自坐镇洛阳，经营好河北、关中和山东，而不是打发其他人驻守洛阳，自己撤回江陵。洛阳三面受敌，难以防守，桓温打发其他人去守，用意已经非常明显，打击对手的实力。就像桓温打着北伐旗号，迫使朝廷不得不派殷浩北伐，然后殷浩兵败淮南，损失惨重，被桓温借机废掉。桓温故技重施，但是孙绰立刻回应让桓温亲自坐镇洛阳，桓温就不说话了。

沈劲与沈充

晋书说沈劲“劲少有节操，哀父死于非义，志欲立勋以雪先耻”。

沈充其人

王敦两次犯阙，沈充都有参与。第一次王敦起兵诛刘隗，沈充在吴兴聚众响应。第二次王敦将死，欲行最后一搏，钱凤与沈充又是主要推动者。甚至在晋明帝遣沈充同乡沈祯游说沈充反正，并许以司空之位时，充仍冥顽不灵，决心跟着王敦一条道走到黑，所谓怙恶不悛，沈充之谓也。
但上述观点仅是道德上的评价，沈充之所以如此，还可以从更深层次找原因，我想到的两点:
一是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的矛盾，二是沈充错误估计了二次犯阙的形势。

沈劲之死的意义

沈劲之死，如洛阳之收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若无父耻在前，沈劲大可如陈佑一般弃城而走，避免白白牺牲。

参考

《晋书》
帝纪五
列传59 忠义传
列传68 王敦桓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