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我和杜萍虽然都是舟山知青，但是我们不在一个岛上，去内蒙也没有分在一个连队，杜萍是六九届初中生，岱山知青，我们也是通过文章才认识的。杜萍说她看了我《母亲的清白》这篇文章，想到她被迫害致死的父亲和被摧残的家庭，非常想见我。后来我们有了那次战友小聚会，我和杜萍开始有了个微联系，才了解到杜萍悲惨的家史……
真是：大地深雪，埋葬太多无辜。
下面是杜萍的自述
一：
我的父亲叫杜从彬。
父亲出生在安徽省霍山县，是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出身是普通农户人家，爷爷奶奶觉得男人要成家立业，咬紧牙关也要供三个男儿读几年书。
父亲从小刻苦懂事，高小毕业就在老家电信局做释电员，并兼会计工作。后来因为家有三个男儿，为了逃避被抓壮丁，不得已离开老家，在外辗转谋生。
期间遇到我母亲张兰馨，两人相爱结婚。
母亲是安徽毫州市人，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家有一染房和一钱庄。我外婆早逝，一个舅舅也早逝，母亲独自撑着家，我外公经常在外做生意，生活都由母亲自己做主。
当年，亲戚们给她介绍军官她不要，偏偏看上我父亲：一个靠工资生活的农家子弟。
由于两家不是门当户对，双方家长包括亲戚都坚决不同意。但是他们俩人已经深深相爱无法分离，于是，母亲决定跟随我父亲私奔。
谁知因为父亲娶的是资本家的小姐当老婆，在文革也成了一桩罪行。
母亲没有遇到我父亲时，在毫州市医院当护士，他们就是在医院里认识的。
父母二人结婚后不敢回霍山老家，就逃到蚌埠。
因为父亲有译电员的一技之长，很快在蚌埠电信局找到工作，后调到南通市电信局工作。
那时国共两党连年战争，国民党节节败退，要撒到台湾，要把一些工作人员带走，这样，南通江边上乱哄哄有很多逃难人，等着坐船去台湾。
父亲带着我母亲和大姐，那时大姐已经降生，也等在江边。
当时江边有好多船只，突然有一只船说马上要开了，父母就跳到那只船上，谁知这只船是开往浙江的，就这样坐错船来到浙江。
不久全国解放，由于父亲有文化，后来被招收到浙江省干部培训班学习，一九五零年毕业，分配到岱山盐务局工作，那时舟山刚解放不久。
岱山盐务局下面有好几个盐业站，主要工作是负责收购，鉴定质量。站里工作人员经常调动，父亲当时被派到大巨分局。
大巨分局是个更小的海岛，非常荒僻，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与岱山岛又是隔海过洋，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父亲听不懂当地话，但他服从分配，兢兢业业，工作认真，任劳任怨。
那时偶尔有露天电影，我记得我看电影睡着了，醒来趴在父亲的背上，他背着我一摇一晃地走着，我好惬意。
后工作经常调动，直至文革前三年才被调到岱西摇星浦。
摇星浦在岱山的最西边，因为孩子们要读书，父母把家安在石马岙，这时已经有我和大姐、二姐、哥哥四个孩子。
石马岙在岱山的中部，摇星浦与石马岙二地相距很远，步行约二小时，那时没有公交车。
我父亲在摇星浦盐业站过的是集体生活，工作人员的家都在外地，站里有食堂，父亲兼管食堂帐务。
站里有个叫王志荣的人，此人狗皮倒灶，经常进食堂拿东西吃不付饭票，早上刷牙老是偷用别人的牙膏。正直的父亲见不得这种行为，看见就批评他，王志荣就怀恨在心。
父亲是个非常实在的人，他相信党相信组织，在历次运动中把自己的历史一一交代清楚。把在老家电信局工作时，电信局长曾经叫他参加青邦组织，说参加这个组织出门不会受到土匪侵犯。父亲觉得挺好，可以被保护就答应了。当时也没填表，也没宣誓，也没开过会，后来逃壮丁离开老家，不了了之。
