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天，对戴望舒来说是一个残酷的夏天。刚刚与施绛年解除婚约之后他甚是消沉，但好在穆时英、刘呐鸥等好友的陪伴，使得他很快地走出阴霾。穆时英还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时常制造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在朝夕相处之中，穆丽娟很快就对戴望舒产生崇拜心理，仅在一年之后小两口就结了婚。此时，戴望舒31岁，而穆丽娟19岁。在抗战爆发之前的这段日子里，戴望舒新婚燕尔，同时事业充实，生活是美满的。同时，他的爱情诗也少了过去的苦涩。奇怪的是，他与穆丽娟结婚之后，爱情诗写的非常少，更多的是沉浸在思想的王国。当然，后来的抗战形势更多地牵引着戴望舒的诗思，这是他后来情诗写得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以后在别的题目下还会说到，戴望舒是一个相当革命相当硬骨头的人。
回到情诗上来，我想这一时期，跟穆丽娟相关的情诗可能只有两首，《小曲》和《眼》。《小曲》似乎全是暗语，并未说明诗的所指，整首诗在问“音的小灵魂”“香的小灵魂”在何处，回答是不在天堂不在乐园，而是诗人的心里。“诗人却微笑而三缄其口：/有什么东西在调和氤氲，/在他心的永恒的宇宙。”诗人独享着某一个灵魂而不愿意告人，这是一种尽管三缄其口也要溢出的幸福感。只说“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的宇宙调和氤氲（一种平衡、和谐的、满足的感觉），看起来这是一种并不热烈，但是十分圆融的情绪，这首诗有标明时间，写于1936年5月，也就是他和穆丽娟结婚的前一个月。可能三十岁的戴望舒在经过痛彻心扉的热烈爱情之后情感已经到了一个较为平和的阶段，以至于新婚之前，居然也不是十分兴奋。从他其他的诗来看，这时候他的思想也越来越现代和深刻。关于这方面我以后专门谈。但就另一首“爱情诗”《眼》而言，他明显地不单纯写“情”，更是写“理”。诗中言说的主体是“我”，言说的对象是“你”。“我”和“你”的关系在诗中是复杂而不断变化的。起初“我”是在你的眼中，“我”投身于你眼中的万象之间，但是诗人强调“我”有我的手，我的眼，“并尤其有我的心”。随后我在你之中“旋转”“奔流”，在你极大空间之中（太空的镜子、江海）也在你极小空间之中（微血管、睫毛）运动着，最后诗以“而我是你，因而我是我”结束。
可以看到，“我”与“你”的关系尽管是运动的，但总归无论“你”是极大空间还是极小空间，“我”都是“你”的一部分，“我在你之中”。但是我又两次强调“我”的独立性，“我”“尤其有我的心”，和结尾的“而我是你，因而我是我”。但“我”的独立性是在“我”与你的交融之后才成长起来的。单纯把这首诗看作是爱情诗，那么里面的情感极大地差别与诗人在前段恋情之中的情感。它是博大的，飞升的，有一种充满省思的激情在里面，诗人对他与言说对象之间情感的表达不是依靠浪漫主义的热抒情，而是在宽阔的想像中反思“我”和“你”的位置，以我对你的热情投入和你的博大包容的形象，道出“我”与“你”情感的动人。所以“你”如果是指恋人，那么这种爱情可以说是充满了极大愉悦的、甚至是激越的。诗人和恋人的关系你我交融，你我一体，那么情感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对比前一首《小曲》，我发现这两首诗存在很大的反差。《小曲》是含蓄的、略带神秘，说的是情人在诗人自己心里的位置，是安静的满足。而《眼》是带有激情的、运动的，说的是诗人自己对情人的情感投入。
两首诗的比对说明，诗人对爱情的接受和投入这两端的要求是不平衡的。他希望情人给予的是一种安宁的慰藉，而自己却要报以热烈的多情。这种不平衡很有可能是诗人婚恋挫折的重要原因。诗人在《眼》中表达的这种对自身独立性的强调，这种自我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我想很容易把它理解为诗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诗中的“你”指的是诗人所处的世界，他周围的一切。那么诗所表达的是诗人在世界的怀抱之中“入世而独立”的思想诉求。这是意味深长的，“入世而独立”，几乎是真正的诗人应有的位置，以极大的激情回应世界的召唤，却又不被变换的形势左右，处在一个始终可以与世界对话的位置。这是戴望舒作为一个诗人不可更改的精神立场，在另外的题目中，我会详细介绍戴望舒对一种理念的坚守，为此他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值得我们尊重。把爱情是写成思想诗，说明戴望舒成熟了，也说明爱情对他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或者，这一段情感他并不那么上心。诗中的爱情是无限美好的，然现实中未必如此。
在这里插播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这件事能说明戴望舒与穆丽娟情感的真实状况。戴望舒在1932年写了一首诗《有赠》，末两句“终日有意地灌溉这蔷薇，我却无心地让寂寞的兰花愁谢。”1936年戴望舒和著名作曲家陈歌辛（《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等歌曲的作曲者）合作，把这首诗改成《初恋女》的歌词，歌曲作为电影《初恋》的主题曲。末两句改成更简洁的“终日我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这首歌让穆丽娟非常伤心，歌词中所写和原诗的意思差不多，那种对初恋的念念不忘让穆丽娟这朵幽兰无处流泪。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很快沦陷，戴望舒当时所办的《新诗》杂志办不下去了。一年后带着妻女跟着叶灵凤夫妇到香港避难。在香港她们虽有一些幸福的日子，但那都是有朋友在家里的时候较为热闹。夫妻二人在婚后的生活中缺乏情感交流，日益冷淡，穆丽娟终于在母亲病故之后返回上海并要求与戴望舒离婚。而穆母病故一事，戴望舒居然没有告诉妻子。穆丽娟说戴望舒对她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都给了施绛年。戴望舒挽回妻子无果，绝望之下他又想到了自杀，并给穆写去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让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五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问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奇怪的是，戴望舒难道认为穆丽娟是不爱他的？他在施绛年那里受到的伤居然那么深，或许他是把穆丽娟当成施绛年的一个副本了。戴望舒真的自杀，但幸而被救。妻子得知后仍坚决地回复他不会复婚，并赌气地说：“今天我将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一定要离婚,因为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我自始就没有爱过你！”
1943年1月26日，戴望舒终于签了离婚协议。有趣的是，两天之后，戴望舒写了一首《心愿》，看起来是一首抗战诗。诗中写到“几时可以一家团聚，/拍拍妻子，抱抱女儿，/烧个好菜，看本电影，/回来围炉谈笑到更深？/只有把敌人杀尽。”其时他已无妻，女儿也在前妻身边。似乎诗人把自己处理不好的夫妻情感归罪于战争和敌人，诗的最后一节“只有起来打击敌人，自由和幸福才会降临”，这慷慨的号召背后隐藏着带泪的个人不幸，这也是一种对往昔他没有珍惜的幸福的希望。可是很快，就在当年5月，戴望舒就与另一个17岁的香港女子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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