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宽若大地

一

父亲在即将迈入花甲的那一年，因病去世，走得很突然。

那是1989年深秋的一个拂晓，东方将白，天快亮，父亲却在痛苦中陷落黑暗，生命之光熄灭，孤独无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一生含辛茹苦养育了六个子女，离世时没有一人在身边。那时的我，瞒着家人辞去公职南下深圳不到半年，怕我一人在千里之外难以承受丧父之痛，家人向我隐瞒了父亲去世的消息。这让我想到那段时间，已经没有了父亲的我，在欣欣向荣的深圳还灿烂的笑过，就觉得可恨又可悲。

父亲患有肺结核，去世前已经很严重，双肺许多空洞了，时不时就大块大块咯血，而大咯血最凶险的并发症就是窒息。记忆中父亲常常用冷水对待身体的疾患。肺结核大咯血的时候，他时而躺下时而坐起，端满满一洋瓷大缸子冷水，大口大口喝，让尽量多的冷水通过食道靠近双肺，能止住血，就全凭运气。父亲牙疼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办法，放两根冰棍在水里，大口灌满口含着，借此缓解一点要命的疼痛。

知道肺结核会传染，父亲一直很自觉，患病后，他选择独自住在后厢房。那个临近天亮的早晨，父亲一口一口咯尽生命最后的血，没有人听到他不能呼吸艰难的呻吟。床头搁着的满满一洋瓷大缸子水，他无力端起，也没有人递给他。这厢房与里屋的距离，就成了生与死的距离，儿女们最深的深渊。

姐姐庆幸头晚去看了父亲，陪父亲坐在院里聊天说话，父亲几次和她念叨我，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妹妹出去会好的、会很好的”。其实，当时父亲并不清楚我的具体状况，他这是在宽他自己的心，天地万物都听出来了，那是父亲对女儿最深重的挂念和担忧。担忧至极是有性命之忧的，何况父亲重病在身。

二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为人子女，是有职责的。如此浅显的道理，我却没有做到，枉为人女。

差不多一年以后，弟弟才写信辗转告诉我，生命中最爱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我顿时觉得天塌了，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只知道拼命哭。从此，就有了流不完的泪，长久陷入巨大的悲痛中，悔恨得把每个日子都咬出血印。

失去至亲才让我获得思考人生的能力，这太残酷了。

更残酷的是，父亲带着对子女的牵挂和担忧，虽已入土却不能安息。

我得到消息赶回家时，父亲坟头已长出许多的花草。那晚我和母亲睡在父亲住过的厢房里，次日天麻麻亮，我听到父亲窗外叫我，并吩咐母亲起床给我做早饭。那感觉真真切切、十分清晰，就像父亲还活着一样。母亲也和我一样，真真切切、十分清晰地听到父亲在窗外的吩咐。可以肯定，那天清晨，去世差不多一年、早已入土的父亲回来过。

不知父亲是放弃走过奈何桥，一直在村头，带着爱和思念在苦盼着我？还是见我归来，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从遥远的另外一个世界千里迢迢赶回来的？念及此，更觉自己罪大恶极。

三

我们把父亲不叫爸爸，而是叫“哒哒”。

让孩子们管父亲叫“哒哒”，主要是为了孩子好养活。那是普通百姓家，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物质匮乏年代的太多的无奈和心酸。

“哒”同“大”，天大地大，父母最大。

读过小说《活着》的人都知道，如作者所说：《活着》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我父亲，也熬过“这几十年”。

父亲十六、七岁结婚，二十刚出头有了第一个孩子，我大姐。再三年有了第一个儿子，我大哥。往后又一女一子一女一子有了姐姐、二哥、我和弟弟。凑成了三个“好”字，六个孩子。那个年代，条件那么艰苦，养育六个子女，吃的苦可想而知。若孩子再有点病痛，那生活的艰辛则难以想象。

大哥一岁左右，正是牙牙学语的时候，一场脑膜炎让他失去了听力，如小说《活着》里福贵的凤霞一样，就不会说话了。可想而知，每每看到成了聋哑人的大哥笑，父亲一定也如福贵，心里就跟针刺一样。

父母不甘心好多年，不敢轻易放弃，一边忙于生计，一边背着大哥到处求医治病。既寻医问药，又求神拜佛，也不放弃任何一个偏方和奇人异术，所有手段都尝试遍。不论多远多偏，只要脚能到的地方，都不辞辛劳地前去，只希望大哥能开口说话。