其实父亲不说也没事，结果这也是一大罪状。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全国普天盖地的互贴大字报，要挖地三尺，王志荣成了造反派，开始打着革命的旗号对我父亲发动攻击。带领一帮人贴父亲的大字报，给父亲列了二十一条罪状。其中参加过青帮组织，在国民党电信局工作是特务，娶资本家小姐是没有立场等等都成了罪行。
并且立即停止父亲的工作，隔离审查。
当时，父亲在盐务局编制是国家干部，行政二十三级。王志荣是一般办事员。
不可思议的是，文革时期，随便跳出一个人就可以纠集一帮人，只要喊声革命，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拘禁迫害一个人。
王志荣每天逼着父亲写检查，写一次不通过 ，再写……
这样几个月下来把父亲搞得心力交瘁，几近绝望，二十一条罪状压在他头上透不过气，条条要交待，可是无中生有的东西怎么交待？
而且不准父亲回家，离开盐业站必须请假批准，方可离开。
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我们一家六口人分住五处。
大姐学习优秀被保送进舟山中学住读。我哥在舟山商校普陀山住读。二姐在岱山中学住读。
家里只有我和母亲。
母亲一天天等不到我爸回家，就走去摇星浦看望我爸。
摇星浦到马石岙有一半路程是一条长长的海塘，海塘的外面就是汪洋大海，一眼望不到边。海塘的路边有间小屋是看闸门人住的，涨潮落潮时要放水。
父亲看到妻子到来，忍不住掩面哭泣，心里觉得愧疚不安，对不起妻子，自己成了反革命，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让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受罪。
母亲心疼丈夫 ，也哭，心里还放不下我一人在家，还得急忙赶回家，来来回回要走完那条长长的海塘，要奔走几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的那天，母亲按捺不住思念和牵挂，一大早又去摇星浦看望父亲。
那是阴沉沉的一天，父亲压住心里的忧虑，流着泪说，王志荣说他检查不过关，明天要拉他去东沙游街示众。父亲忍不住悲痛地抱住母亲说，游街示众太丢人啦！我不能给你丢脸，不能给孩子们丢脸呀！父亲说着放声大哭。
母亲束手无策，在岱山举目无亲，不知怎样安慰父亲，两人抱在一起痛哭。母亲一边还惦记着我，无奈只好忍痛分手。
父亲硬着头皮请了假，送母亲走一段路。二人走在海塘上父亲不再说话，时不时地望望大海，一副恍恍惚惚的样子，只是流泪。
母亲强忍悲伤安慰父亲说游街不怕，坐牢也不怕，老天有眼，总有一天会还你清白！
走到闸门口两人不得不分手，母亲下海塘走公路方向，父亲沿着海塘往回走。
母亲走了几步，又回头望着父亲，只见瘦弱的父亲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地沿着海塘走着，那天雾大，直到母亲看不清父亲的背影，母亲才擦掉眼泪转身回家。
母亲回到家里一晚上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这辈子她就是爱父亲的诚实体贴，夫妻俩感情深厚。我记得父亲回家就帮母亲做饭，还帮母亲洗衣服，父亲说我总不在家，你妈一个人带孩子太辛苦了！
母亲离不开父亲，她不能失去丈夫！她要陪父亲一起去游街！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好像心里有预感，急急忙忙又往摇星浦跑。
