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是所有战争时期所留存的文物中，最温暖的一种形式。这次我们要来聊聊一张从马尼拉寄回台湾的明信片，一个青年所留给家人的最后记忆。
1975年初，距离终战将近三年之后，台籍日本兵及其眷属，开始追讨战争时期缴纳的储金，类似的储金是由从军者薪饷中扣缴一定比例，因此凡是从军者理应有一定额度的储金。此项追讨行动于当年三月开始在全台各地办理债权登记，台湾各地皆有许多人回响。但此事后来延宕二年，直到1995年日本才决定以储金金额的120倍做为偿还的计算基准。
署名柯太郎：这场「战争储金追讨运动」的发生背景，可以从一张明信片說起。
1942年起，太平洋战争局势紧张，以志愿兵、军属为名，陆续前往南中国与南洋支持战争的台湾人，约有二余万人左右，其中，不幸于战场上牺牲者，估计有三万余人。这些与台湾远隔重洋的台籍日本兵，随着战局日渐紧张，与家人联系相对困难。
于是，一张久违的家书，往往会被当成尚存人间的证明，如果不幸殒命，这封家书则成为家人回忆的最后凭借。
柯太郎从战场寄回的明信片，正面印着一幅菲律宾传统建筑的图象，是由1937年起，以陆军报导班员身份从军的随军画家向井润吉所绘。
如同这张由柯太郎所写，从马尼拉寄回台湾的明信片，它之所以被留存与日后作为追讨储金之证据，就源自于其弟柯英杰对柯太郎的怀念。
柯太郎的明信片，是台史博搜藏品之一，当初博物馆馆员检视由柯英杰后人所捐出的日记本时，无意中发现太郎的明信片一直被柯英杰夹在日记本中收藏着。相信曾有一段时间，柯英杰时而书写日记时，都能看到明信片，回忆太郎的几句问候。
奉公的觉悟：这张明信片的署名者柯太郎，出生于1925年，1931年入学台南太平境长老教幼儿园，1932年就学于台南师范学校附属公学校，1944年2月21日，以志愿兵身份，出征到菲律宾马尼拉。
太郎的明信片，在1944年10月11日寄回台湾，收件人是小他四岁的弟弟——柯英杰。当时柯太郎在日军比岛派遣威2944部队，守下部队檟田队服役，一个月后改隶柴崎队，军中名为济阳哲雄。
在这张给家里的明信片中，首段柯太郎先向父母请安，并表示对此非常局势已有了为国奉献的觉悟。第二段提及英杰的回信似乎未寄到，请英杰再回信。第三段则提及津贴事宜，并告知存款帐号及现存金额尚有180圆。
明信片背面除了信件内容，也清楚看见军事邮件，必须经过检视的检查章。首段柯太郎先向父母请安，并表示对此非常局势已有了为国奉献的觉悟。第二段提及英杰的回信似乎未寄到。第三段则提及津贴及存款事宜。
由于在战地寄出，因此属于军事邮便，特别者是无論寄出或者收入都必须接受检查，通过者并以盖章为证。此举是防止军事机密外泄，同时从战地寄出信件，也不需要邮资。
我们并不清楚，这是否为柯太郎寄回家的最后一封信，只知柯太郎最后并未能回归故里。家人1946年时，从其他返台者口中得知柯太郎已死的信息。因此柯英杰据此在日记中写下：
「1945年败退入山后，他染病而亡在战场」
家族相簿第一页：根据柯英杰日记的记载，战争末期，柯家疏开到台南市郊的西港一带，日子想必也不轻松。战后，柯英杰先后从事刻印业、租书业等行业，喜好摄影与藏书。柯英杰在战后透过相簿整理了家族与亲友的相片，记录自己成家立业的过程，包括结婚、儿女出生、亲友往来等照片。
但值得注意的是，翻开这本相簿的第一页，一共4张照片，全部都是柯太郎拍摄于1943年左右的照片，之后才是兄弟俩的父亲柯子忠、以及柯英杰的姐弟的照片。
相簿第一张照片（左上角）是柯太郎在1943年7月7日的留影，柯英杰在照片中写着「my elder brother」。
在这本经由相簿重新整理的家族史中，一个已经永远无法再见面的亲哥哥的照片，成为相簿中第一个出现的面孔，此举应该是表现了对于这位从小一起长大、但却在二十岁就命丧异乡的兄长的无限追思。
柯英杰是否讨回太郎的储金虽然没有足够的信息确认，但显然的，太郎由马尼拉寄回的明信片，提供了隶属部队、储金帐号等信息，于是柯英杰在1975年3月写信给日本国厚生省询问柯太郎储金。这张被保留几十年的明信片，竟成为太郎为自己要回最后公道的物件。
柯英杰记载从其父柯子忠之后的族譜中，写者出生時为柯宣州，后改名柯太郎的兄長的人生履历。
1945年，战争结束后，许多从军的台湾人葬身异乡未能返乡，一无所剩，他们的家人或许就如同柯英杰一样，仅能睹物思人。一张來自马尼拉的明信片，成为怀念柯太郎，追忆在乱世中失去生命至亲的最后信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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