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大街上的爱情

一、大街上的爱情

从敦煌回来，我不再为《大众电影》写稿，准备避开世俗的纷扰，在宋庄的小院子里安心写小说了。并暗暗发誓：徐汇之后，不会再爱了。

宋庄的平房里没有装网线，查阅资料需要去网吧。有一天，我在网吧查资料，遇到了机器故障，便喊网管过来处理。不远处有个小伙子在看我，我转头看过去，和那人对视了一下，没有在意。网管帮我修好了机子，我上了一会儿网，便结账离开。

走出网吧后，感觉身后有人跟出来，我打开自行车的锁，准备离开。

“你好。”身后的人开始了搭讪。

我回头看去，正是网吧里看我的那个小伙子。他二十多岁的样子，高高的个头，瘦脸长发，有着艺术青年的帅气，看上去很阳光。我细细打量，我看到他表情里又有一丝忧郁。小伙子又开口说：“你好，能认识一下吗？”

 “你想干嘛？”我警觉地问。

“想认识一下你。” 他说。

“我不想认识你。”我说罢，推着自行车向路边走。小伙子跟着，契而不舍。

“你也住宋庄吗？”

 “不告诉你。”

 “留个电话可以吗？”

“要我电话想干什么？” 。

“约你吃个饭。”

“你是坏人吧？”

“我不是，我不是坏人。”

 小伙子站在两米开外的距离，一点没有放弃的意思，他说：“我叫刘周，住在宋庄，我们认识一下吧。”

刘周的脸上呈现着年轻人的稚气，我料定他不是坏人，于是不再罗嗦，给他留了电话，骑车离去。转身我就后悔了——干嘛要把电话给一个陌生人呢？转念一想：如果他给我打电话，我不理睬就是了。

过了几天，刘周给我打电话来，约我吃饭，我说没空。又过了几天，他又给我打电话，再次约我吃饭，我正好无聊着，便答应赴约。

我们约在了网吧旁边的饺子馆，餐桌上，他不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自信了，笑起来一口整齐的白牙，甚至有点腼腆，他说刚搬到宋庄来不久，想多认识几个朋友。

刘周比我小15岁，我对他没有任何别的想法，甚至也没有交朋友的想法，只是打发时间而已。我们饭后抽烟，发现烟盒里只剩下一根，我毫不犹豫地把唯一的一根烟掰成两段，递给他一半，我抽另一半。他后来说，我当时这个豪放的动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我是个敞亮人。

第一次吃过饭后，没过几天，他又约我吃饭，我说到我这里一起做饭吃吧。我并不是会做饭的人，就随便弄了几个菜，这样一顿晚餐，让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爱情就像龙卷风，来的突然又热烈。我把写小说的计划抛在脑后，每天和刘周一起听欧美的金属乐，或者骑着单车，在宋庄周围的农田和小树林里闲逛。

刘周是个音乐青年，弹得一手的好吉他，后来又练起了小提琴和大提琴，经常在夏日的午后，光着膀子在屋子里拉琴。他很有音乐天赋，什么乐器到他手里，都会很快被他驯服。音乐之外，他还是个足球迷，在足球场上，他似一头勇猛的野兽，在我的面前，则是一只乖猫咪。

刘周虽然比我小15岁，可他是狮子座，很有王者风范。走到哪里都想让人知道我是他的女人，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竟然成了他炫耀的资本。他对感情有控制欲，最爱问的话是“想我了吗？”而我每次都投其所好地回答“想。”后来他反反复复地问，我反反复复地答。终于有一次，我想整蛊他一下，待他开口问：“想我了吗？”

“没有。”我说。

“我不信！”他说。

刘周的自信让我折服，也深深感染着我，让我也渐渐自信起来。

刘周喜欢给我送花，就算买不到玫瑰，他也会在路边或者野地里给我采野花。每每收到他的花，我都被他的浪漫陶醉。

宋庄的北边有一大片草坪，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到黄昏时分，我和刘周骑车到草坪上，坐看日落彩霞，享受着简单而惬意的田园生活。

在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里，我们并不协调。他是男方人，我是北方人，他爱吃肉，我爱吃菜，他脾气直率，我性格倔强……我们在磕磕碰碰中相恋着。