母亲到站一看父亲不在，造反派恶声恶气地说，反革命一夜没回来，不是和你一起走啦，这正要去你家抓人游街呢！
母亲急忙走到父亲床边，看到被子叠的整整齐齐，没有睡过，一掀枕头底下还有三元八角另几分钱，正是给母亲交房租的钱。
在这个荒僻的小岛，父亲一夜未归，失踪了，这是凶多吉少啊！
母亲当即哭晕过去，昏倒在地。
二：
母亲自小聪明伶俐，自强自立，她跟着院里小孩读书识字，后在医院当护士。到舟山又参加助产士培训，结业后分配在乡卫生所上班。在大巨小岛，岱山都努力工作，不论白日黑夜，不管外面风风雨雨，只要有村民需要，遇到难产，母亲都能大胆细心地帮助产妇接下孩子，村民们都信任母亲。
但是工作几年后，因为六二年自然灾害，缺少经费，把卫生院解散，助产士解聘，母亲从此失业在家。
因有四个孩子要抚养，生活不富裕，后自学缝纫，买了一架缝纫机给人家缝补制衣贴补家用。
如今父亲失踪，工资停发，霎时失去经济来源，房东又限我们几天内搬出去，当时住的是农家出租房。
父亲在时，曾经有一个刘姓老乡在局里当盐警，后盐警撤掉，老乡失业，因贫穷没有路费回安徽，就入赘在岱山农村成家。
刘老乡后来去世，留下妻儿，父亲一直照顾她们，常把粮票和其它票证送给她们。母亲也帮她们孩子制衣缝补，我们称老乡的妻子为刘妈，亲如一家。
在这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时候，住在凤凰山大队的刘妈急忙赶来，把我们一家接到她自己家中。
当时母亲感觉天塌地陷，再坚强的她也被压垮，自己没有固定工作，四个孩子还没有成人，以后怎么活下去？
母亲每天只会哭，一哭就咬紧牙关昏死过去。
二姐懂事，怕母亲咬碎自己的舌头，急得只好把手指伸进母亲嘴里，等母亲醒来，二姐的手指都被母亲咬破。
在好心的刘妈劝说下，母亲开始慢慢吃点东西，忍住心痛，开始思考这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怎么办？
父亲有大弟在安徽长丰县工作，母亲让大姐去长丰县投奔大叔。
父亲还有小弟在贵州工作，母亲和贵州的小叔商量，把二姐接去抚养。
小叔寄来路费，二姐含着眼泪也离家上路了。
三：
这是我二姐的自述：
1967年爸爸被文革迫害失踪后。我们全家借住在刘妈家，为了逃生和能继续上学，妈妈和贵州小叔商量让我去贵州。
我那时才15岁，还是一个胆怯羞涩的小姑娘，家里突遭变故，我只会哭泣。母亲已经病倒在床，无法送我。
记得我一个人在高亭买船票时，遇见邻居张爱桃大姐，她听说我一个小姑娘要自己独自远程，去投奔远在贵州的叔叔，爱桃姐哭了，她流着泪买了包饼干塞给我。
我含着眼泪就这样带着爱桃姐给我的，仅有的一包饼干，踏上了逃亡之路。
那正是文革造反大乱之时，一切规章制度都被打破。
我是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走出岱山。
战战兢兢的我在杭州自己买火车票，我不知道火车有卧铺坐铺，售票员卖给我一张坐铺。
当时我走进的车厢是卧铺车厢，我以为火车里面都是这样，我看有上下铺，心想上铺安全，就赶紧爬到上铺。
我一个人默默地卷缩着，周围都是陌生人，心里非常害怕。我买了票，兜里已经没有钱，我二天二夜没有吃饭，饿了就吃几块爱桃姐送的饼干。
奇怪也没人赶我，文革乱世已经没有人认真工作。
我只记得当时有两个男人在议论，那个姑娘好象是一个人？好象是新疆姑娘……
我的头发有点黄，还带卷儿，从小孩子们吵架就叫我美国佬。
这两个男人还说，看她眼神也像新疆姑娘！
我装做听不懂没搭理，不敢吭声，心提到嗓子眼，怕被男人欺负。