就这样坚持到大哥差不多十岁，大哥终没有开口叫一声“哒哒”“妈妈”。

后来是大姐，在最好的豆蔻年华不幸罹患了骨癌。大姐从小聪明懂事，爱读书，成绩好，长得也好看，是父母的希望和骄傲，深受父母的喜爱。

父亲和母亲像当初背着大哥四处求医治病一样，带着大姐，进省城，到山里，辗转奔波大大小小的医院、医务室，跪拜过村周边几十里范围内的所有庙宇，跪求过人们口中的所有“高人”，几乎耗尽父母所有心力和财力，也没有医好大姐。父亲失去了掌上最大最亮最美的明珠。

十六岁的大姐去世，父亲一定也像《活着》里的福贵失去儿子有庆一样“心里痛得受不了”，一定也如福贵一样，白天在外面干活，晚上就到坟头和死去的孩子说话；或在无数个夜晚村头村尾来回走，在黑乎乎的夜里，任风吹打在脸上，独自一人承受着巨大的哀痛。

但父亲没有把一丝痛苦的阴影投到我们的生活中。

四

我小时候身体也不好，每年都犯两三次胆道蛔虫的病，一犯病就疼得满地打滚，还常常半夜三更犯病。这时候，都是父亲背着我去大队医务室或者镇上的卫生院。家离镇上卫生院三公里左右，大队医务室近些，离家约一公里。父亲瘦削的身体似乎有着无穷的力量，背着我无论是去大队医务室还是镇上卫生院，中途都不停歇，走得急、呼吸也急，凸出的肩甲骨硌得我能感觉到疼。那是我年幼时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我们家曾经是在镇上的。父母结婚时，祖父为他们在镇上买了间小屋，成立了小家。因为对土地有着根深蒂固的眷念和依赖，在农村进行土改时，因割舍不下土地，父母又搬离镇上，回到农村重新安了家。

祖父是镇上为数不多、能干的漆匠，还有近30亩的田产和一头耕牛，土改时，还因此被划为中农。做漆匠的祖父与木匠多有配合，颇有眼光，看到了木匠的好前景。父母在镇上住的那几年里，在祖父的安排下，父亲到镇上一个厂里当学徒，学习木匠手艺。父亲勤快、好学、悟性很高，小小年纪便崭露出手艺人特有的技艺和才华，几年下来，就学得一身好木匠活手艺。

“百样手艺百样好，荒年不饿手艺人。”那个年代，普通百姓家的父母，认为还是有门手艺才能够保障家庭生活，只要有条件，都会把男孩子送去学一门手艺。

木匠学徒是父亲发家致富的人生起点。

五

父亲木匠活做得极好，是十里八村最好的木匠，他的手艺，方圆几十里无人能及。周边村镇都知道他，经常请他帮忙建房子，打家具、农具。无论繁杂还是精细，只要经父亲手，都能在其中彰显他的独具匠心。

遇到谁家嫁女儿的，家长就会早早上门来，请父亲到他们家里为女儿打造全套嫁妆，桌子、凳子、箱子、柜子一应俱全。父亲精心设计，细心打造，成就一家人的欢喜和荣耀。偶尔父亲也会被人请去为逝者赶一副寿棺，以最好的形式为往生者送行。闲暇时，父亲就做一些椅子、凳子，拿到镇上去卖，因为质量上乘，很快就卖完了。

现在回乡下老家，还能见到父亲当年为人打的家具，结实稳固，经过时间的打磨和岁月的滋润，更显出艺术品一样的品质来。父亲帮大队学校做的门窗，到他孙女上学时，老校长都还在夸奖。虽然那门窗早已不在原来的位置，即使遗落在学校杂物间里，依然卯榫精巧，雕花生动，显出经久不衰的美。

村里父辈当讲起我父亲，言语中、眼光里，依然充满赞许。那是对父亲最好的追忆。

父亲有个工具箱，是他自己给自己做的。每收一个徒弟，父亲也会亲自为徒弟做一个。父亲手艺好，四村八邻，有很多人登门都想拜他为师学做木匠。父亲前后带出不少徒弟，以绵薄之力，尽心传承手艺。