因为谈恋爱，我和闺蜜罗敷渐渐疏于来往了，有一次她联系到了我，到宋庄看望我。当我带着刘周一起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感慨地说：“只要你消失，我就猜到是谈恋爱去了。”

是的，我是一个重色轻友的人，不但忽略了朋友，也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方向，至于不会再爱的誓言，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二、“父母皆祸害”

刘周有一张灿烂的笑脸，在不笑的时候，眉宇间有一丝淡淡的的忧郁，我一直想探究这一丝不容易被人察觉忧郁源自何处，在我们同居之后，我找到了答案。

刘周有一个黑色的童年，父亲是个酒鬼，经常打老婆打孩子。刘周的妈妈忍受不了家庭暴力，上吊身亡，那一年，他刚一岁。刘周的幼年是跟着阿婆生活的，阿婆去世后，他和哥哥相依为命，酒鬼父亲又前后娶过两任老婆，后来都被他打跑了。

酒鬼父亲经常晚上出去喝酒，夜里带着浑身的酒气回来，两个熟睡的儿子被他从被窝里拽起来，他抽出皮带，毫无缘由地毒打孩子。刘周七八岁的时候，晚上每每听到酒鬼回来的脚步声，他和哥哥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有句俗话“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这话简直就是酒鬼的日常写照。两个儿子长大了一些，成了小伙子之后，酒鬼打不过儿子了，收敛了很多。

刘周说，如果他不是爱上了音乐，他会成为父亲那样的坏人。他在青春期接触了摇滚乐，经常躲在储藏间里练琴，有一次父亲踢开门，想要揍他，看到儿子蔑视的眼神，酒鬼犹豫了一下，转身离去。

听着刘周诉说他早年的遭遇，我不停地流泪，心里对他父亲的恨意和刘周一样强烈。我恨不得见到那个酒鬼，替幼年的刘周的抽他两个耳光。

我向刘周诉说了我父亲的冷暴力，虽然没有遭遇肉体的毒打，可我敏感的神经，让我体会到了精神上的创伤。刘周和我一起恨我的父亲，我和他一起恨他的父亲。我们成了两个相依为命的孤儿，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并且彼此约定：永远不和家里联系。

我和刘周不仅有同样的仇恨和悲伤，在婚育观上，我们也是同路人——都不想要婚姻和孩子。

多年以来，我会重复做一个恶梦：梦里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子，浑身流着有毒的血液，挂着一张死人的脸，在空无一人的村子里追赶我。我总是无处躲藏，在马上被抓住的那一刻惊醒……荣格说，每个人的第一场人生灾难都来自家庭。是的，恶梦是我人生的第一场灾难，源自三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

记得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去赵毛陶公社看盒子灯，刚一出村，就被母亲抓回来。她把我放在院子里，开始劈头盖脸的吼叫，我不记得她咒骂的话语，只记得那种恐惧。母亲好像是骂我穿的太少，当时我好像是光着屁股。

母亲一边咒骂一边恐吓，我吓得不停地说：“我错了，我再也不去看盒子灯了。”

我的态度让母亲很得意，在我长大以后，她经常向我炫耀当时制伏我的这一幕，我认错的话也是她转述给我的，还感慨道：“你那么小，就能说那么完整的长句子。”

三岁的我，光着屁股站在黑黢黢的院子里，被恐惧包围着，母亲的咒骂充满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继续认错哀求：“我再也不看盒子灯了。”

母亲并不罢休，把我叫进屋子里，贴着我的耳朵描绘恐怖的一幕。她说，如果我去看盒子灯，会在路上遇到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子，浑身流着有毒的血液，挂着一张死人的脸，疯子将在那天夜里，抓要去看盒子灯的孩子们，第一个先来抓我。

这一次的恐惧进入了我的潜意识，当天夜里，母亲描述的这个疯子就来梦里抓我了，吓得我从梦里哭喊着惊醒。困倦的母亲让我闭上眼睡觉，说如果不睡觉，窗户外面有一只野狼，正在等着吃我。