两天两夜到了贵州都匀，我在都匀下车，叔叔婶婶在火车站接我。
叔婶当时是在都匀监狱管理站工作，叔叔的岳父母也都跟着他们住，还有两个小孩，一家六口人负担很重，小叔能把我接去实在不易。
小叔对我很好，无可挑剔，但他当不了家。
我记得外婆时常挑唆，婶婶时常和小叔吵架。
我知道自己是寄人篱下，我把家务事全包揽，每天小心翼翼做人。吃饭很少挟菜，因为每次挟菜外婆都用眼恨我。
小叔疼我，出差给我买了一双皮鞋。我怕外婆看见不高兴，一直不敢穿。
小叔问我怎么不穿皮鞋？我不想把实情告诉他，怕外婆生气，就撒谎说，鞋太小不能穿。
小叔信以为真，结果第二次出差又买了大一码的皮鞋。
后来小叔有所察觉，每次单位发苹果，小叔就偷偷的拿几个给我，让我放在箱子里带去上学的路上吃。
因为生活困难，外婆和婶婶不想让我上学，想让我去打工，小叔不同意，因此家里时常听到叔婶吵架，这辈子我忘不掉小叔对我的恩情。
我在叔家待了一年多，就上山下乡到了贵州省平塘县卡蒲公社亮寨大队插队。
公社很穷，我们几个知青就住在布依族山寨，每年工分都不够吃饭，我连写信的邮票都买不起。哥哥为此写信骂我，说我在叔家好过了，忘了妈妈和兄妹，连信都不回！
我只能流泪，哥不知道我连邮票都买不起。
后来我试着把哥寄给我信上的邮票小心撕下来，用橡皮把邮印轻轻擦掉，终于我给哥的信他收到了。
哥这才知道我是这么贫苦，哥哭了，他回信说冤枉了我。从此哥有时就给我寄十元钱来，我一辈子忘不了亲哥的情谊。
我在知青群里吃苦耐劳，拼命表现，深得村民们的信任和喜爱，每次招工他们都推荐我。
但我知道我的政审过不了关 。我怕村民们知道我父亲是反革命后欺负我，每次他们推荐我，我就借口不满意而拒绝。
后来全队知青都走光，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一个姑娘家独自住在队里仓库的阁楼上，一到晚上我就非常害怕，我把锄头、木棍、桌子全抵在门上，防范坏人闯进来。
有一天我干完农活回仓库，发现火塘烧火煮饭的锅被人踢掉，连堆砌火塘的石头都被人扔掉找不到。
不知是什么人这样恨我？是嫌我赖在村里不走抢他们的工分粮食吗？
可是我何尝不想回城，无奈父亲的问题就像一座大山压在我头上，我无法翻身。
就这样，我一个人在农村坚持了两年多，直到那年麻纺厂在都匀突击招工，小叔托人把我户口迁到都匀，我回去招工。结果招工政审又落空，我是狗崽子，是反革命后代，我是不可活的贱民！
自从有了反革命这个名词，它比婊子，流氓，贼偷，强盗，还恶劣，是人们挂在嘴上最恶毒的咒骂，是吵架时被人们用来辱骂对方的臭词，一旦被骂作是反革命，对方会更加恶毒地回骂，你家都是反革命！
可是户口已经迁出，招工失败没有单位落不上，反倒成了口袋户口，从此我成了一个没有戸口的黑人，寄养在叔叔家。
那日子是何等的煎熬！我是无户口的黑人，没户口就没有粮票，我更加受气，看到的是更多的白眼。
记得有一次我买菜回来，好象是窝笋，五分钱一斤，外婆说太贵了，开口就骂：你个大小姐还想吃这么贵的菜，你叔还没有拿那么多的工资呢！
我忍着，从不顶嘴，也不向哥哥妈妈说，怕他们担心，就这样当了将近两年黑人，我受尽委屈。
可是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终于忍不住，我要疯了！我撞墙想自杀，可是撞了一头一脸的血，没撞死。从此我再也不忍了，只要听到外婆婶婶叨叨我，我手上拿着啥就摔啥！
有一次我正在洗蒸饭的饭桶，我直接就把饭桶摔了！心想我都不想活了还怕啥？那时我真的想死！
我一个有手有脚的大姑娘，我还有文化，我能吃苦耐劳，我为啥要寄人篱下，这么窝囊地活着？
小叔和我父亲一样，都是老实人，他在单位里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没有背景靠山，又不会去求人，只说让我等着国家分配，可我连户口都没有，谁会理睬你？
