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却旅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呈现这一追求过程中的热情和矛盾，不论是多么的不明晰，旅行仍能表达出紧张工作和辛苦谋生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意义。尽管如此，旅行还是很少迫使人去考虑一些超越实际、需要深层思索的哲学层面的问题。我们经常得到应该到何处旅行的劝告和建议，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又如何到达那个地方，尽管思考旅行的艺术会涉及一些既不简单，也非细小的问题，而且，对旅行的艺术的研究可能在一定意义上，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帮助人们加深对幸福的体验，而这种幸福，就是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说的“由理性积极支配的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
那么何为理性支配？首先是人对自己无法离开自然与环境而封闭生存的确认；其次是人对自己和群体所处环境的了解，以及对未知环境的向往；其三是人对外部美得发现和寻找，并从中获得自我体验。那么何为积极生活？首先是踏访已知环境的热忱；其次是探测未知环境的勇敢；其三是从自己和环境的斡旋中找到乐趣。
我想，旅行确实能够全方位地满足这种幸福感，而反过来，也只有包含着理性支配和积极生活的态度，旅行本身才能抵达完满。
随着时代的发展，旅行的意义已超越了古希腊哲学家所论述的幸福，原因是，不旅行的危害越来越显现。初一看，旅行者未免孤独、沉默，因为他们疏离了社会，但被他们疏离的社会又是什么样子呢？竟然是越来越走向保守、僵硬、冷漠、自私。于是，反倒是踏遍千山万水的脚步，看尽世间万象的眼睛，保留着对人类生态的整体了解，因此也保留了足够的视野、体察和同情。他们成了冷漠社会中一股窜动的暖流，一种宏观的公平。这就使现代旅行者比古代同行更具有了担负大道的宗教情怀。旅行，成了克服现代社会自闭症的一条命脉。
引述雷德蒙·威廉斯的话来说明这个道理：18世纪以来，人类的同情和了解不在源自于社群活动，而是来自于人们的漂泊经验。因此一种基本的疏离、沉默和孤独已成为人性和社群的载体，对抗着普通社会阶层的苛严僵固、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的闲适。
旅行是万众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但是，不同的文化程度和人生基调，会使同样的旅途迈出不一样的脚步。旅行的等级并不是由所选择的路线和所支付的经费来决定的，这一点明白的人就不太多，总认为旅行等级与自身付出成正比；有些人自以为明白了，追求旅行的文化含量，把文化古迹或者出国旅行当做主要目标，结果不仅把旅行窄化了，也把文化曲解了。
旅行能催人深思。很少地方比在行进中的飞机、轮船和火车上更容易让人倾听到内心的声音。我们眼前的景观同我们脑子里可能产生的想法之间几乎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关联：宏观的思考常常需要由壮阔的景观，而新的观点往往也产生于陌生的所在。
例如飞机的起飞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因为飞机迅疾的上升是实现人生转机的极佳象征。飞机展呈的力量能激励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类似的、决定性的转机；它让我们想象自己终有一天能奋力攀升，摆脱现实中赫然迫近的人生困厄。云朵带来的是一种宁静。在我们下面，是我们恐惧和悲伤之所，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和同仁，而现在，他们都在地面上，微不足道，也无足轻重。也许我们早已参透了这样的真谛，但现在，我们倚着飞机冰凉的舷窗，这种感觉变得从未有过的真切。
如果认为通过旅行所获得美感享受是肯定的、毋庸置疑的，那将大错特错。
诚如阿兰德·波顿所述：人类的情绪受制于一种僵硬和不宽容的逻辑，若我们想象眼前的美景可以带给我们快乐，而忽略这种逻辑，那我们就错了。无论是赏心悦目的事物，还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从中获取幸福的关键似乎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满足自己情感或心理上的一些更为重要的需求，诸如对理解、爱、宣泄和尊重的需求。
“想象能使我们平凡的现实生活变得远比其本身丰富多彩。”大多数情况下所憧憬、向往的目的地与自己亲眼所见之间在心理感受上存在着一定的落差。并不是亲眼所见较理想化相比而变得平庸、黯淡。在任何地方，实际的经历往往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总是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现实场景中变得平庸和黯淡，因为我们焦虑将来而不能专注于现在，而且我们对美的欣赏还受制于复杂的物质需求和心理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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