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能怀着极大的热忱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二战”之后，几乎西方的所有知识分子都要急迫地回答：为什么人类会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屠杀？为什么看上去非常理性、文质彬彬的德国人会做出灭族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来？阿伦特就在书中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她为艾希曼创造了一个概念“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一个平庸的人也能犯下惊人的恶行，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副标题就是“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平庸之恶就是对纳粹罪行的哲学解剖。
流亡的犹太哲学家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20世纪著名的女性哲学家。1906年10月14日，她出身于德国汉诺威市的一个犹太大家族。1924年，阿伦特进入马堡大学研习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就是在这期间，阿伦特认识并爱上了当时的年轻讲师海德格尔。当时的阿伦特才十八九岁，而海德格尔35岁，已婚并育有两个儿子。这段恋情十分隐秘，并在四年之后无疾而终。身心俱疲的阿伦特转学去了弗莱堡大学，后经海德格尔推荐进入海德堡大学，师从雅斯贝斯攻读博士。1933年，纳粹上台，阿伦特由于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不得不开始流亡，而海德格尔则公开拥抱了纳粹政权，并平步青云当上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阿伦特在哲学上毫无疑问受到了海德格尔的深刻影响，在政治立场上却和海德格尔水火不容。逃到巴黎后，阿伦特遇到了海因里希·布吕歇，两人在1940年1月结婚，婚后不久夫妻二人迫于逼近的德军不得不再次逃亡，最终离开欧洲大陆前往美国。
在20世纪60年代，阿伦特已定居美国纽约，并于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成为该校历史上首位女性正教授。她自认是一个社会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个犹太流亡者，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但她从未见过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分子，所以想通过解读艾希曼的想法和法庭的证词去揭示“纳粹造成欧洲文明社会道德坍塌的全部真相”。当听说艾希曼被捕的消息后，阿伦特立刻毛遂自荐参加庭审。1961年，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了耶路撒冷，旁听了部分的庭审过程，查阅了大量的案卷，随后陆续在《纽约客》上刊登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被汇编成册并于1963年出版，也就是这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1964年10月28日，阿伦特回到西德参加了君特·高斯（Günter Gaus）的访谈节目。在节目中，阿伦特提到了奥斯维辛。最初听到关于奥斯维辛的消息时，她和她的丈夫都感到难以置信。她们不仅仅被大屠杀的惨痛而震撼，更觉得这场屠杀在军事上并无必要，是完全非理性的行为。身为政治理论家的阿伦特一直认为万事都有弥补的可能，但奥斯维辛是她观点中的一个例外。奥斯维辛是工具理性的极致表达，是精密的计算，是令人惊叹的效率和完全丧失的道德感共同打造而成的杀人流水线。人就是这条流水线上的物品，被系统地分类，被剥去代表个性的一切标志与痕迹，最终被系统地毁灭。阿伦特在奥斯维辛背后看到了一种疯狂的逻辑，它“像是一个裂开了的深渊”，也是阿伦特永远无法释怀的心结。
不思考才是恶的根基
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观察是非常细致入微的。她发现，犯下滔天罪行的艾希曼在外表上并无一丝凶恶，甚至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因为感冒而在玻璃防弹屋里一直打喷嚏，看上去有些可怜兮兮。艾希曼的生平也与普通人无异——既无超常的智商，也无其他出挑的品质，还因晕血放弃了成为医生的梦想。阿伦特说，艾希曼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嗜血也不疯狂的人，将约六百万犹太人送入了毒气室。阿伦特在研读了大量案卷后指出，艾希曼虽然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罪犯”，但并非“希特勒式”的恶魔，而仅是表现出了一种名为“平庸的恶”的“症状”。
阿伦特针对这一症状给出了她的诊断：“他在法庭上的以及先前审讯中的行为表现出的唯一特点就是纯粹的反面。那不是愚蠢，而是一种无思。”艾希曼的恶并非出于本性的暴虐，也非因为天生的愚钝，而是源于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当在法庭上面对一个个犹太幸存者时，艾希曼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负罪感，只是一味地用第三帝国的语言重复一些套话。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多年，集权统治对他思想上的强制灌输依然“言犹在耳”，以至于艾希曼丧失了自主组织语言来讨论事情的能力。阿伦特说：“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他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真相。”这才是纳粹集权统治真正的可怕之处——制造出无数个“艾希曼”——彻底剥夺人独立判别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再将他们转化为一个个在杀人流水线上机械运作的平庸小齿轮。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的诗句：“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正是一个个平庸的“艾希曼”组建起了纳粹政权这一庞大的杀人机器。平庸才是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
抛开一切仅关注艾希曼这个人，我们会发现他只是一个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如老黄牛一般的“劳动模范”。毕竟计划把近一千万犹太人从欧洲各地送往集中营，还要用最高效的方式把他们杀死，本就是一件极其需要统筹能力的事情。然而，这个“劳模”在平庸的催化下丧失了人本应具有的伦理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他出色的工作能力演变成了杀人机器里最快的一把刀。艾希曼本人仅仅把屠杀犹太人当作一项工作。在他看来，自己是按照“原则”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任务，“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面对被逮捕的命运，他还平静地解释：“臣服于一个好的政府是幸运，臣服于一个坏的政府是不幸。我运气不好。”这样平庸的艾希曼足以让人不寒而栗，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任何时代下“艾希曼们”一直存在。阿伦特在她的另一本著作《人的境况》中感叹道：
无思——没有头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我的建议十分简单，那就是来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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