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 ——《矛盾论》
天越来越热，杨志却一反常理，不拣早凉时上路，偏生赶在日中时趱行，这自然让身挑重担的众军汉吃尽苦头。而杨志又粗暴蛮横，浑不体恤下情，绝无半点沟通，只管发号施令，我行我素。禁军们但有不满，便动辄打骂。
如此待人，军汉们岂能不心生怨隙？群众基础自然开始动摇。但众军汉起先也只是畏服于杨志的高压手段，敢怒而不敢言，还得顶着烈日继续赶路。
当真这般，此行倒也并无大碍。但仔细分析杨志一行的构成情况，可以料知其分崩离析势在必然。杨志是此行全权责任人，按理说其余人等都得以其马首是瞻，但实情却全非如此。
因为多了老都管和两个虞侯，杨志在行使权力时颇受掣肘。姑且不论老都管等人，是否确为梁中书安插在杨志身边的暗哨，单从杨志临行前的隐忧便可知，这一路上少不得会闹别拗。
金圣叹在评点这一回书时说：“夫一夫专制，可以将千军；两人牵羊，未有不僵于路者也。”后来的事实证明果不其然。
如果杨志善于玩弄权术，自会将老都管抬举起来，假老都管之口来行他之令。但是，杨志空有过人之勇，却全无用人之智。
他天真地将梁中书临行前的当面交待奉为令箭，一路上的行止安排，全凭自己行走江湖的经验自作主张，从不和老都管有半句商量征询。
从杨志自身来说，这一行的干系全在自己身上，他这么做理所当然。但从久侍权贵、狐假虎威的老奴才来说，杨志的所作所为便是做大，自然会“看他不得”。
情节的起始阶段，老都管尚能隐忍不发。当两个虞侯受了杨志的责辱向他投诉，众军汉受不住杨志的逼打向他叹苦，这个早就心怀不忿的老奴就忍不住跳出来干涉杨志的决定了。
奸滑的老奴说话行事既不替杨志出力，且能拉拢余众。不说早就跟他狼狈为奸的两个虞侯，就是众军汉也从他对杨志的掣肘中寻得了胆量，违抗、顶撞不断升级。
发展到后来，老都管更是干脆和杨志撕破脸皮，声色俱厉地斥责杨志是个“遭死的军人”，是得相公抬举的“芥菜子大小的官”，怎敢在他这个原先“太师府的奶公”，如今“相公家的都管”面前“恁地逞能”？
当这个跳梁小丑从幕后跳到台前的时候，杨志的领导权已告名存实亡，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杨志并非有勇无谋的莽夫，从他处处提防，时时谨慎可以看出。但他为什么就处理不好与手下这一行人的关系呢？这与他的遭遇不无关系。
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一心想报效朝廷，以博取封妻荫子，但误失花石纲后，又怒杀了牛二，吃了官司，被发配到大名府，被别有用心的梁中书利用，不仅免于刑罚，而且弄了个提辖的官儿，还得了梁中书“太师跟前重重保你”的许诺，这样已经失意的杨志重新找到了得志的希望。
所以，士为知己者死的心理下，他一心想要干好梁中书的托付，以图东山再起。却因此急功近利起来，做事全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至于手下理不理解、支不支持便全然不顾了。勇武之人必有粗鄙之处，这便导致了他最终被完全孤立的景况。
本文叙写的是围绕生辰纲双方之间的智斗。晁盖等人是劫取的一方，主攻；杨志一行则是护送的一方，主守。交战双方，要想取胜，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从杨志这方面来看，天时不利，地势不利，更失去了最重要的人和，其失败的结局不言而喻。而从晃盖这方面来看，甘冒杀头之罪做一场大买卖的他们定然团结一心，人和在握。对杨志不利的天时、地势则全是他们计策得以实施的有利凭靠。这样一来，二者之间的斗争结果已经毫无悬念。
护送方与劫取方之间本是斗争焦点，矛盾中心，作者却另辟蹊径，避重就轻。文章用了大量的篇幅写护送一方的行程作为，而矛盾对立面的夺纲一方，直到故事叙述过半才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出现。
按照传统小说花开两枝，各表一朵的写法，作者应该平均笔力，分别交待。反观本文，如果不是文末补叙，读者甚至不知道夺纲者谁，用计者何。真是：未见你来我往刀光剑影，不著死去活来尔虞我诈。谈笑间，胜负早分；刹那时，成败已定。
读后掩卷，不得不佩服作者独辟蹊径的匠心独运，他用最简省的笔墨揭示了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次要矛盾书之甚详，主要矛盾当略则略，读者却惟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先生妙笔，不得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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