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是有寒暑假的，校方通知我，是不是可以在下个学期也就是1989年秋天给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开一门《社会学概论》课，这对我是职务范畴的工作，我当然同意。
这一年秋天，我觉得我应该静谧一段时间。
在青院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个图书馆，我每周都到那里精选10本书，利用这段时间的空闲，给自己猛充电。
八达公司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张经理“海边钓鱼”的方法，非常奏效，公司继续低调稳健运行。
那个《二十一世纪**改革发展白皮书》编辑部委员会就此搁浅，老张不知去向，此后这个临时性组织就销声匿迹了。
不知不觉1990年新年来到了。
很意外的是，另外一所学院的政法系，请我在新的学期给本科生开《社会学概论》这门课。
PR公共关系协会有很多会员，都是当时北京一些普通高校的骨干，他们仿佛事前商量好一般，突然间又有两个学院和我商议，请我客座讲《市场调查》这门课。
此外还有一个学校请我请《公共关系》这门课。
除了我的本职以外，我一共接受了4、5个学院的单科教学邀请。
不知道什么原因，市场调查、公共关系这些课程，成为当时很多学院的热门课，我恰恰又有过这方面的一些实操经历，加上在青院读了不少书，被“赶鸭子上架”，直接走上几个学院的讲台。
1990年上半年，我大概在六七个地方给学生上过课，最多的时候，一周达到13个学时，有时候一天就跑三个地方讲课，这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记得有一次几个同学在一起，有人开我的玩笑说我是“教书匠”，我觉得挺好，我的学生都是北京人，桃李满天下不敢说，但几个上课的地方算下来，“亲传弟子”就不下3、400人，这种感觉不错。
特别是在那个北京某经济管理学院，我开的是市场调查课，我按照北大在校的教学模式，建议校方把这门课设定为全校选修课，结果听课的学生接近200人。
我喜欢这种讲课方式。
讲课，我不怕听课的人多，人越多，我的准备就越精细，准备得越精细，效果就越好。
在大学，我最烦的一种讲课方式，就是照本宣科。一些老师似乎就是跑到教室给同学们念一遍教案或者教科书，下课转身就走，很不负责任。这种情况在北大有，在很多大学都有。
老师的工作，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了，是“传道授业解惑”，只要把这三项做好，才有“师道尊严”可谈。
我不追求什么“师道尊严”，我只是想把我的课给学生掰碎揉烂讲明白，尽可能达到学以致用。我的授课对象，他们将来不可能做什么理论研究工作，“实用”对他们更重要。
而且我本人也有一种体会，要想给学生掰碎揉烂讲明白，自己必须彻底明白，这对我就是要求，也逼得我去读书、去思考，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其实通过讲课，也是顺便给自己充电了。
接受客座讲课，收入还是不错的，当时一个课时大约30元上下，我一周差不多都在10个课时以上，最多的可以有13个课时，也就是一周我可以多赚280元左右，八达每个月还是给我130元固定工资，另外青院每个月大约还有100元的固定收入。这样，正常情况，我一个月稳稳当当拿到1000多元。
都是现金往来，出卖的是苦力。
后来我知道，很多年轻老师，都跑到外面讲课，当时比较受欢迎的是英语老师，像我这种人，属于大杂烩类型的十三不靠，也很好混，包括我在青院的很多同事，靠这种“海边钓鱼”的办法，钱不少赚。
经过这些事儿我明白，海边钓鱼确实滋味不错。
忽然想起那个FESCO，也就是通过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去找个外国公司驻京办工作，顶个洋买办的名字，一个月不过也就是1000多元，还累得臭死，受洋鬼子管教。
虽然讲课很忙，但通过备课，进一步丰富个人的知识储备，受益的首先是自己。不过我清楚，走上讲台，就是一个过渡，可以回避萧条，更可以让自己有个休养生息和充电的机会，很划算。
不过我还是想利用八达这个平台，干一个“大活儿”，打开一个新世界。
在档案调入青院以后，我和小莉结婚了。
那时候的结婚手续比现在复杂，需要户口本、单位介绍信和体检证明，不过我们当时的正式身份，都很普通，不是特殊行业或者国家的涉密部门，所以没有政审。
在领取结婚证之前，还要看一个电视录像片，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差一点笑喷了，因为我想起好多年以前“1261”医院张静护士给我讲的那个故事，难道到了1989年，社会已经如此开放，为什么还要进行这么低级的生理卫生教育？
电视录像片其实就是一个计划生育教育片，我自己想多了；另外，关于体检，我忘了都查什么，不过感觉好像都是走过场，中国人走过场的本事一贯值得点赞。
先前那点事儿第三部 40
1990年，我在青院的课堂讲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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