工具箱里有斧头、刨子、锯子、墨斗、弯尺、凿刀、钻子和锤子等等。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集体劳动挣工分的时候，父亲不用种田挣工分。父亲是队里最拿得出手的能工巧匠，读过私塾有点文化、写一手好毛笔字，加上常外出谋生阅历广，很会处理外面的事情。队里经常派他给镇政府、镇招待所、镇粮管所等单位干活，父亲就会带着工具箱前往。镇上单位按工作量或按天数计钱给队里，队里换成工分记给父亲。不知当时多少钱才记10个工分，我只知道父亲从镇上单位带回来的大白馒头很好吃，成为了我一生的精神食粮。我站在屋前吃馒头的样子，就是别人羡慕的样子，也是我一生追求、努力活成的样子。

六

父亲处事平和，且待人宽厚，再加上手艺人的勤劳和质朴，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也积累了相当的家产。记忆里，我们家光景一直很好，是周边十里八乡数一数二的富裕户。

1963年，父母操持盖起了家里的第一栋、也是全公社第一的砖瓦房，三大间木梁土基砖墙瓦房。梁柱门窗都是木料的，全由父亲亲自完成，红砖红瓦石灰粉墙。第二年的1964年，家乡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洪水过处，所有土坯墙毛草屋全部被冲毁，唯独家里的砖瓦房安然无恙，一时成为十里八乡众人瞩目的焦点，引来公社、大队干部、乡亲纷纷跑来参观，也成为一些邻居和亲戚灾后的安身之地，洪水退去后，家里住好多人。重建家园时，那间砖瓦房就成了人们纷纷效仿和追求的目标。

后来，有上山下乡的知青，也在我们家住过。送我百雀羚和蛤蜊油，直接引发了我对美的追求，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母亲对知青们都很照顾，出于友好与感激，她们的母亲与我母亲认了姐妹，我们就多了两个姨妈，逢年过节像亲戚一样走动、来往了好多年，这是后话。

1978年，父母又建了一栋房屋，砖混结构，大三间带二层小阁楼，又高又大又宽敞，屋里地板、屋前屋后走廊全是水泥铺地，很气派。无论外观大小、内部空间布局，也是当时全公社第一，再次被传为佳话。

我们家也是第一个拥有缝纫机的家庭，那是一台武汉生产的大桥牌缝纫机，母亲用它为我们缝制了许多花衣裳。第一家有了收音机，一家人用它听书、听戏、听外面的世界。第一家用上煤油炉子，第一家自产蜂窝煤用上蜂窝煤炉。

方圆数十里，提到我父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人们的眼里，父亲是一个见多识广、会过日子、能干的人。这个名声传的很远，是父亲的自豪，也是我们的骄傲。

七

父亲还是种菜能手。他和母亲一起把家里的菜园子打理得很好，一片片、一块块，耕耘种植、布置的井井有条，错落有致。各种类型的辣椒、茄子、白菜、萝卜、菜苔、葫芦、汉菜，窝笋、西红柿、莙达菜、上海青、黄花菜，豆角、四季豆、五季豆、扁豆，芹菜、韭菜、香菜、茼蒿，葱、姜、蒜、洋姜，黄瓜、苦瓜、丝瓜、冬瓜、南瓜，香瓜、烧瓜、猛主汗（音），地瓜、土豆、红薯、竽头、玉环，花生、玉米、高粱、甘蔗等等，常见不常见的，我都见父母种过，不仅收成好，还非常好吃。馋得我常常放学后就去菜园子里偷摘烧瓜、黄瓜、西红柿吃，几次被二哥抓个正着，向父母告状，母亲知道了会训斥我，父亲则不训斥、也不打我。

父亲还种过几棵向日葵，我们叫葵花，大气的、金黄色的花朵盛开得惊艳了一座村庄。饱满硕大的葵花沉甸甸把花杆压弯了腰，成熟的葵花籽，不等晒干，就被我们吃光。来自大地最好的美食，是对父亲不辜负每片土地和每粒种子的馈赠，也成为我一生做人的基础。

吃不完的蔬菜瓜果，父亲会送亲戚和邻居。也会弄一些，天不亮就起床挑到镇上去卖，卖点钱补贴家用。更早一些，家里有个地窖，可以用来收藏储存南瓜、冬瓜和红薯。还挖土坑，用沙土掩埋收藏丰收的甘蔗，想吃的时候就去挖几根，可以甜甜的吃到春节。