后来外婆怕出人命，说我疯了，让叔叔把妈妈叫到贵州都匀。妈妈看到我心疼不已，我们娘俩抱头大哭。
过去的不能回忆，一回忆就泪流满面！
后来母亲在贵州都匀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跑，才落实了我的户口。
有了户口我才找到一个做凉粉的小作坊工作，里面都是妇女大娘，条件很差，我宁肯住在幽暗潮湿的小作坊里，也不回叔家住。
四：
大姐二姐都送出去了，还有哥在商校住读，再过几个月可以毕业，母亲说暂且不管他。
这样就剩下我和母亲住在刘妈家里。
我开始帮刘妈割草放牛，她家帮生产队养了一只黑牛挣工分。
母亲身体好一些，能起床走动后，就去摇星浦找王志荣了解情况，母亲还惦记着父亲的死活？
凶恶的王志荣血口喷人，说是母亲把特务丈夫送到台湾去了，要母亲交出人来。
母亲又哭煞。再去盐务局找领导，请求领导帮助寻找丈夫，这么大一个活人就这样消失了？
没想到这个领导竟然也会毫无根据地说父亲是特务，逃到台湾去了。
母亲气极，伸手给这个领导一记大耳光，母亲心已碎，她也不想活了！
后来单位把父亲的失踪定为“悬案”，搁置起来，再无人关心。
只有母亲放不下父亲，她找到海塘闸门那里，管闸门的老头讲，那天很晚的时侯，他听到闸门口好像有人在哭，后来就没有声音了，老头没在意就睡了。
母亲想大概父亲是投海自尽了，塘外就是茫茫大海，魂都招不回来。
撕心裂肺的母亲跪在海塘上嚎啕大哭，一声声喊着父亲的名字，恨不能自己也一头栽下去。
父亲就这样一直失踪到今天。
游街示众，对文质彬彬的父亲来讲比杀头还痛苦，遭人羞辱不如死掉！
家破人亡，孩子四散，母亲带着我借住在刘妈家里，造反派还派人到刘妈家叫母亲交出特务丈夫。
仗义的刘妈把来人好一顿臭骂。
来人灰溜溜回去，并不罢休，第二天又去生产队，让生产队把我们母女赶出刘妈家，不许收留反革命家属。
母亲豁出去了，她干脆带着我，拿了几件换洗衣服闯进盐务局，就在盐务局的会议室住下。母亲说，我没有丈夫，孩子没有父亲，我们没有房子，孤儿寡母要死就死在这里！
结果局里领导也无法，还算有人性，看母亲不停的哭泣，给找来二张单人床和二条被子，并且让母亲做家属工度日。
盐业局下面有麻袋仓库等单位，职工家属一年四季有工作，洗麻袋，补麻袋，打草扇。麻袋都是装盐运到大陆去的，麻袋回收后要洗补，草扇是盖盐坨的。
母亲思念父亲经常痛哭，身体很虚弱，常常无法干活，我就替代母亲去做家属工。
缝麻袋是用络麻布，很硬很硬，要裁开，然后用针缝起来。缝针很粗，长有五寸，线也是很硬的络麻线，要用水泡一夜才好用。
我每天一早就蹲在地上，用脚踩住二层麻布的一头，一只手揑住麻布，一只手使劲缝。
缝好一只麻袋四分钱，每天工钱八毛，一天要缝二十只。刚缝好的麻袋硬的像油豆腐一样鼓鼓的，这样在会议室住了有二个月，每天缝，每天一屋子“油豆腐”。
除了吃饭上厕所，一蹲一天，人小皮肉嫩，我的手被粗硬的络麻线割裂出一道道口子，疼得钻心。但是觉得能替母亲干活，能挣钱了心里也高兴。
后来局里来开会，看我们住在会议室不方便，就在东沙家属楼给我们分了半间房子，烧饭在走廊，也就是一只煤油炉。
我从六八年到七一年十月去内蒙古，一直努力做家属工。
我才十四岁呀，那是童工！
家属里面也有人欺负我们这对反革命母女，打草扇要抢时间，有人就故意把我推倒在地，排挤我，我不敢哭，也不敢吭一声，只是默默地干活。
我要做大人一样的活，二人扛一百斤重的麻袋包，一层层往上叠，没有人照顾我。我不怕，我咬着牙和大人们一起扛。
一天开家属会，一个叫刘忠水的造反派，因为我在楼上弄煤球炉不小心弄出声响，刘忠水气呼呼冲上楼一把把我推倒在地。
