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哲学就使用这一名词时所含的意义而言是指由奥古斯丁到文艺复兴时期为止支配着欧洲思想的哲学。在这10个世纪期间的前后，曾经有过属于同一种的学派的哲学家，在奥古斯丁以前有过早期的教父，其中突出的是欧里根，文艺复兴以后则有许多哲学家包括现在墨守某种中世纪体系，特别是托马斯.阿奎纳体系的所有正统天主教的哲学老师，然而只有在奥古斯丁至文艺复兴期间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才与建立并完成天主教思想的综合体系有关。在奥古斯丁以前的基督教世纪里斯多葛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在哲学的才能方面使教育部门相形见绌，文艺复兴以后，甚至在正统天主教教徒当中，也没有一个卓越的哲学家来继承经验学派或奥古斯丁的传统。
我们将要涉及的这一时期，不仅在哲学方面，既在其他方面也和其前后的各个时代有所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一项就是教会的权力在中世纪期间即大约公元400年起到公元1400年为止，教会是哲学信念与社会的政治的事物较前后时期阶层更为密切的联系，教会是一个建立在一种教育的社会组织，这种教育一部分是哲学的，另一部分则与生死有关。教会借着教义获得了权力和财富，世俗的统治者虽然往往和教会发生冲突，但他们却失败了，因为大多数人其中包括世俗统治者本身的绝大部分都深信天主教的真理，当时教会必须和罗马与日耳曼的传统做斗争，罗马的传统在意大利是根深蒂固的，特别在法律家当中日漫的传统，则在入侵后兴起的封建贵族中最为得势，然而经过了数世纪之后这些传统，却没有一个显示出足够的力量来向教会进行一次成功的反抗，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传统并没有在任何适当的哲学中体现出来。
当论及中世纪的时候是无法避免片面性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一时期里对当代精神生活有所贡献的人都是些僧侣。中世纪的世俗中人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过程相当缓慢，然而他们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盲目的，在中世纪后期产生了一种与教会文学迥乎不同的重要世俗文学，这种文学在一部通史中比在哲学思想史中需要加以更多的考察，在但丁以前，我们还未发现一个充分具有当代宗教哲学知识的世俗人从事写作，一直到14世纪为止，教士们名副其实的垄断了哲学。所以哲学是从教会的立场写出来的，因此我们若不先就教会制度的成长，尤其是教皇制的成长，做一比较广泛的叙述，那么我们就事先无法理解中世纪思想。
中世世界与古代世界对比之下，是具有不同形式的二元对立的特征的，有僧侣与世俗人的二元对立，拉丁与条顿的二元对立，天国与地上王国的二元对立，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教皇与皇帝的二元对立中表现出来。拉丁与条顿的二元对立是满族入侵的结果，其他的二元对立只有较为悠久的来源，中世纪僧俗的关系可以以撒母耳与扫罗的关系为范例，在阿里乌斯教派或半阿里乌斯教派帝王统治的时期里，产生了僧侣至上的要求，天国与地上亡国之间的二元对立见于新约全书，但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上帝之城》一书中系统化了，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这一理论曾被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强调，它不但在圣保罗的说教中占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支配了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的基督教禁欲主义。
天主教哲学被黑暗时代划分为两个时期，在这个时代里，西欧的精神活动几乎绝迹，自从君士但丁改宗到鲍依修斯逝世为止，无论作为一个事实或作为不久以前的一项回忆，罗马帝国依然支配着基督教哲学家的思想。蛮族在这一时期里仅仅被认为是一种讨厌的东西，而不被看作基督教世界中的一个独立部分，这时仍然存在着一个文明社会，其中富有者，人人都能读书写字，因此一个哲学家除了必须投和僧侣的心意，还必须投和俗人的心意。在这个时期与黑暗时代之间记载公元六世纪末叶出现了大格雷高里，他虽然把自己当作拜占庭皇帝的丞相，但在对待满足国王的态度上却非常骄傲，在他以后，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僧俗间的分离越发显著了。世俗贵族创造了封建制度，这种制度稍微稳定了当代的慌乱局面，僧侣们宣扬基督教的谦卑，但只有下层阶级的人将其付诸实践，异教的人骄傲体现在决斗、通过战斗进行裁判、比武以及个人报仇等方面，所有这一切虽为教会所憎恶，但却无法阻止。自11世纪起，教会才千辛万苦的从封建贵族之中获得解放，而这一解放也正是欧洲摆脱黑暗时代的原因之一。
天主教哲学最初的伟大阶段，由圣奥古斯丁占统治地位，但在异教徒当中则由柏拉图占统治地位。第二阶段以圣托马斯.阿奎那为高峰，对他和他的继承者来说，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柏拉图，然而《上帝之城》中的二元论却完整的延续下来，罗马教会代表天城，而哲学家们在政治上则是维护教会的利益的。
哲学所关心的是保卫信仰，并借助理性来和伊斯兰教徒这样一些不相信基督教启示的确定性的人展开争辩。哲学家们借助理性去反击批评，不仅是以神学家的身份，而且是以旨在吸引任何教育信奉者的思想体系的发明家的身份。归根结底，诉诸理性也许是一种错误，然而在13世纪时，这却似乎是卓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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