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 卜德
卜德教授认为确切的秦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97年，过了500年之后，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国开始朝一统天下的方向发展。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和帝国建立。秦王朝和帝国只维持了15年，然后于公元前206年灭亡。（公元前206年汉王朝开始，公元220年汉王朝灭亡。）
秦王朝威名远扬，公元1、2世纪的希腊和罗马著作中已有“Thinai”和“Sinai”这种对秦王朝的称呼出现。Ch'in（秦）这一名称很可能是英语China（中国）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但是，由于秦朝暴政，中国人对秦朝始终抱有强烈的憎恨，所以很少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他们更喜欢”中国“这个词。
Ch'in和China：
1655年，耶稣会士卫匡国首先在《中国新地舆图》（序言第2页）中提出“中国”（China）一词的渊源是“秦”（Ch＇in）。从此这个题目已被多次讨论过；其中以劳费尔和伯希和两人的成果最大。前者著有《中国其名》，载《通报》，13（1912），第719—726页；后者著有《“中国”名称渊源考》，载《通报》，13（1912），第727—742页，及《再论“中国”之名称》，载《通报》，14（913），第427—428页。长期以来，在提到“中国（Cina）之地”是丝织品故乡时出现了一个严重困难，此名见于著名的政治理论专著《考提利耶政事论》第2册。如果像某些学者断言的那样，此书写于公元前300年前后，这样当然比秦统一全国早得多。但是，近来通过对此文本采用了电脑技术鉴定，已有可能相当有把握地证明，第2册当属于撰写时间不会在公元150年前很久的一类作品。这样，把秦与中国等同起来的巨大障碍就不存在了。见托马斯·特劳特曼:《考提利耶和政事论:其作者及文字演变的统计调查》（莱顿，1971），第174—184页，特别是第177页。
政治和社会背景
以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1122-前256年）为背景，尤其注意考察最后两三个世纪的影响。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前221年）。
编年史《春秋》记载的正是公元前722-前481年的历史，而战国开始于前403年是因为这一年“三家分晋”，截止于前221年是因为当年秦朝建立。
周王朝的封建被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讨论，feudalism（封建主义）是适用于整个周王朝的将近八个世纪的整个时期还是只适用于其中的某个时期呢？卜德教授认为，“与欧洲封建主义的相似点几乎完全足以说明把这个字眼用于周代开始的四个或五个世纪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此以后，它必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只用来描述大诸侯国中不同程度的持续存在的封建状况的的残余。这些诸侯国到了战国初期已经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
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和《中国史稿》
许倬云《变迁中的古代中国：公元前722-前222年社会变动的分析》（斯坦福，1965）
技术变化：铁、畜拉犁
人口的变化：人口增长
军事变化：
战国时期的史料给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战争日益加剧。所以许倬云编写的统计材料乍一看显得令人吃惊:根据这项材料，公元前722年一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89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印象比用统计学来衡量更有意义，因为后一种方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相比，战争虽然更加频繁，同时有更多的国家卷入，但规模要小得多，时间较短，也不那么激烈。
春秋时期的战事是由驾战车的贵族所支配，他们根据骑兵的规则交战，对他们来说，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实际所得。战国时期的战事由职业的将领所支配，他们为雇佣他们的任何国家拼死作战，争夺领土和资源。战车的作用（在不规则的地形中战车总是难以驾驶的）大为降低，而群体步兵的作用则相应地提高了。在公元前4世纪末，中国人（特别是公元前307年的赵国）从亚洲腹地骑马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作为步兵的一个重要补充手段的骑射术。很可能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弩，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它一直是一种主要的兵器。军事技术的其他进展包括与攻防有城墙的城池有关的那些战术改进。
政治变化：郡县制
卜德：《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的一生研究秦朝》
行政变化：
更加周密的中央政府制度和机构。官僚管理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种种计量方法的采用。采用成文的法典化法律。
农业关系的变化：
井田制——公元前594年从鲁国开始的新的税制——扩大至普遍的土地买卖
一个猜测：从晚周至秦汉，贫富差距在扩大。
权力关系的变化：
不应假设，那些在晚周行使政治权力或为自己购地的人一定是在周初曾经统治诸侯国或拥有地产的贵族的后裔。相反，变化的动力在最高的政治阶层导致了越来越厉害的社会变动。许多旧的贵族门第衰败或消失，而被一些出身微贱的人所代替，这些人血统上与最高层的家族没有直接关系。
这些青云直上的人大部分可能来自称为士的低层边缘的贵族；这些人有良好的出身，但没有贵族的爵位，他们充当武士、官吏、国家政府和贵族家庭的监管者，或者靠土地为生，有时他们自己也种地。许倬云根据对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516人及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713人所作的统计研究，发现后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
约在最后一个世纪，社会出身不明的人的队伍由于平民出身的人（如商人）——他们的财富能使他们取得土地和权力——的加入而进一步扩大。一个新的地主和官吏阶级以种种方式，到战国后期已经形成，它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中一直作为统治精英的学者——绅士阶级的鼻祖。
工商业的变化：
金属货币。城市。工业按地点专业化发展。
思想变化：
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起，周代的最后三个世纪出现了成体系的思辨思想，它主要体现在六七个思想学派中，但别的不容易归于任何学派的个别思想家也表现出这种思想。这些学派和思想家可能主要来自正在兴起的士的阶级，他们的讨论和著作不可避免地集中在这个时代有力的变革使之成为如此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为了方便，这一章将使用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名称来称呼这些思想结构，虽然通常被贴上这类标签的周代思想家可能并不像汉代的学者那样觉得他们属于最早由汉代学者划分的各具特色的那些独立“学派”。
在许多新的思想倾向（经常发现表现于一个以上的“学派”）中，这里只能列出很少的几个:（1）倾向于放弃关于天地运行的超自然的和神话的旧解释，而代之以非人格化的力量和趋势（如道、阴阳、五行）作出的解释。（2）至少在理论上强调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即高贵的出身再辅之以合格的智能和道德，从而使他能当之无愧地承担十分重要的统治任务。（3）但是由于统治权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世袭的，于是相应地强调训练一个受教育的非世袭官吏阶级，以充当统治者的顾问。这一强调标志着断然背离了任职只取决于良好的出身这一传统的观点，同时朝着根据竞争性的考试吸收官员的中华帝国文官制度的方向发展。（4）强调社会和谐的理想，虽然这种和谐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这一强调的基础是，每个人准备接受他在一个有等级的结构中的特定地位，尽其最大的努力履行与那个地位有关的社会职责。（5）强调大一统，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统一，也包括思想意识和文化的统一，同时它也为和平、好政府和社会福利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最后一个主题所暗示的种种内容可以追溯到周初时代，这在政治上表现为普天之下不能有二主的思想。（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历史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在晚周时期，它构成了与前面《政治变化》一节中讨论的那个朝中央集权发展的政治运动相对应的思想。这样，它给这个时代的统治者、政治家和将军们提供了有力的意识形态根据，以便进行最后导致形成帝国的日益加剧的军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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