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蚂蚱来说,能在草里蹦蹦,有个虫子吃吃,生活就是幸福的,世界就是美好的。如果要带着历史感装逼的话,蚂蚱会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世纪之交,可能很多人都这么觉得。我们的创造力空前爆发,生活方式甚至让十年前的人望尘莫及。历史的一切都过去了,所有事情都是今天的序曲和铺垫。
神奇的是,100年前的那个世纪之交,欧洲人也这么认为。如果不是法国的一场跨世纪冤案,他们的盛世迷梦还能更完美一点。但就是这场冤案,像一阵风暴,吹起了历史动人的裙子,让这任人打扮的姑娘很不体面的露了底。20世纪的开场,有了一丝不祥的气息。
20世纪初欧洲德雷福斯,一个触动欧洲神经的名字
德雷福斯案件的吊诡之处在于,真相早已披露于世,但围绕他的争执却远没有结束。1935年,当德雷福斯去世时,媒体仍然不敢轻易触碰这个话题。
1927年,这位年迈的犹太军官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德雷福斯那个象征不是我,是你们创造了德雷福斯。”他是对的,从他被诬陷为叛国罪开始,这个名字已经与他本人无关。
他的冤案1906年被撤销,但两年后,德雷福斯参加左拉的迁葬仪式时,受到公开枪击,法院竟公然释放了枪击犯。
1931年,在戏剧《德雷福斯事件》首次上演时,大厅里充满争吵,正厅前座有人扔恶臭炸弹,法兰西行动组织的突击队不断恐吓演员、观众和旁观者。政府无法保证演出不受骚扰,戏剧被迫停演。
《德雷福斯》油画这中间,从政治到社会,从军队到媒体,从民族主义到反犹主义全部粉墨登场。19世纪渲染的民主共和黄金时代,标榜的完善司法体系在这里全部显得苍白,各方势力正将历史推向一个荒唐而可怕的方向。
现在,回到案件的开头,让我们审视在这过程中,人类的真实面目。
跨世纪冤案,巴尔扎克式的跌宕情节
时间是1894年,德雷福斯是法国军队总参谋部的犹太军官。这天,他被传唤至军部“例行审查”,随即被逮捕,军部指控其为德国间谍。证据是一份写给德国大使馆的“清单”,据说是德雷福斯的手迹。
随后,军事法庭以秘密审判的方式,审理德雷福斯叛国案。尽管证据十分欠缺,就连这份清单的字迹也无法最后确认,但在军部命令下,不惜编造档案来做有罪推论。直到最终判定有罪,流放魔鬼岛。
到此为止,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冤案,和泥沙般沉积于历史深处的许多委屈灵魂一样,不值得太多关注。但事情没有就此结束,之后,一切都复杂起来。
关于德雷福斯的电影一年后,军部毕卡尔少校经过调查,发现清单不是德雷福斯写的,真正的间谍是一名叫埃斯特拉齐的军官。然而,军方拒绝承认错误,六个月后,将他调任突尼斯的一个危险防地,不许任何人重审此案。
于此同时,德雷福斯的兄弟们委托出版一本小册子《一个司法错误:德雷福斯事件真相》。1897年6月,《闪电报》透露军部私下向法庭提交编造档案的情况。陆军部迅速作出反应,不允许毕卡尔回国,并继续编造德雷福斯写给德国皇帝的信。
此举激怒了法国知识界,1897年11月,克列孟梭开始为重审此案奋斗;1898年1月,作家左拉发表《我控诉》一文,代表知识分子发出激昂的声调:“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克列蒙梭文章让法国民间分成对立的两派,彼此争论不休。国际社会也开始介入,沙皇俄国公开指责法国司法制度“野蛮”,德国皇室也公开表示愤怒,事情引起的反应之激烈前所未有。
法国军部和司法系统备受责难,他们对此的回应是,逮捕毕卡尔,并以诽谤军队罪名审讯左拉。左拉只得避走英国。直到1898年8月,埃斯特拉齐承认自己是清单的作者,几天后,编造另一份秘密档案的亨利上校也坦白了自己伪造证据,随即自杀。至此,法院几乎被迫下令重审德雷福斯案件。
奇怪的是,尽管证据确凿,却依然维持德雷福斯有罪的结论,改判监禁十年。一周后共和国总统宣布赦免德雷福斯,希望为即将到来的巴黎世博会营造和谐氛围,而就在世博会即将闭幕时,下议院以压倒多数投票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一切诉讼资料档案悉数销毁。
1903年,德雷福斯要求重审案件,直到1906年,克列孟梭当上总理,申诉才被受理。这次,法院宣布对德雷福斯的一切指控无效。这次审讯没有经过军事法庭认可,民众也从未承认这一结果,政府带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绕过正常司法程序,才使德雷福斯得以平反。