母亲赶上楼，见我倒在地上，就与刘忠水争辩。刘忠水嚷嚷着下楼去找人，说要把这对反革命母女抓起来。
吓得母亲带着我，抓了几件衣服，跑到码头赶紧坐船逃跑，在儿子已经工作的乍浦躲避了一段日子。
那时说抓你就抓你，造反派和保守派互相追打抓人，乱成一锅粥。
后来打听到在宁波浙东针织厂有一批盐务局职工住在那里，母亲就带着我去投奔，后随他们一起回到岱山。
到一九七零年。大姐是老三届高中生，户口在定海学校，她又从安徽赶回来，在定海报名去黑龙江。
母亲想到我失学又没工作，在岱山戴着反革命父亲的帽子，受尽欺凌，不如和大女儿一起去黑龙江，互相还有个照顾。
于是，我在岱山也报了名，可是盐务局政审说我父亲下落不明，是“悬案”，不许特务的子女离开岱山。
到七一年，内蒙兵团来招兵，这时舟山要完成上山下乡的任务，要把学生和社会青年都送出去，于是我再报名。
母亲说，赶快离开岱山吧，也许到外面还有活路，萍儿你逃生吧。
我就是这样无奈，伤心地离开母亲，到了内蒙，分在二师十七团十一连。
我们一家六口人，最后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岱山。
再说我哥哥，他也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中专毕业时，却因父亲下落不明的悬案影响，被分到山区乍浦放竹排，那是个非常艰苦又危险的工作。
后罚配到小岛大巨供销社，去了就被隔离审查，整整关了二个多月。一个刚毕业的青年学生，何罪之有？
全班同学就他一个人的编制是工人，人家都是干部编制。
哥在小岛大巨，一生憋屈，郁郁寡欢，后身体不好，已经离世。
我曾在哥的抽屉里看到他向岱山组织部询问的函件，没有结果。
这些年，我们子女在外受到委屈，都不让母亲知道。我在内蒙十一连得了肝炎，住在病房里，每天呕吐不止，也不告诉母亲，我们都不想再让母亲伤心。
父亲失踪的悬案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才给了一张结案平反书，上面写着：文革中因受极左路线影响，含冤而死，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父亲老老实实做人，不会拍马溜须，兢兢业业工作，最后为了尊严被迫投海自尽，连累妻儿一家人受尽污辱。蒙冤十六年后，才得到这样一纸薄薄的平反书，才得到这样平平淡淡的一句话，这就是父亲悲屈的一生。
一个本本分分的农家子弟就这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背着反革命的污名消失在亲人眼里，我和二姐回忆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家史就会痛哭流涕，无法平息。
母亲说，她常在梦中走在那条长长的海塘上寻找父亲。
那条让父亲殒命的海塘至今还在那里，母亲再不敢去到那里，她怕自己到了那里就会一头跳下去。
杜从彬先生1950年的干部学校毕业证书
杜从彬先生1983年的结案平反证书
后记：写完这篇文章，我的心情也难以平息，没有文字的民族是可怜的。有文字而不许真实记录的民族，则是可恨的，盖因它在退化人类的品质。没有文字的语言，绝对无法永久流传。思想则必然萎缩，族性亦将愈加猥琐。
我只想在我的余生，能帮战友们尽可能多的记录一些战友们真实的回忆。
最后，感谢杜萍战友以及她二姐的自述，感谢她们提供的素材。衷心祝愿她们晚年安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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