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蜀党争到底在争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历史上的“洛蜀党争”，到底在争什么。听到党争二字，我们第一反应，肯定跟政治观点的冲突有关。其实，洛党和蜀党首先是学术派系，其次才是政治派系。

书亦泽

《东坡易传》

北宋的学术风气很盛，儒家知识分子争相做学术名家，自觉不自觉地吸引门人弟子。在儒家的学术传统里，最高级的事业是给经典作注，借用现成的经典阐发个人见解。

三苏是有这份野心的，苏洵的创作不多，苏轼和苏辙继续父亲的未完事业，有商有量，分工协作，著述相当丰富。三苏这一派儒学，称为蜀学。

给《易经》作注的工作主要由苏轼承担。苏轼参考过父亲的未竟稿，又融合了苏辙撰写的一部分内容，在黄州期间完成了《东坡易传》。

书亦泽

至于二程那边，受禅宗影响太深，对编辑语录的热情大于注释经典。在所有的儒家经典里，二程只有程颐注释过一部《易经》，称为《伊川易传》，又叫《周易程氏传》。到了元明清三代，《伊川易传》的名气压倒了《东坡易传》，蜀学逐渐变得默默无闻。

这是不是说明二程的学术造诣高于三苏呢？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只因为二程的洛学传到南宋之后，有了朱熹这样一位非同凡响的继承人。

朱熹完全站在二程的立场，继续把苏轼当成奸人，奸人的学术自然属于异端邪说，必须被排除在正统之外。

于是在朱熹的描述里，北宋学术的正统被五位高人所代表，他们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合称“北宋五子”，当朱熹被封圣之后，他所描绘的北宋学术蓝图当然就被人们奉为圭臬了，而在真实历史上盛极一时的蜀学却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书亦泽

我们今天看历史，时代越久远，我们的态度才会越客观。那么对照《东坡易传》和《伊川易传》，一望可知的结论是：性格决定学术。

《伊川易传》怎么看都像是一部高头讲章，特别有正大光明的气象，总是把道理往天人之际去引，而《东坡易传》处处透着人情味儿，特别接地气。

各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程颐重“理”，苏轼重“情”。这个差异，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易学风格上，也体现在洛学和蜀学的整体风格上，归根结蒂，更体现在两派学术盟主的性格特点上。

书亦泽

总体上看，《伊川易传》遵循传统，把《易经》当成一部有整体性、系统性的，包罗万象、神乎其用的经典，《东坡易传》却充满了怀疑精神，当先就把《易经》拆分成两部分来看：卦和爻属于原始部分，纯属占卜技术，无关于圣人之道；卦辞和爻辞，也就是对卦和爻所做的解说，属于圣人的借题发挥，目的是“以尽天下之人情”（《易论》）。

简单来讲，苏轼认为拿《易经》算卦其实很靠不住，但圣人拿算卦技术借题发挥，这才使一部《易经》蕴含了圣人之道，因此才有了价值，而所谓圣人之道，无非就是把人情世故分析透了而已。

苏轼一切学术的出发点就是“人情”，相反，程颐一切学术的出发点就是“不近人情”。

书亦泽

近人情的苏轼可亲可爱，适合做朋友，一起喝酒聊天，这样的人却不会有道德感召力。而不近人情的程颐可敬可畏，没法做朋友，只适合供起来膜拜。但这样的人特别有道德感召力。

尤其当世易时移，苏轼和程颐都成为古人之后，人们不再能从可亲可爱那里得到实际的好处，也不会从可敬可畏那里受到实际的伤害，程颐的光芒自然比苏轼耀眼。当追随者要给老师封神封圣的时候，苏轼也就不如程颐上得了台面了。

书亦泽

在洛蜀党争的岁月里，中央政府的基本国策叫作“分别邪正”，也就是把正人君子和奸佞小人区别开来。

幸好这是宋朝，邪正被分别清楚之后，倒也不会赶尽杀绝，只是把正人君子留在中央，把奸佞小人放到地方。

这样的安排竟然也有学术依据——在苏轼外放期间，性格比哥哥稳重的苏辙继续留在中央，接连写了三篇呼吁“分别邪正”的奏章。

在第一篇里援引《易经》，说泰卦的结构是阴在外，阳在内，表示小人在外，君子在内，这是好的，否卦的结构相反，表示小人在内，君子在外，这是坏的。

书亦泽

话讲到这里，都还是《易经》的原话，接下来才是重点，是苏辙做出来的引申和发挥，大意是说，人事安排就应该遵循《易经》的上述原则，把小人通通安置在中央政府以外，给他们适当的关照，别让他们或者穷极无聊，或者铤而走险，来危害君子。