小时候家里有猫有狗有牛，养了很多鸡、鸭，还养猪。辛苦一年用心喂养，到了春节，鸡、鸭、猪肉，就是最好的年货。曾记得，父亲挑着两大夹篮（一种方形的箩框）杀好的鸡、鸭、鱼肉，到河里去清洗，扁担悠悠，上下跃动，嘎吱嘎吱，唱响生活。腌晒的腊鸡、腊鱼、腊肉、腊肠，够我们一家人吃大半年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农村包产到户，小承包、小经营，让父亲看到了新的机遇。父亲作为组织者、牵头人，和几户村民一起，承包建起养猪场，干起养猪事业，准备带领乡亲养猪致富。才刚开始起步，却被1984年那场特大洪水给毁了。洪水来袭，全村被淹没，房屋倒塌，来不及转移的家具物品全部被冲走，父亲抢了一头母猪上堤，后来也死在了堤上。

父亲爱吃、会吃、特别能琢磨弄吃的。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也能让我们吃得多样，通过味蕾打开我们的眼界。记得一个冬天，父亲买了牛头骨回家，加上萝卜，煮了一大锅火锅，我们吃得不亦乐乎。不料牛油太厚腻，吃着吃着，我们嘴里腻糊了厚厚的牛油，张着嘴吓得哭。

而每逢春节，父亲都会用一两个晚上，认真在厨房忙活，张罗过年的食物。洗菜、剁肉、调味，烧起两大锅灶、升旺一炉火。蒸卷漆（盘龙菜）、排骨、糯米丸子，炸莲藕、胡萝卜、花生、鱼和肉丸，卤牛肉、猪杂、豆皮、海带，荤的素的，裹面裹米，完整的、切块的，花样多、种类丰富得可以把家里盆、碗、篮、桶，所有能装食物的容器都装上，琳琅满目，摆满满一案板。满屋各种美味香气，那真是幸福美满的味道。

至今难忘，父亲挽起袖子在案板上使劲揉面的样子，十分投入，额头有汗水，鼻头偶尔有清鼻涕，胳膊上血管粗粗的凸起。一大个面团，经父亲不停地揉，巧生于内，然后一次性完美发酵。父亲蒸出的粑粑（馒头），松软、好看、有嚼劲，一口气可以吃好几个。父亲炕出的粑粑（烤的锅盔）直径有约二十公分，四、五公分厚，内软外脆，金黄色的表面和着淡淡麦香味，缭绕悠长，回味至今。

父亲用勤劳的双手和汗水把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诠释得淋漓尽致。

八

父亲乐观、坚毅顽强。那个年代，一些头脑灵活，靠搞副业能过上好一点日子的人和家庭，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打压。我们家也未能幸免，割资本主义尾巴，父母被“学习班”。养猪、养鸡、养鸭和自留地被限制，必须得“割”。父亲靠木匠手艺帮人做家具挣钱或做家具卖钱，则是被“割”的重点，不仅被没收所得还要受处罚，父母辛劳攒的一点家底全都罚赔出去了。重罚之下，父亲展现出坚毅的韧性，他以幽默地自我调侃，缓解自已承受的痛苦和难堪，和宽慰母亲。日子再难，父亲也能想方设法重建生活，努力把生活变得好一点。

我的乐观，可以说是父亲的遗传。

而我特别崇尚革命浪漫主义，应该是父亲当年带着我参与鼎鼎有名的焦枝铁路修建时启蒙的。那时我才四岁，父亲在厚实的枕木上锯、砍、刨、凿，挥洒激情和汗水，我则在半成品与成品的枕木堆上玩耍，见证了父亲那一代人轰轰烈烈创造了我国铁路修建史上的奇迹。这经历影响我一生的心性。

父亲最后做的木工，是为自己做了一套蒸发糕的模具，在家蒸发糕，然后挑出去卖。那时父亲肺结核已发病，白天晚上常常咳嗽，干不了木工、重体力活。父亲挑着装满发糕的担子，走街串巷去叫卖，累到吐血，才放下肩上的担子。父亲拼尽全力生活的样子，是我最心酸的记忆。