盒子灯事件后的三十多年里，同一个疯子，同一只野狼，反复进入我的梦中。每当我工作和生活压力大的时候，疯子就到梦里折磨我，而每每醒来，我会为三岁的自己所承受的惧感而嚎啕。无数个夜里，无数次的嚎啕，我好想穿越回去，抱抱院子里幼小的自己，也想穿越到投胎的路上，拦住自己。

我和刘周同居之后，这个恶梦没有再惊扰我。刘周是唯一和我有着同样悲伤的人，我们都缺爱，都没有安全感。我是天蝎，爱的冷静深沉，深入骨髓；他是狮子，爱的明朗火热，热到把我燃烧。我们是两个有性格缺陷的人，遇在一起得到了拼凑和互补，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刘周喜欢耍宝，经常逗的我咯咯地笑个不停。他小时候，阿婆哄他睡觉的时候，经常说起几句温柔的方言。刘周把那几句方言教给了我，我就经常在他睡觉的时候，模仿他阿婆的音调，哄他入眠，因为我说的不够标准，他经常闭着眼睛笑喷。

刘周高中毕业后就离开家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去，他的第一代身份证已经过期，但因为不想见到父亲，一直没有回去更新身份证。我瞒着刘周，打电话到他家乡的派出所，问及更新身份证的条件，工作人员告知说，更新身份证必须提供家里的户口本。可是，刘周不愿意和他父亲交往，所以他的身份证就一直没有更新。

对于我和刘周这类人，更新身份证是我们内心永远的痛。记得我回家办证的时候，是硬着头皮回去的，幸亏我的姐妹兄弟们多，不用我单独与父母相对。我多年不和家人联系，最想念的是姐姐们，但是刘周不同意我和任何家人联系，所以我就不联系。在亲情这件事上，我不能背叛他。

豆瓣有个小组叫“父母皆祸害”，在认识刘周之前，当我梦见父母感到恐惧的时候，就进到小组打开那些命苦者的文章，体验一下抱团取暖的感觉，知道自己不是这世上唯一缺爱的孩子。刘周的内心比我强大，他不需要这些安慰就能积极主动地获得快乐，他对我的主动追求就是一个例子。

在“父母皆祸害”小组里，我想抱抱每一个苦命人，也想抱抱那些父母们，他们是怎样长大的？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干了什么？后来，我加入了“父母皆祸害”小组，这很讽刺——我是被父母祸害的人，也是祸害孩子的人。

我和我父母以及刘周的父亲都是祸害，不同的是：他们不承认自己是祸害，甚至为赐予孩子生命索取孩子的感恩；我则承认自己的罪孽。

宝贝，我是你血缘上的母亲，我是祸害本身，对不起，我是有罪的！

 

 三、认识愤青

 

2005年4月9日，很多愤怒青年聚集在北京中关村海龙商厦门前，举行“抵制日货”反日大游行活动。各个二三线城市也展开了反日游行，规模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出现了砸车伤人事件。媒体朋友向我约稿，就极端的“爱国”现象谈谈看法，于是我写就了一篇名为《认识愤青》的文章，结果未被采用，我便以“三表姐”的笔名发布在网络里——

春天是流行病毒的活跃期，虽然今年没有闹SARS，也没有闹禽流感，然而，有一种社会病毒却猛烈传播开来——闹愤青。常听到朋友之间这样互相邀请：走，上街看愤青去！ 

愤青，顾名思义即愤怒青年。愤怒是他们的明显特征。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培养不同的愤青，换句话说，愤青是与时俱进的。文革时期，愤青以造反有理的红卫兵面目出现，80年代受西方摇滚文化的影响，那些挎吉他留长发的青年看上去都挺愤怒，再后来，那些满脸铆钉浑身佩挂狗链顶着鸡冠子头的朋克青年的愤怒更是一目了然。而时下，“愤青”这个词需要重新定义了，他们不带红袖箍也不玩摇滚，他们有更为气派的思想装备——“爱国主义”。

