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这个物种的发展，核心便是：组织，一切语言、技术、文化、艺术、哲学、宗教等等，归根结底都是服务于组织，更准确说是服务于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
组织与不稳定因素有天然的对抗，最成功的组织模式政府和最不稳定的因素资本就有天然的对抗性。
政府的执政根基是民众，资本的天性是逐利，不管大陆法系或是海洋法系都是一样，只不过在漫长的博弈中演化出了程度不一样的共存模式。
中国自古是农耕社会，最讲秩序，我们看绵延好几千年的社会关系：“士农工商”，整个社会的稳定金字塔，商人是排在最末的，为什么？
商业活动低买高卖、以逐利为生，不确定性太强，跟政权稳定是有冲突的，所以历来受到皇权政府的打压。
战国时群雄争霸，各国都在变法图强，其中魏国白圭一时人杰，曾言：“乐观时变，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看到没，从商的要求高到不行，既要有王佐之才，还得知兵善谋，还说：“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压根就不是从商的料。如今创业成功几率如此之低，那是有原因的。
还有春秋时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声名甚至贤于孔子的子贡也是从商大家，范蠡急流勇退之后也化名陶朱公从商，后来的吕不韦也是大商人后来入相，可见最早时商业也是社会主流。
只是从汉时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帝王为了统治便利、秩序稳定才大力打压商业，看看上面白圭说到的善于从商的人，都是一群有危机感、逐利的、爱折腾、最能适应变化的人，这样的群体那就是不安定因素。
时至今日，虽然已经是商业秩序为主的社会，但资本和政府根上的利益述求还是经常冲突，尤其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产能过剩的时候，政府需要钱维持稳定，势必要加税或者其他搞钱的手段，资本就会避之如猛兽。
家国情怀？不存在的，只有永恒的利益。
所以，天性好自由的资本和天性好稳定的政府从根骨上就是对立的。
政府和资本合作的中介是技术，只有技术革新带来生产关系的突破时，才能同时满足政府的发展和资本的逐利，当技术发展到了瓶颈，而旧产能过剩的时候，就像如今的局势：各国在经济下行时各想各的招，自己死扛的情况下，使绊子、出“奇招”希望对手出现失误成为战利品，这样就有血肉满足群狼，直到新的改变生产效率的技术出现。
这就是眼下世界局势的主线，什么贸易战、什么外交撕逼，什么阿富汗、中东、欧盟、南海、台海各种问题，本质上都在这里，沿着利益主线看就会发现各国要多流氓有多流氓，我们小民身在其中一方面希望祖国更加流氓一些保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做的就是趋利避害，根据自己的资源阶层，积蓄力量、稳步发展。
自从自媒体盛行以来，微信的公众号口号就是再小的个体也是品牌，没有门槛意味着良莠不齐，而且夹杂着很多情绪，让大众无所适从，但眼下各国对抗的紧要关头，有一条简单的标准可以帮助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要干损害自己利益的事，就是说如果你还不能像资本一样全球到处跑，那么就是要坚定站在或者不得不站在政府这边。
世间荒谬莫过于此：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而且自古以来总在频繁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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