当我们翻看苏轼的《易传》——这是苏轼为《易经》作的注释，通常称为《东坡易传》——我们会发现苏辙在奏折里边对《易经》的引申、发挥和苏轼对《易经》的注释如出一辙。

书亦泽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小见大，它能帮我们理解三件事：一是苏轼和苏辙的学术和政治观点高度一致，二是蜀学和洛学到底有什么区别，三是儒家经学怎样应用于政治实践。

《东坡易传》对泰卦和否卦的解读可以让我们见微知著。《易经》总共有64卦，每一卦都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称为外卦和内卦。泰卦和否卦涵义相反，前者是吉，后者是凶。

泰卦的构成是以乾卦为内卦，坤卦为外卦。乾是纯阳，坤是纯阴，所以内乾外坤就等于内阳外阴。阳可以表示君子，阴可以表示小人，所以内阳外阴就可以表示君子在内，小人在外。

书亦泽

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内表示中央政府，外表示地方政府，所以内君子而外小人就意味着把小人赶出中央政府，派到地方安置，这才是健康的人事结构。

否卦的构成和泰卦刚好相反，所以涵义也刚好相反，意味着小人把持了中央政府，君子反而被派到地方安置，这就是不健康的人事结构。

圣人既然通过卦象和卦爻辞把这些道理揭示给后人，后人就应该遵循圣人之道做出正确的人事安排。

书亦泽

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北宋的人事制度真的遵循着这样的学理，贬离中央越远就表示惩罚越重，苏轼不就是这样被贬到黄州的吗？我们只有理解到这一层，才算初步像古人那样把经典读活。

话说回来，在解读到这一步的时候，《东坡易传》和《伊川易传》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伊川易传》就到此为止了，《东坡易传》还会做出进一步的分析，被分析的问题是：为什么“分别邪正”这样的人事安排是正确的？

聪明人总会有很多问题。今天我们就算不如苏轼聪明，至少比苏轼见多识广，肯定不会满足于上面的解读。

书亦泽

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提问：与其把小人逐出中央，为什么不弘扬君子之道，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由君子把持呢？那些在中央任职的小人，一旦揭露其真面目，为什么不能撤销他们的公职，彻底把他们逐出官僚体系呢？

苏轼从人情世故的角度给出了答案：只要君子把持中央，小人就没机会兴风作浪，但小人也需要被妥善安置，让他们能够安于现状，否则的话，他们就会为非作歹，给君子找麻烦。

苏轼很现实地看到，小人是永远存在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既然不可能斩尽杀绝，倒不如给他们妥当的安置，合适的待遇，别让他们心生怨恨，不求他们做贡献，但求他们不生事。

书亦泽

苏辙的易学观点和苏轼一脉相承，他在分析泰卦的时候，还援引过历史先例来佐证上述道理，说东晋年间桓温作乱，桓温的亲属和党羽遍布朝野，等到桓温死了，谢安当政，安排桓温的亲属去做地方官，大家相安无怨，国家太平无事。

这就是典型的蜀学风格，以合乎人情为出发点，宽容为怀，注重实际，不求尽善尽美。

这个标准似乎不高，至少远远低于洛学的标准，但即便是这样，不得不说的是，苏轼本人也没能完全做到。

书亦泽

我们已经在“哭则不歌”事件里看到了，苏轼对小人毫无宽容精神，当众让人家下不来台。程颐当然并不真是小人，甚至还是很多人眼中的圣人，但即便是他，也免不了怨恨苏轼，至于二程的那些门人弟子，更是对苏轼恨得牙根发痒，一有机会就要下手报仇。

所以洛蜀党争，苏轼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如果站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场，我们甚至可以说，就连苏轼本人都不懂蜀学。

我一直主张，读古代典籍，不能只拿现代注释本死啃，而要多读古代注疏，也就是历朝历代的名家解读。不必纠结这些解读是对是错，重点是理解这些对与错是如何发生的，又如何与当时的社会发生互动。

书亦泽

虽然很多人都急于把古代高人的智慧拿来为我所用，而一旦功利主义的视角先于社会学的视角，很快就会陷入刻舟求剑的窘境了，更糟糕的是刻舟求剑而不自知。

争什么。听到党争二字，你的第一反应，肯定跟政治观点的冲突有关。

其实，洛党和蜀党首先是学术派系，其次才是政治派系。

书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