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4月16日，张天翼在茅盾主编的《文艺战线》发表小说《华威先生》。小说塑造了一个“实际救亡工作一点不做，而去做”救亡要人”的典型”。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1938年11月，《华威先生》被日本《改造》杂志翻译转载。由于《华为小说》的内容和被日本杂志转载，被认为“可资敌作反宣传的材料”，围绕《华威先生》，展开过一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争论。
争论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围绕小说内容和小说价值展开。小说发表后8天，林焕平发表文章肯定小说的意义，他指出：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描绘了一个实际救亡工作一点不作、而专做“救亡要人”的典型。在抗战中,这种人物不少，小说正是对这类人物的青力讽刺，这是完全必要的。半个月后，李育中发表文章表示不同看法：“在紧张的革命行进和作生死决斗的时期，严肃与信心是异常需要的，接受幽默的余暇是太少了，何况幽默有时出了轨，会闹乱子的，伤害着严肃的。像《华威先生》,明眼人是知道所谴责的是什么一,但是不能不说没有有些(原文如此〕人，却会看过这篇小说之后，把一些真正苦干的救亡工作者也错认作‘华威先生’，取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出言不逊，一口抹煞了组织的一切事宜。仿佛也学会了：你们是华威先生，你们只会开会，你们只会说漂亮话里。”随后，大量作家发表了关于《华威先生》的争论文章，高飞、唯庸、罗荪、郭沫若、茅盾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茅盾更是连发三篇文章表达了对小说的肯定。郭沫若和茅盾的意见留待下文介绍，林焕平和李育中的意见可以看作围绕小说争论的代表。可以看出，前者着眼于《华威先生》本身，后者更多考虑的是小说产生的社会影响，尤其替那些做了大量实际工作的人抱屈，换一句时髦的说法，就是：张天翼你怎么就只看见一个华威先生，为什么就不看看大量作出流血牺牲的抗日军民呢？
到了年底，由于《华威先生》被翻译为日文，小说的出国，引起新一轮的论争。林林在《谈<_华威先生)到日本》一文中,对《华威先生》“出国”`首先表示了意见，他的意见主要是:“可资敌作反宣传的资料，像《华威先生》这样，不仅不该出洋，并且最好也不要在香港地带露面，这是“减白己的威风，展他人的志气”，他认为“无论如何，颂扬光明戏面，比之暴露黑暗方面，是来得〔原文如此〕占主要地位的。”林林意见发表的第四天，冷枫(蔡冷枫,现名蔡北华)的文章《枪毙了的华威先生》发表了，对林林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出国的“华威先生执华竟是一具僵尸,‘华威先生’已经在我们的抗.战中给枪毙了，我们用不着担心敌人的嘲笑。他还指出：这次抗战在求民族的上进，所以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弱点，不讳疾忌医。只有帝国主义者才处处掩饰自己没落的真相，抹煞正义与真理，借以欺骗民众。这两个人的论点基本上也可以代表这一阶段双方的主要观点，肯定者认为，抗日战争会促进民族的上进，暴露弱点，正是为了克服弱点，描写华威先生，就等于枪毙华威先生。否定者则认为，华威先生毕竟属于我们民族的“家丑”，描写这样一个人物，等于把家丑外扬，当然要不得。
随着围绕《华威先生》论争的深入，论争的双方将论争扩大到对“歌颂与暴露”的论争。主张歌颂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肯定暴露价值和意义的则是茅盾。郭沫若认为：抗战所需要的是大众的动员，在动员大众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论，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艺术———否，理论愈高深，艺术愈卓越，反而越和大众绝缘，而减杀抗敌的动力。……一切文化活动都集中在抗战这一点，集中在于抗战有益的这一点，集中在能够迅速地并普遍地动员大众的这一点。茅盾则认为：“最后胜利之确信,不能用“定命论”的宣传就能使人民大众信从的，而且也不应该‘定命论’的地宣传。最后胜利须待‘争取’。一篇文艺作品如果只写了抗战的光明面，则虽有加强最后胜利信念，但‘争取‘’的意义是没有了。这样的‘加强’会诱引起‘定命论’的盲目的乐观，而盲目的乐观在现实的打击下往往会一变而为无条件的悲观。”应该说，争取抗战的胜利，是双方共同的愿望，只不过，郭沫若更多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茅盾则注意到了文学发挥政治作用的曲折过程。