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土地命名简单明了，一听就懂。村子西边的土地就叫村西地，存在北面的土地就要村北地，还有村南地和村东地。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村东的地太大‘太辽阔，于是就进行了细分。靠近以前农村合作社时期的大型修理厂的地就要大修厂，靠近焦炭厂的地就要焦炭厂。村西的地以前不多，就没有再细分了。
不过现在午河的水断了，村西午河的上游两条河的交叉处多出来一片可以进出农具的地，村里决定按照人头把这块地分了，也就是分地。这年是1990年，王良鲲五岁；五岁的孩子一般不记事儿，但是王良鲲记事儿特别早，每次他把小时候记得的事情讲出来，他的祖母总是觉得那是自己告诉王良鲲的，并不是他自己记得的；王良鲲的母亲直到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王良鲲确实记得小时候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他的祖母是一位有信仰的人，每年要去苍岩山赶庙会，王良鲲至今记得自己坐在梯子上一个人发呆，埋怨自己的祖母不带自己去；去苍岩山的汽车是从县城开走的，在那之前祖母要让自己的儿子、王良鲲的父亲骑着自行车送她过去，因为苍岩山很远，所以凌晨三点做祖母就从家里出门了。这件事也是发生在1990年。
河叉处的地清点出来以后就叫河叉，按照村里的人头去分，王良鲲和弟弟赶上了这次分地。当时家里一共六口人，每人二分多，六个人一共一亩半。王良鲲很开心，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再是吃家里白食的人了，于是家里开荒的时候他就坐在骡子拉着的爬犁上，开心地帮着除荒草。
按道理讲，农村靠的是土地，家里地多是好事。但是凡事总有例外，街头王德生家里就有地多苦恼；王德生不知道得了什么好运，家里人都去了市里工作，听说还不错，当时能在城里工作是全村人羡慕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好坏那都是两面性的，不能什么好处都落着。一家人去了城里，家里的地就慌起来了；按照现在来讲，荒了就荒了嘛，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那是1990年，不管你的土地是荒芜还是种蔬菜，公粮是要上缴的。所谓的公粮就是，你种国家的土地，土地上产出的粮食要上缴一部分给粮站，粮站代表国家收取。
于是王德生决定把土地给自己的亲戚耕种，耕种他的土地不仅要替他交公粮，还要给他一部分，不过好在算下来还有余粮。王良鲲的父亲和他的祖父盘算过，只要种植得当，每年两季，一季玉米、一季小麦，都可以收获一些。于是全家人就想着若是他的这位亲戚不接手，自己就接过来，毕竟都是同姓，问题不大。之所以这么想，那是因为他的这位亲戚家里劳动力少，不像自己家里有四个劳动力，而且王良鲲的母亲娘家就是自己大队的，王良鲲有两个正值壮年的舅舅，农忙的时候互相帮忙，加在一起有十个劳动力。
王良鲲人小，但是为人刚正，也不知道是随了谁。大概是因为父母、祖父母都是极其善良的性格，王良鲲总觉得自己家里太憋屈，什么事情不说话、也不出头。他心里便憋着一团火，认为村里不应该把土地分给不需要的人、认为自己辛苦种来的粮食为什么交公粮、为什么还要给没有种植能力的人。但这些话，他都是憋在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讲，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弟弟，也包括一直带着自己的祖父母。
那时候的村里人质朴，最紧要的土地都是悉心照顾，因为也没有其他资产，所以土地就是宝贝。既然是宝贝，无论有没有能力耕种都不能不要。王德生的亲戚把他的土地接了过去，第一年的时候非常努力的耕种，但是因为人手原因还是不太理想；原本想着第二年会好一些，结果才种了一季就种不下去了。这位亲戚就转手给了他的亲兄弟，又兜兜转转做了两年。
1994年，王良鲲九岁，上了小学二年级，他的弟弟也上了小学。家里的开销逐渐多了起来。开销大的不止王良鲲一家人，他的同龄人在这个小村里居然有三十多个，每个同龄人家里至少有两个，甚至有三个。再加上计划生育的罚款，每个家里过得都很拮据。这一年，王德生的亲戚终于决定放弃他的那十二亩土地了，一来是因为真的余不下粮食，二来自己的孩子要去当兵了。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王良鲲的父亲这次没有犹豫和等待，他把土地接了过来。接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开春三月了，土地去年秋天并没有种下小麦，算是荒地。既然接过来了，那就不能闲着，于是趁着春天中了一些黍子。黍子是不得已的选择，谁都知道小麦产量高，但是过了时候谁也没有办法，农民种地看的是季节和老天爷。
等到夏季交公粮的时候，本以为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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