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居”是邻居们给起的名字，那栋楼并不叫做“三明居”，那栋楼所在的小区也不叫“三明居”，只不过是因为那栋楼第八层的三套房子里住着的三位老人的名字里都有个“明”字而已，并不是象小说和电视剧《欢乐颂》一样，有那么个小区叫“欢乐颂”，当然，我一直觉得似乎居住小区起个什么“颂”的名字容易产生歧义，比如我开始就以为那是个什么歌曲或舞蹈的名字。
就这么个事，还值得写下来么？有人会问，我的回答当然不是。那是什么呢？且听在下一一道来。
(一)
之所以要写，就是因为巧，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三位老人无一例外都是男性，而且家里就这么一个老男人，清一色的没有女主人。按一般情况，女性寿命都较男性要长，国际上如此，我国也似乎一样，从这点来说，我们国家与国际还是接了轨的，呵呵，大家随便去看看或了解了解，老人家庭里单着的总是女性居多，男人大多先女人一步离开人世。而这三位老人却是“二班”的，什么意思？哦，呵呵。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与一般的有所不同，他们的老伴都先他们而去，留下他们孑然一身，孤单单的。
俄罗斯有位大文豪叫做列夫﹒托尔斯泰的，他的名著《安娜﹒卡列丽娜》的开篇就是一句名言：“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话传颂至今，被无数人引用过，且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但从这三位老人的家庭来看，托翁的话也值得商榷，因为他们三人家庭的不幸，也是相似的。所以我就动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
中国传统的说法有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因为不可能同时讲那么多，若一下子讲那么多，就会像有些相声比如《五官争功》的开头那样，大家都抢着说，结果谁的话都听不清，乱了套，所以得一个一个来。这里有三位，比二还多一，更有个先后的问题，那么先说谁呢？若按当下电视节目里公布什么官员或代表名单一样，以姓氏笔画为序，似乎不大妥当；或者按拼音为序，先A后B，然后C和D，也好像不像那么回事；他们三人如今都退了休，按退休前的官职大小排吧，不仅觉得过了气，而且显得太俗，思来想去，还是依年龄大小吧，这比较符合咱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传统，尽管这几位老人的年龄相差并不太大。
排在第一位的姓储，这个姓氏不大常见，但上世纪中叶就有个很著名的人是姓的这个姓，我记得好像是叫储安平，那是知识分子里相当有骨气的那种，后来据说是仅有的五个不予平反的“右派分子”之一，当然，“文革”中他又再次受到冲击，甚至最后还不知所终。不过“三明居”里这位老人当然与他没什么关系，这么说说也就是由这个姓而想起来了的闲话而已。这姓氏虽然少见，但这位老人的名字听起来却赫然有声，叫做“石明”，在我们湘西北方言里，前后鼻音是分不大清的，声调也与普通话有较大的不同，所以，人们一叫起来，往往很容易听成“世民”，那就与唐代那个有名的皇帝李世民有些相似了，呵呵。储石明先生已经七十挂零，“文革”开始时刚好高中毕业，已经进入总复习阶段，但一个指示，一声号召，外加一个文件，好家伙，一下子，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停止了招生，所以他没能上大学，不仅大学没上成，过了两年，又遭逢那个“最新指示”下达，而且还不能“过夜”，所以他被下放到农村，当了几年“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招工到工厂，因写得一笔好字和好文章，所以干的是文书之类的事情，身体上没吃什么大亏，当然，以他的身体，重体力活是怎么也干不了的，据他自己说，小时候就精瘦精瘦的，很羡慕那些长得壮壮实实一身肌肉的同学，总希望能一下子能长出好多肉来，据说还有这么一个笑话，高中寄宿时，有一次在寝室里，他看到某爱好举重的同学脱下上衣后，露出饱满的胸大肌，一时间曾发出感慨：“假使我能长二十斤肉就好了！”另一同学听说，马上问一句：“那二十斤肉长在哪里呢？”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胸部长十斤，那同学接着调侃道：“那还有十斤就长到屁股上咯，……”话音未落，一群同学哄笑起来，一时间成为笑料。而成年后也许是当年在农村里缺油少盐，加上后来在工厂生活不规律，打了不少晚工的原因，胃也出了毛病，而他老人家几十年来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搞不明白为什么还落了个“胃出血”，前前后后住过好几次医院。