需要提及的是，郭沫若一直对这篇小说持批评态度，上文提及的林林，就是郭沫若当时的助理和生活秘书，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也正是郭沫若观点的反映。有意思的是，茅盾晚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郭沫若却对这场争论一字不提，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传》也有意回避了这一段历史公案。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场公案，当然不能让当事人缺席。这里所说的当事人，既有小说作者张天翼，也包括译者增田涉。关于这篇小说，张天翼当时的说法是：“一个人如果满身是病，虚弱到极点，有许多局部之病痛遂指不胜指。但如果他已病好，一天天健康起来，则即使在腿上长个小疮，也会使他不安； 而要开刀搽药，把它诊好。而‘华威先生’正是这样的小疮，这种病痛之所以能指出，这就是说明我们民族之健康，说明了我们的进步，惟其一天天健康，一天天进步，‘华威先生’这种人物才被我们指得出，拿来‘示众’。……我想《改造》的日本读者如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堵起耳朵来，这一点点常识是会有的。日本人的发现‘华威先生’想要拿这一个人物来证明我们全民族都是这样泄气的家伙，而向他们本国人宣传，那是白费力，因为效果适得其反……假如日本有人被他们的法西斯叫昏了头，而看不见他们这家帝国的死症，只欢天喜地的来发现对方的小毛病，则其愚尤不可及。”看得出来，张天翼最初的创作正如同鲁迅所说，揭出伤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值得说明的是，小说翻译为日文后，并没有当时广为流传的“编者按”，小说的副文本其实是译者增田涉的“译后记”，也不妨复制过来：“日支事变以来，支那的文学全都是所谓的’抗战文艺。而且内容全是用非常夸张的手法，大话、空话连篇地描写他们如何勇敢地抗战等。在这种文艺情况下，出现了《华威先生》引起了激烈的论争，因为小说《华威先生》暴露了抗战阵营内部的丑恶的一面。张天翼一派的作家们主张:把事件描写成勇敢、正义的当然是好，但是更应该带着真正的憎恶暴露他们社会里内在的丑恶。与其只在‘语言’( 即指口头上) 上去勇敢、正义，不如正视现实。因为文艺是应该永远抱有批评性质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张天翼能把战败后支那内部的丑恶如此大胆地写出来，是需要认真的勇气的。姑且不说作品作为艺术其优劣如何。”看不出日本利用《华威先生》做成了什么文章。
关于这场争论的是非功过，后人曾有评说。建国后，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史对对这一段公案有过评论，当然，在当时的语境下，结论大同小异，我们可以复制两种评论。王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样总结这段争论：“因为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曾被敌人用为宣传资料,说这就是我们抗日工作者的代表,于是就有人认为‘暴露黑暗是帮助敌人’的，是‘作者对于抗战的悲观主义的流露’，这种理论也遭受到应有的批判,茅盾说：‘要表现新时代曙光的典型人物,也要暴露正在那里作最后挣扎的旧时代的渣滓’。”刘绶松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则这样表述：“这篇作品曾被日寇当作宣传材料说华威先生就是我国抗日工作者的代表。于是国民党的一些论客和‘文人’们,就大嚷‘暴露黑暗就是帮助敌人’，是‘作者对于抗战的悲观主义的流露’……”将对小说持批评意见的人统统斥为国民党的政客和文人当人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最起码，我们上文提到的郭沫若、林林、李育中就不是反动政客或者反动文人。
最后，发一点小小的感慨，那就是，今天，《华威先生》已被公认为现代文学的名篇，曾经长期入选中学课本和大学课本。当年，双方围绕《华威先生》争论的过程中，不论意见如何相左，对于小说产生的社会影响如何分歧，双方都没有指责张天翼或者论敌是“汉奸”。这不由让人感慨，先贤毕竟是先贤，即使是现在常常受到人们诋毁的先贤，在历史过程表现出的风格和气度，都会令当今的大咖们显得像是跳梁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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