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赫拉利一样地，联合国发展署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也强调了恐怖行动给大众带来的恐慌情绪。由于毁灭远比建造容易得多，对于这种只费很小的成本（甚至于，一个土制炸弹）就带来极大破坏的行为，例如巴米扬大佛的毁坏，例如查理杂志社的爆炸，甚至于是对平民展开的袭击，我总是觉得很痛心（却也不知如何是好）。
但赫拉利给出了这些事件的后续思考，那就是各国政权对于恐怖主义行为的过激反应其实带来的危害更大。这个观点有点意思，但也有一点圣母病的嫌疑。
其他地区的恐怖极端主义我并不太了解，但非洲地区的极端主义之所以形成，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经济上的脆弱性。其实这个道理也很容易明白，要不是连下一顿饭都不知道在哪里，谁会去过刀口上舔血的日子呢？一样的逻辑在很久以前早已经被中国的山匪们活明白了。因此，从肉体上消灭恐怖主义人员其实毫无意义，因为全世界人口有那么多，死了这一批，还有下一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在我看来，绝不是不断进行暴力打击，而是从原因上掐灭其来源。
恐怖主义对于政权的威胁，其实来源于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威胁。当人身安全成为了一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时，恐怖主义这种随机造成普通公民受伤害的行为才真正带来了恐惧。而恐怖主义说到底不过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列表中的其中一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确需要更加理智、更为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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