说起住院，还真得感谢他的老婆，当然，那时候还不叫老婆，还是女朋友。年轻时他比较腼腆，特别是在女孩子面前，总是没什么话说，而且一说就会红脸，所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一道参加工作的同事在厂子里都出双入对的，下了班在集体宿舍里点着煤油炉子用着小锅小灶做饭吃，他还是单条条一个人，天天吃着食堂里寡油少盐的饭菜，也许是他的工种的原因吧，一些个在车间里工作的女孩子同他接触很少，也许是怕自己文化低，也许是看他玉树临风的样子，又比较有文化，自认配不上他，加上业余时间他总是一个人在宿舍里或捧着本书看，或拉着他喜爱而别人听不懂的没有词儿的什么《良宵》、《光明行》、《赛马》、《山村变了样》之类的二胡独奏曲，既不打扑克，也不打篮球，也从不一伙人聚在一起“南京的城隍北京的土地”的扯乱谈，所以大家有些觉得他不那么“合群”。
直到有一天“她”的出现，才改变了一切。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吃过午饭后，大家都休息了，照例，他一个人在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看书，忽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他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位小巧秀颀的女孩子，手里捧着一叠材料纸，见他开门，怯生生地问了句：
“您是储主任吗？”
“是。有事吗？”
“恩……我们车间主任叫我找你帮帮忙。”
“帮忙？帮么得忙？”小储一时间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一向并不直接跟车间打交道。
原来，厂子里要搞庆“五四“文艺汇演，这姑娘所在的车间排了个合唱节目，几首歌之间需要有串台词，那车间主任是和小储一道下放的“哥们儿”，就想起了找他给弄几句，于是派出这姑娘来请。不仅如此，兼带着还要他在乐队里帮忙搞搞二胡伴奏。人们常说，要讲铁关系，怎么也比不过一起扛过枪的和一道下过乡的，没的说，小储一口答应了。那姑娘一听答应了，忙不迭地点头道谢，转过身就去汇报了，留下小储还没回过神来，那道身影就飘飘然地消失在办公楼的尽头，弄得他好一阵子没缓过神来……
就这样，一来二去，俩人就好上了，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年轻人谈恋爱也不过就是看看电影、压压马路什么的，加上那工厂是个三线建设的厂子，建在山沟里，平时想看电影得到城里去，有十好几里路远，交通也不那么方便，厂子里只有周末才放场把似乎过气的片子，，要压马路也就那么长一点点，所谓浪漫，用现在的眼光看，似乎还一点也没沾上边。不过那厂子附近有座寺庙，虽然“文革”时遭到过破坏，但旧址还在，他们也还经常去那里走走看看，也算凭吊一下过往吧。就这样，稍稍有些大龄的他俩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且开花结果，前后生了两个千金，而两个女孩也不错，后来不仅都考上了大学，小的本科毕业后还读了研，而今分别生活在本省和外省的两个大、中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小天地。
而他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能进入大学学习，也利用业余时间修完了大专课程，并抽调到市委机关工作，后来还担任了市委机关里头一个部门的领导，且由于工作突出，连续多年被评为市里的“立功人员”，还好几次在雄壮的进行曲的伴奏下，在上千人的瞩目中，走上主席台接受领导的颁奖。