九

在艰苦的日子里，父亲会努力去尝点生活的甜头。听母亲多次说起过，母亲十几岁嫁给父亲，两个不谙世事的新婚少年，不干活的时候，父亲牵母亲手，在镇上村里来回“游手好闲”，浪漫得很。后来有了孩子，便双双一门心思过起日子来，就再没有游手好闲的机会和心思了。后来有几年里，父亲会忙里偷闲，时常和母亲到镇里的礼堂去听戏。京剧、汉剧、楚剧、花鼓戏，他们听了回到家还回味，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喜好听歌、唱戏。小时候，聋哑大哥经常用肢体语言给我们演戏，动作一板一眼、像模像样。最是生活的乐趣和滋味。

父亲善良、敢担当。1976年外婆去世，正遇上农村大力推行火葬。但是，像外婆一样的农村老人们都非常抗拒火葬，在他们眼里火葬就是“死无全尸”，非常可怕，只有土葬才能让灵魂得到安息。外婆三十多岁就守寡，独自将两个舅舅和我母亲抚养长大。大舅解放前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一直杳无音讯。小舅当时是村干部，不能违抗国家政策，又不敢违背老人的心愿，陷入两难，借在外开会的理由没有回家送外婆最后一程。自古以来死者为大，父亲担心外婆灵魂得不到安息，亲抬棺木，送外婆入土为安。葬礼虽一切从简，老人得以安心离去。

父亲性格温和、脾气很好。从小独宠的母亲，脾气有点娇横，在父亲那里都会被包容和忍让。对待子女，父亲也从无疾言厉色。小时我们姐弟兄妹犯错，都是母亲操家法“伺候”，父亲很少动手教训孩子。我们兄弟姐妹每个都认为自己是父亲的最爱，这一点不知父亲是如何做到的。

江汉平原的夏天很热，那时没有风扇更没有空调，每个晚上，屋里热得根本不能呆人，上半夜一家人只能在屋外乘凉。父亲为了五个孩子都能够照顾到，自己发明动手做了一个人工大扇子。采用木条和竹子做架子，架在竹床上方，上面绑一块麻袋布，麻袋布下面系一根绳子，拉扯绳子麻袋布前后摆动，就有风。我们睡在竹床上，父亲不睡，就这样给我们扇风、驱赶蚊虫。直到下半夜，屋里凉些，再一个个把熟睡的我们抱进屋里。

不知什么原因，我从小就怕黑怕鬼，并且相信鬼之真存在。当时农村厕所都建在屋后，没有灯。天黑上厕所，对我来说是件恐怖的事，要有人陪才行。只要父亲在家，肯定都是父亲陪我。我蹲在厕所，父亲在不远处抽烟，还时时咳嗽一下，以示他没走远，我可安心。这记忆阳光般的温暖，永恒地留在我心中。

父亲疼爱孩子还表现在培养孩子方面。特别在培养我们成长上下功夫和舍得花钱。聋哑大哥没法上学，父母就弄一些看图识字书卡，教大哥识物认字、认识世界，到大哥十几岁，父亲带着他跟着学木匠手艺，尽最大能力帮大哥找一点生活的依靠。二哥读到高中，放弃学业后，父亲做了几个蜂箱，领着二哥学起养蜂，生产蜂王浆和蜂蜜拿到省城卖钱。弟弟读到初中，学习成绩一般就不再读了，父亲借钱送弟弟去学习钟表维修技术，后来弟弟在镇上支摊修起钟表，有了一技之长。

父母更是倾其所有，让姐姐和我读到高中，参加了高考，把我培养成为村里第一个通过高考跳出“农门”的天之骄子。记得父亲送我上高中，父亲把我的行囊挑在肩上，担子不轻，父亲一路上不歇脚，以左右换肩的方式歇肩，我跟在父亲身边，随着担子左右雀跃。那欢欣的记忆亦如阳光一般温暖我一生。

我和父亲这一辈子是不够的。

父亲去世时，我二十出头，短短的二十年，不是父亲在外谋生活，就是我在外求学，我与父亲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太少，再减去我挥霍和忽视的，几乎所剩无几，眨眼间，我就永远失去了他。

我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父亲了。而父亲是永远活着的，这种感情一年强烈似一年。

《活着》自序里作者这样说:“我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是我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

对我来说，父亲短暂的一生宽若大地。

父亲曹裕富，生于农历一九三一年腊月初八（公历1932年1月15日），卒于农历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四（公历1989年10月23日）。

谨以此文，怀念父亲。

2020.6.21/父亲节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