虽则身披“爱国”外衣，流露的却是狭隘民族主义分子的本性。反美仇日是时下愤青的主要任务。“愚蠢”已经成了愤青的代名词，而且人数众多。有人固执地认为中国人口应该有18亿，理由是：如果愤青也算的话，那5亿生猪存栏也应该包括在内。所以，如果现在说一个人是愤青，那和骂人是一样的性质。

和纳粹党一样，行动也是中国愤青的准则之一。他们上街抵制日货，上网喊杀喊打，去麦当劳捣乱，或拎着砖头和油漆直奔使馆区。中国愤青数量之众，声势之大，已名震国际舆论，西方媒体把中国愤青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者”。

然而，我们平常很难发现他们，愤青不在脑门子上刻着“愤怒”二字。起码可以肯定的是：山东那位被老板打断腿的民工从河南爬行千里回家，沿途没遇到一个愤青；近期在衡水发生的一起强奸案现场，围观的四十多条汉子里也没有一个愤怒者；每次一矿难死人，也没有见愤青站出来。

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由此推断：愤青是一种群体现象。他们不关注自己身边个体的尊严与苦难，只在乎诸如“国家”“民族”这些抽象概念。他们放眼世界，只寻找国家的敌人。想让他们跳出来，别提什么“腐败”，只消说“日本人来我国嫖娼”了，麻木的男人立刻都变成了愤青，其中不乏是从洗头房里刚提起裤子。他们愤怒的不是针对妓女同胞的生存困境，而是因为中国妓女只能我们自己嫖，不许你日本人嫖。愤青的每一次愤怒发作，都是因为民族自尊心受伤了。

愤青是一种社会疾病，症状之一就是“受害妄想狂”。在他们看来，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亡我之心不死”。在网上发帖，他们习惯在前面加一句“是中国人都要看”；在称呼日本时前边加一个“小”字；称呼美国时后边加一个“佬”字。他们叫嚣“中国可以说不”、“中国24小时就能把日本搞定”，他们喜欢提汉唐盛世，喜欢提四大发明。即使国家每赠送出一只大熊猫，都能给愤青提供一种莫名其妙的民族优越感。

和老前辈“义和团”一样，愤青虽然不敢“灭洋”但骨子里排外，尤其抵制西方自由思想。讽刺的是，当中国实行了经济的自由化刚刚解决了温饱，愤青们又忙着鼓吹“小康”了，“盛世”了，于是有了“一览群山小”的良好感觉。 愤青是一种歇斯底里症的群体性发作。虽然也有砸汉奸墓这样的个体显现，但绝大多数愤青掩藏在群体里以求安全感。

群体是不会思考的，是非理性的，是不负责任的。像足球流氓一样，一个人是耍不起来的，只有群体性事件才能显露其流氓本色；也像政治流氓一样，四个人（“四人帮”）是耍不起来的，只有全国人民的参与才会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国家性群氓事件。

愤青的构成主要是无知青年，年龄段约在17——30岁之间，其症状一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大脑的发育而自行痊愈。但是，也有的愤青能把这种症状延长到更年期，直至恶化为“职业愤青”，或曰“官方愤青”。

这些愤青都有体面的社会的地位，他们有的作为主持人和记者奋斗在新闻战线上，为萨达姆、拉登之流敲边鼓；有的作为学者著书立说，把读者诱入历史的鼓囊；还有的在大学里充当讲师和教授，承担着对下一代的“仇恨教育”。今天的大学校园沦为愤青大本营，就与这些授业解惑者不无干系。更有形形色色的“职业愤青”，在各自的岗位上以培养煽动民族情绪为己任，他们操纵媒体，把握导向，是社会思潮的中坚力量，其危害与那些上街砸玻璃的愤青小喽罗们无法比拟。

校园内外，愤青无处不在，你若想立马见识一个活标本，只需把视线投注身边，在与亲戚朋友的家常闲谈中扯一扯TW问题，或美国问题。前提是你要与主流观点持相反或中立的态度。若对方碍于情面沉得住气，那你就再扔出日本问题，这是愤青的涵养底线。

一般来讲，三个问题基本能暴露对方的愤青身份。当然，这种试探是有风险的，你得承受他们砸在你头上的“卖国”“洋奴”“汉奸”这些大帽子，因为在愤青看来，他们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是正义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