再后来，他俩也都退了休，日子过得很受人羡慕，特别是晚饭后必不可少的散步，不知有多少人在心里羡慕嫉妒恨，四十多年了，他俩怎么还能那样如初恋般地历久弥新呢？
只是那胃里的毛病，隔三差五地找他的麻烦，亏了他夫人前前后后的尽力侍奉，才一次次度过难关，而平日里的生活，则尽量地考虑着他的身体，生怕凉着热着的，家务事基本不要他动手，一切都由她包揽了。所以，结婚四十多年，除去几次因为胃的毛病住过院外，其他一切都好。
（二）
排名第二的这位姓谭，叫达明。
达明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城市，因为住的地方在河边，一边是成排的老旧木房子，一边是流经这座城市的不大不小的河，所以这条街被称为“半边街”，生长在这里的小孩子都有点“野性”，达明当然也不例外。
一路顺风，从进小学到中学，一直到高中毕业，达明都是走在半边街那些小孩的前面，那些孩子中，有的小学刚刚读完就辍学了，有的读完初中就参加工作了，只有他一个人坚持读完了高中，马上就要冲刺高考，但同储石明一样，被那场“大革文化命”阻断了前程，先是下乡，再是招工进厂，虽说那工厂很不错，是国有大型企业，但他分配的工种却是“锻工”， 通俗点说，就是“铁匠”，一点也没有车工钳工那么招人待见，俗话说，“前世遭打孽，今世学打铁”，虽然不是像小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老铁匠们每天抡着大锤与小锤甩甩地敲打锻件，但那机器单调的锻打声每天在耳边轰然作响，听得耳朵都会起茧，下了班那声音似乎还在轰鸣。
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达明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大学梦，所以，在工厂里，除了每天上班，他晚上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看书学习，不过与小储不同的是，他爱好广泛，打球、唱歌什么的，样样都来得那么几下子，他个子不太高，打排球只能当助攻，却总能将球准确地垫到或撑到主攻手想要的地方，唱起歌来，特别是抒情歌曲，更是拿手，那时能唱的那种歌不多，而电影《阿诗玛》里的主题歌他唱得是恰到好处，所以得到不少年轻妹子的喜爱，人们都说他“有几把刷子”，他也因此收获了爱情。
这姑娘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车间的统计员，一个极招人喜欢的小姑娘，长像是那种看起来不觉得特漂亮，却越看越“受看”的那种，而她最惹人喜爱的则是很会处理各种关系，但又不是八面玲珑的那种油滑， 不知有多少小伙子暗地里害着“单相思”，，可她都不为之所动，硬是看上了达明这个工种很差的小“铁匠”。
夜长梦多，他俩很快结了婚，很快有了两个小孩，而第二个小孩快生的时候，传来大学恢复招生的消息，达明有点坐不住了，但又担心如果一走，老婆怎么办，两个小孩怎么办？其实老婆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也不做声，每天还是照样上班，照样干家务，达明也不好明说，只是悄悄地在车间里抽休息时间复习功课。
忽然有一天，丈母娘来到他们家里，达明下班回家一看，客厅里搭了一个铺，原来是他爱人没跟他商量，自作主张叫她母亲来伺候“坐月子”的，达明一见，眼泪忍不住就掉下来了，一把拉住老婆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自此，他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皇天不负有心人，那年高考，他以高出重点分数线好几十分的好成绩被一所普通大学录取，与一些同他有着同样经历的大龄考生以及一些小了差不多一半的小青年一道，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接续起丢了十二年的学校生活。
四年无话，毕业后，按政策，他因为是带薪学习，所以，回原单位报到，当然，这回不是回原车间咯，大才岂可小用？按政策，身份变了，由工人编制变为行政编制，工资当然也加了，厂人事处直接将他安排在厂部办公室担任文字秘书，级别先按副科对待，一年后再考虑升正科。
