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能转物”的王阳明

史载，王阳明出生后，到了5岁还不会说话，但已默记祖父藏书。有一次，一位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更名为“守仁”，之后他就开口说话了。

故事虽不十分可信，但历史上的王阳明确实志存高远，心思行为不同于常人。13岁时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做一个圣贤之人。15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未果。同年，他仗剑出游居庸关、山海关一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

18岁时，王阳明接触朱熹之学，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三天三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弘治十二年 （1499年），28岁的他第三次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授刑部主事。七年之后的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任龙场驿栈驿丞。路途中他遭到刘瑾派来的刺客追杀，但他佯装跳水死亡逃过一劫。

到龙场后，王阳明没有气馁，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他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43岁之后，他致力于致良知之学。

按阳明弟子钱德洪的见解，《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在这篇文献中，王阳明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这正是王阳明从《大学》直接引出其致良知之学。这也标志着王阳明摆脱了朱熹格物致知之学，直指人心之学。良知本在人心，不必外求，只需去掉私欲，便可自得本心，是故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

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知行合一”，即人的主观认识与实践行为要高度统一。简而言之，认识到了却不实行，不是真正的认识。《传习录》云：“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却不能孝，便知知行分明是两件事。”言下之意就是：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为人子者应该孝顺父母，为人弟者应该尊重兄长，但却不去实践，这样的人不是真正认识到孝道和悌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内心为私人的欲望所遮蔽，因而迷失了本心，导致“致良知”不能完成。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后人称呼王阳明的学说为“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有着很大关系却大不相同。二程被认为是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他俩的学说，以“心传之奥”奠定了道学的基础，更以“理”为最高的范畴，因此亦称作理学。

二程的学说，特别是其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朱熹号为集理学之大成，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被当代学者视为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宇宙万物的学说，继承了二程、张载以及邵雍、王安石等人的观点以及当时科学技术的成果，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物组成，“天下之物，未尝无对”，“至微之物，也有个背面”。陆九渊和后来发扬他学说的王阳明均视“心”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所谓“圣人之学，心学也”。所以后人也称陆王学派为“心学”。

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世界的本质在于“理”还是“心”的问题。程朱理学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理的体系，作为个体的人需要做的是探求各个事物中的“理”，即格物致知。而阳明心学最大的特点是强调一切本在我“心”，其实质是吸收了佛学的思想，即佛学中“心物一元”的思想。

所谓“心物一元”，即“心能转物，即同如来”。阳明心学将陆象山的儒学路线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后世影响越来越大。关键一点在于阳明心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张扬人的个性，重视实践，强调积极入世的精神，为后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所欣赏。尽管王阳明出道入佛，对道家和佛学都有相当的修为，但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仍然回到儒家，在儒家之中寻找自身安身立命之所。这一点与北宋理学家张载有共同之处。

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其思想皈依之所。这四句话之中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其心物一元的思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北宋理学家确有一致之处。阳明晚年又作《朱子晚年定论》，以为朱陆早异晚同。朱子晚年自悔其旧说之非，而自同于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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