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张宏杰

                      壹

          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实为证：

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人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况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岁多。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35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35岁的平均寿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新生儿死亡率。如果除掉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57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57减去39，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18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18位皇帝，平均寿命44岁多。明代16位皇帝，平均寿命42岁多。在明代16位皇帝中，只有5位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11位皇帝皆低于均龄。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活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较常人高出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数不胜数。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后废帝刘昱凶暴异常。他们的行为无疑应该属于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患的是躁郁症：或者数日不食，或者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在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魂说话。他上朝时喜怒无常，动辄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将其打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被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

　　还有人食欲异常。比如宋明帝刘彧习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精神紧张。

　　与这些变态行为相比，北齐后主高纬爱当乞丐，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明代万历皇帝20多年不上朝，洪武皇帝滥杀功臣，嘉靖皇帝偏执，天启皇帝沉溺于木匠活儿，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

　　第四，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由于做皇帝挑战性过大，因此他们在工作中要体会成就感最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部分皇帝是在这个位子上“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

                      贰

　权力过于巨大，是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人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窥视、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使皇帝们神经常年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

　　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人的《皇明祖训》中，就鲜明地表现出这种过度戒备心理。他说，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国必不失……把每天都要当成是在战场上一样，白天注意观察周围人的言语举动，晚上要严密巡查，搞好宫内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见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谓有备无患也。即使有机密之事要与亲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也不能令护卫们退得过远，最多十丈，不可再远……兵器、甲胄不离左右，更要选择数匹良马，置于宫门及各处城门，鞍鞯俱全，以防意外……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为了保证自己对权力的独占，皇帝们一再地粉碎对皇权的威胁和挑战，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在皇权体制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那些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个都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规定自己每天必须看完120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明太祖御制全集》）。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九月的八天之内，他阅读奏折1660件，处理国事3391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他在位13年，写出了1000多万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现象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使人不胜其劳。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孙子，优游度日。皇帝们就没有这样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给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苍梧时，禹帝直到死于会稽那一天，都没有享受过安宁的生活。当了皇帝，就没有退路，怎么敢奢想安逸！

                        叁

除了劳累之外，皇帝的生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刻板。

　　本来，世俗权力的巨大，已经令皇帝们精疲力竭，可是传统文化对皇帝的要求还不止于此。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既然皇帝是天生圣人，是万民的老师，那么一举一动就应该体察天道，遵守礼仪，有章有法，完美无瑕，为天下众人之表率，以达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历代相积，形成了一套建立在“礼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则，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钟无不处于规矩之中。

　　我们以清代为例，观察一下皇帝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套子当中。清代祖制，每天早上5点左右，皇帝就必须起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是着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着自己喜好来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时辰，皮、棉、夹、单、纱的各种质地以及式样、颜色、规格、纹饰，都有严格的规定。

　　梳洗完毕，首先要做的事是读“实录”一卷，也就是说，要学习祖先的光辉事迹，背诵祖先的教导。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要求……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回宫。

　　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饭时间。根据《国朝宫史》记载，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两点时吃晚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2点30分到5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7点到9点皇帝要祀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觉。

　　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如此。

　　那些精明的定制之君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

　　在传统中国，人们往往把物质享受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把无条件地顺从、宠爱作为对待皇子的不变态度。皇子们一生下来，就处于太监奴仆众星捧月的包围之下。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位继承人，很容易出现种种心理和性格问题，最常见的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

        这极容易导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国家对皇子们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严。一出自己的后宫，即处于种种森严的规矩包围之下。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们的人格分裂，形成种种心理隐患。许多天赋不凡的孩子，都被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所毁坏，比如那个两岁时就被康熙立为太子的胤礽，本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仪表不凡，可是，由于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的性格严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现得举止大方，处事有法；皇帝一转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赋性奢侈，大手大脚，索求无度；他骄横暴虐，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殴打郡王、贝勒、公爵；他胆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拦截外藩进贡的使臣，夺取进贡给皇帝的马匹，终于使康熙忍无可忍，不得不将其废掉。

　　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挑战性极强的政治重任，两者相遇，必然是一场悲剧。权力这副铠甲本来是为了保障皇帝们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数时候，皇帝们使出全力，也担负不住这具厚厚的铠甲，他们的生存因此就变成了权力重压下的挣扎，显得十分可怜。

　　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乐趣那么多，特别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经历的人生那么丰富，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一门心思赖在酒桌和床上？

　　道理其实很简单，这是一种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使他们无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责、自己的追求，使他们荒于政务、尽求享乐时，不能不产生深深的负罪感、无力感、自卑感。酒和色不过是他们的逃身之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