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论齐侯卫侯胥命于蒲（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诗》非屡盟，其心一也。”敢试论之。
论齐僖公与卫宣公相互约定于蒲地
荀子曾经说过：“《春秋》里记载的是赞许国家之间相互约定，而不是歃血盟誓。而《诗经》里批判国君们的频繁结盟，其用心是一个道理。”我冒昧地尝试论述一下。
谨按《桓·三年》书“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说《春秋》者均曰近正。所谓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约言而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国之君，诚信协同，约言而会，可谓近古之正者已。
谨慎地按照《桓·三年》里记载“齐僖公与卫宣公相互约定于蒲地”这个事实，说明《春秋》的事情都说是接近正规的礼仪，所谓接近正规礼仪的事情，是指这些事接近古代的正规礼仪。古代的人以相互地约定作为诚信，慎重约言然后离去，从来没有歃血为盟这样的事情。今天两个国家的国君，诚信地协同合作，按照约言在蒲地相会，可算是接近古代的正规礼仪了。
何以言之？《春秋》之时，诸侯竞骛，争夺日寻，拂违王命，糜烂生聚，前日之和好，后日之战攻，曾何正之尚也。观二国之君胥命于蒲，自时厥后，不相侵伐，岂与夫前日之和好、后日之战攻者班也，故圣人于《春秋》止一书胥命而已。荀卿谓之善者，取诸此也。
为什么这样说呢？《春秋》记载的时期，诸侯们竞相地发展，为争夺而战连日不绝，抵抗违背天子的命令，浪费败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前天还是和好，后天就开战攻打，哪有曾有什么接近正规礼仪的风尚呢？看到两国的国君在蒲地相互约定，自从那个时候之后，不再相互侵略和攻伐，这岂不是与前天还是和好，后天就开战攻打的情况一样吗？所以圣人在《春秋》书里只一次书写了相互的约定就没有了。荀子称这个事情是可以赞许的依据，大概都是来自于这里吧。
然则齐也，卫也，圣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讥尔。曷讥尔？讥其非正也。《周礼》大宗伯掌六礼以诸侯见王为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觐、冬遇、时会、众同之法，言诸侯非此六礼，罔得逾境而出矣。不识齐、卫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觐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时会相命而出耶？众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觐、冬遇、时会、众同而出，则私相为会耳。私相为会，匹夫之举也。以匹夫之举，而谓之正，其可得乎？宜乎圣人大一王之法而诛之也。然而圣人之意，岂独诛齐、卫之君而已哉，所以正万世也。荀卿不原圣人书经之法，而徒信传者之说，以谓“《春秋》善胥命”，失之远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之贤者，固亦鲜矣，奚待于齐、卫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则奸人得以劝也，未尝闻圣人作《春秋》而劝奸人也。
然而，对于齐国也好、卫国也好，圣人是果真是赞许他们吗？可以说，不是赞许的，而是一直讥讽的。讥讽他们什么呢？是讥讽他们不是正规的礼仪啊。《周礼》中记载大宗伯掌管六种礼仪以用来诸侯拜见天子并形成文字规定，并且有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特殊时期、大众共同遵守的等不同的礼法，并规定各诸侯没有行使这六种礼仪，是不得越境而出的。不知道齐、卫的国君在蒲地会见，是以春朝的礼仪规定相互誓言才出发呢？是以夏宗的礼仪规定相互誓言才出发呢？或者是以秋觐的礼仪规定相互誓言才出发呢？是以冬遇的礼仪规定相互誓言才出发呢？或者是以特殊是以春朝的礼仪规定相互誓言才出发呢？还是以大众共同遵守的礼仪规定相互誓言才出发呢？不是按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特殊时期、大众共同遵守的礼仪而出发，是属于私下相会啊。凡是私下相会，是属于平民百姓的举动啊。把平民百姓的举动，称之为正规的礼仪，这样做可以吗？当然圣人会对任何超过一个君王的礼法都是谴责的，然而圣人的心意，岂是单单谴责齐国、卫国的国君就算达到目的呢？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给后代万世留下正规的礼仪啊。荀子不去探究圣人著经立典的根本法则，而贸然相信传言的理论，对于“《春秋》真这本书是赞许相互誓言”的理解，错误的已经很远了。并且《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中出现的圣贤，本来已经很少了，怎么会那样对待齐国、卫国的国君而赞许他们的相互誓言呢？要是相信这样的话，那么世上的奸人就可以劝化了，从来没听说过圣人著《春秋》是为了劝化奸人的。
读后诗曰：
春秋周礼渐衰微，前日盟言后日违。
古者不盟讥失信，荀卿之论理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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