这可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啊！然而，干了不到一年，他不想干了，为什么？他说，每天同那么些枯燥的东西打交道，没意思，写点东西，都得揣摩领导的意图，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于是，乘原厂长调走高升，新厂长还没到任的机会，他托人帮忙跳槽到了市里一所高校，当一名普通的教师。好多人替他惋惜，说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走，去当什么老师？可他却说，当老师有什么不好的，我上的大学就是告诉我们怎样教书的哟！于是，他又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学校距离工厂有二十多里路程，不可能每天都回家，他就在学校分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里住着，又是卧室，又是书房，每天吃着食堂里的饭菜，只有周末才回家呆一天同妻子女儿欢聚，好在妻子一向是支持他的，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又要上班又要忙家务，让他总觉得亏欠她似的。几年后，学校分了房子，他也想法将妻子调到了市区，一家人才得以安生。当然，由于他工作认真，讲课生动，很受学生喜爱，一到点，就顺利地评上了讲师，尔后是副教授，可由于外语不过关，最后评正教授时，给“卡”住了，一直到退休都没能如愿，好在他这人很豁达，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从教学上来说，得到学生的肯定，他认为就是最好的报答，至于正教授在经济上的待遇，也就那么几个钱，他业余时间“炒股”的收入比这要多得多，据说，有一年他就替他一个女儿“炒”出了一套房外加一部汽车。
（三）
该说说排名第三的他了。他姓尚，名字很好记，与一个明星相同，叫“道明”，记住了吧，那个很“酷”的演员啊！他的经历比起前两位来，就要简单一些了。首先，他年龄要小个好几岁，“文革”开始时，初中还没念完，下放农村时，说是“知识青年”，青年倒还是没错，但知识就不大敢恭维了，因为当时连“九年义务教育”的课程都还没有修完，不过是背了个名罢了。不过这小伙子长得还行，按时下的说法，他那时就是个“小鲜肉”，皮肤白白净净，个头不太高，眼睛大大的，很文静，说话也斯斯文文。
他是那种比较幸运的人，下放不到一年，就第一批招工回到了家乡，安排在一家地方国营机械厂当学徒。据我观察，他们那批人，都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一道下乡的同学大部分还在修理地球，拿着一天大约值两三毛钱的工分，而且还得看天老爷的眼色行事，户口还是农村的，而他们就已经回到了家乡，恢复了城市户口，虽然学徒工的工资只有不到二十块钱，但每月有法定的休息日，比起乡下，干一天才有一天的工分，还不知这工分到底值不值钱，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所以他们大都认真地工作着，学徒、出师，恋爱、结婚、生子，走着一道平平坦坦的路，过着一天天平平淡淡的日子。除了个别人外，他们的人生再也没有波澜，他们自己也不折腾，若用另一种说法，则是没有更大的追求，当然，这与“文革”的冲击使得他们的“先天”文化储备不足有着极大的关系，是不能为求全而责备他们的，更不能所谓“怒其不争”。他在工厂里较之一般人员还是进步一些，当了十多年工人后，由于表现不错，还被提拔担任副厂长，走上了领导岗位。
这里要说的一点是，他的妻子在这方面要比他幸运一些，她也下了放，当过“知青”，而且当的时间比他长，但却遇到了好机会，大学开始由贫下中农推荐上级选拔时，她被推荐上了学，虽然那时候学校还没走上正轨，但总算是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毕业后先是教书，再是搞行政，后来还在市里的一个机关里头担任了中层领导。而她在工作中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已经有了别人想都想不到的文凭，而且已经结婚生子，却还是利用晚上的时间跟着广播电视大学的学员们一道听课以充实自己，所以很得领导的赏识，群众关系也还不错。加上生了个千金，又漂亮又会读书，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工作，也结婚成了家，家里满满的都是幸福感。加之再后来，他妻子又找关系将他从工厂调到一个事业单位，身份从企业工人变为事业人员，拿到了财政发放的工资，收入更加稳定，经济等各方面条件都比之以前好了很多，更是令许多人感到自愧不如。