德雷福斯案庭审报道这个结局让军部诸多官员辞职,让司法系统颜面尽失,让媒体口诛笔伐,让民众暴怒不堪,并且一切无法就此收场,后续的结果延绵不绝,甚至左右了历史走向。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评论说:这次事件的当事人,好像出自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事实上,事情的发展连巴尔扎克式的天才也已无法驾驭。
冤案之后,狰狞的世纪拉开序幕
德雷福斯冤案让欧洲喧嚣了很久很久,却让一个原本自信和辉煌的时代哑口无言。
案件中,将军们拼命维护自己的声誉和集团成员,最终走向不归路;反对共和国体制的人们趁机向政府发难,甚至不惜混淆是非;19世纪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法律程序彻底失效,国会议员们心怀鬼胎的参与其中,原本因巴拿马丑闻已经陷入动荡的第三共和国更加风雨飘摇,1894年萨迪卡诺总统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继任总统半年就辞职,德雷福斯案件让法国政治斗争异常激烈。
德雷福斯当街受辱在民间,积攒了一个世纪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两大浪潮在此汇合,一个出卖法兰西的犹太人,比所有真相都更能激起骇浪般的愤怒。案件尚未审判,所有媒体都相信德雷福斯有罪,要求军事法庭证明他们所相信的,并对其判处死刑,虽然当时死刑已经被废除。
左拉发表《我控诉》后,法国迅速分化为两派,事件不断发酵,部分地区发展到武装冲突,有的家庭为此争吵直至破裂。法国掀起反犹巨浪,报刊大肆制造舆论,犹太商店被洗劫,犹太人被围攻,无数人聚集向政府请愿要求驱逐犹太人。案件真相大白后,左拉遗体迁葬当天,德雷福斯遭到枪击,犯人因自称对德雷福斯昭雪持有异议,得到法院的庇护。
这个让所有人陶醉的黄金时代,就此露出了她动荡、焦虑、不安的真相。政治角逐,军队阶层维护,民间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这一切汇成洪涛巨浪,让一个原本并不复杂,且早已真相大白的案件成了时代搅动机,将所有沉渣搅起。一切公正、法制、平等、自由全部失效,盛世的表象被彻底撕碎。
庭审大会现场德雷福斯案件中,响彻巴黎街头“杀死犹太人”的叫喊声,让维也纳驻巴黎《新自由报》的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受到深深的震动。同样作为犹太人,他曾希望犹太民族能融入欧洲,享受平等待遇,但这梦想在反犹怒吼中彻底埋葬。1896年,他发表《犹太国》一书,系统阐述犹太复国理论。他在日记中说:“德雷福斯”案件让我变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一年后,他组织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了《巴塞尔纲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式诞生。
此后,欧洲弥漫着一种没有根据却极具煽动性的流言,犹太复国主义正与犹太富豪和共产主义者联手,准备获取世界霸权。这种传言直到现代还在宋鸿兵破绽百出的《货币战争》中看见身影。当时,在维也纳作画的一个年轻人,被这种种气氛深深影响,刻骨的仇恨在心中滋长,他的名字是希特勒。
至此,所有推动历史的力量全部到场,一个狰狞的世纪拉开了帷幕。
然而,当时欧洲人并无知觉。巴黎世博会让法兰西感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英国正享受着他们的黄金十年。福特的汽车、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电灯正在飞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正经历着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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