（四）
这三个家庭在这方面的确如托翁所说，幸福是相似的，但与托翁所说的后一句就大相径庭了，因为他们都遭遇了丧偶之痛，而且都是与别人不一样，妻子都先丈夫而去，而且都是因病而逝，也就是说，他们的不幸也是相似的。
我这里不想叙说那些伤心的往事，因为终究过去了，逝者巳矣，活着的还得活下去，而且还应该活得更好，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安慰。所以，此后的时间里，有不少好心者都在关心着他们，希望他们能续弦，过好自己的晚年。
还是一个个说吧，也还是按此前的先后次序。
那就说老储，或者叫他退休前的职务，叫储主任吧。确实，几十年啦，他用情太深，心里总不能再装进去另外一个人，给他牵线搭桥的婆婆姥姥不少，但他一概拒之门外，苦笑着“免谈”。他妹夫是我同学，有一次同他谈起他大舅子的事情，他说，我们家人都给他讲过，而且不止一两次，但他就是不答应，每当提起这事，他眼圈里的泪水就直打转转儿，我们也没办法。
那么这几年，他是怎么度过的呢？他找到的法子就是旅游，在美丽的自然风景和文化遗存里派遣自己心中的块垒，忘却那些不快的事情。几年的时间里，他游过了国内不少著名的风景区，比如黄山啦、西安啦、甘肃玉门关、大沙漠啦，用女儿给他买的“华为”手机拍下了好多漂亮的照片，做成“美篇”，发到微信里供朋友观赏，后来，觉得国内游得差不多了，就去境外，什么台湾啦，欧洲啦，美洲啦，几乎游了个遍。当然，还不时的去两个女儿家去走走，轮流住上个十天半月的，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终于，有一天，一位他很尊重的老大姐带来一个女子，开门之后，他让老大姐和那女子进了家门，并让了座，筛了茶。老大姐快人快语，开门见山，“小储哇，我这人你知道的，不喜欢啰里啰嗦，你今天给我个准话，到底愿不愿意再成个家？你妻子都走这么多年了，你也对得住她了。你也是过七的人了，该有个人照顾你的生活了。总不能一年四季在外头‘刚’了吧？现在还跑得动，过几年动不了啦呢？假若你那老胃病又犯了呢？……”噼里啪啦一席话，噎得老储无言以对。其实，这女子他也认识，是他家以前住在那种前后几进风火墙“大屋”里的小邻居，这女子像她母亲那样，属于贤妻良母性的那种，小时候有段时间还是他的“小跟屁虫”，经常跟在他后面“明哥哥”长，“明哥哥”短的叫着。后来长大，他下了放，而她还小，又因为是家里的独生女，几年以后初中毕业，就留城参加了工作，当然也不是什么“好”单位。到了长大成人，婚嫁时却遇人不淑，嫁了个“酒鬼”，没过几年好日子，还老是挨那“酒鬼”的打，前些年“酒鬼”死了，她一个人拉扯着儿子长大，现在儿子也成了家，另起炉灶开火，就剩下她一个人守着那老房子过日子。老大姐见此，就想到了他，希望他们能走到一起来，那女子先也是不肯，是老大姐多次劝说，才肯来的。
老储招工回城后对她的情况也是略知一二，虽有同情，但鞭长莫及，再加上总不能干涉别人家的生活吧。现在这种情况，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思前想后，他终于松了口，答应考虑考虑。老大姐见此，松了一口气，交代说，“我再不管了啊！你们自己谈吧！”说完便起身，“登登登”，就开门走人，留下那两人独处……
（五）
说起老谭，那就有些“复杂”了，当然，也不是怎么个复杂法，只不过比起老储来，稍微多点“故事”而已。前面说过，年轻时的老谭，多才多艺，会唱歌，能打球，所以很得女孩子的喜欢，就是结了婚，似乎还有女孩子青睐他，在工厂里不必说，有那么贤惠的老婆在，他也是心无旁骛的，后来读大学，所在的班也多是像他那样的“大龄青年”，且男性居多，也没什么风花雪月之类的，加上那时家里两个小孩，老婆一个人带着，他总觉得欠了老婆许多，所以每个月都要请假回家一趟，一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二来也尽量帮老婆做点家务什么的。毕业之后的头一年，他就在厂子里的办公室呆着，一天到晚“替他人做嫁衣裳”，写一些“无聊”的公文，一下班就往家里跑，有时候叫他参与一下公务接待活动，他也是能推就推，硬是推不掉的， 也 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酒是决不多喝的。因此，几年无话。
事情就出在那一晚，而且用当下的话来说，还真很有点“狗血”。
那是他调到高校之后，那时候，一股跳舞风到处兴起，当然，也就是什么交谊舞之类的比较大众化的东西，老谭是个活跃分子，那东西当然一学就会。而此时他爱人还在工厂里头，他一个人住在学校里给安排的一间小小的斗室，就是那种那个年代里到处都有的“筒子楼”，中间是走廊，两边住人，走廊里码满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还是公共厨房的房子，有的地方东西码得太多，走路都要侧着身子才能过得去。住的人里头，既有真正的单身，就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不太久的新教师，也有像他那样，配偶暂时还没调来的两地分居者。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看，有点“狗血”吧！但却的的确确是真的。这天是周末，按平时的习惯，他一下班马上就赶回二十多里外还安在工厂里的家，但那天学校里晚上有个比较重要的会，而且还安排集体文娱活动，也就是舞会吧，要求全员参加。天气先还是好好的，傍晚时分，却不知怎么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那时他们都还在礼堂里跳舞，待得舞会结束，出门一看，有点傻眼了：雨越下越大，怎么回去呢？他正准备冒雨跑回宿舍，晚上就在宿舍里“将就”一下，这时，学校办公室主任叫住了他，“谭老师，麻烦你顺便把小刘老师送回去一下，好吗？”口气很恳切，一边说一边还递上l了一把雨伞。
喜气盈盈三明居
夏惠林
“三明居”是邻居们给起的名字，那栋楼并不叫做“三明居”，那栋楼所在的小区也不叫“三明居”，只不过是因为那栋楼第八层的三套房子里住着的三位老人的名字里都有个“明”字而已，并不是象小说和电视剧《欢乐颂》一样，有那么个小区叫“欢乐颂”，当然，我一直觉得似乎居住小区起个什么“颂”的名字容易产生歧义，比如我开始就以为那是个什么歌曲或舞蹈的名字。
就这么个事，还值得写下来么？有人会问，我的回答当然不是。那是什么呢？且听在下一一道来。
(一)
之所以要写，就是因为巧，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三位老人无一例外都是男性，而且家里就这么一个老男人，清一色的没有女主人。按一般情况，女性寿命都较男性要长，国际上如此，我国也似乎一样，从这点来说，我们国家与国际还是接了轨的，呵呵，大家随便去看看或了解了解，老人家庭里单着的总是女性居多，男人大多先女人一步离开人世。而这三位老人却是“二班”的，什么意思？哦，呵呵。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与一般的有所不同，他们的老伴都先他们而去，留下他们孑然一身，孤单单的。
俄罗斯有位大文豪叫做列夫﹒托尔斯泰的，他的名著《安娜﹒卡列丽娜》的开篇就是一句名言：“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话传颂至今，被无数人引用过，且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但从这三位老人的家庭来看，托翁的话也值得商榷，因为他们三人家庭的不幸，也是相似的。所以我就动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
中国传统的说法有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因为不可能同时讲那么多，若一下子讲那么多，就会像有些相声比如《五官争功》的开头那样，大家都抢着说，结果谁的话都听不清，乱了套，所以得一个一个来。这里有三位，比二还多一，更有个先后的问题，那么先说谁呢？若按当下电视节目里公布什么官员或代表名单一样，以姓氏笔画为序，似乎不大妥当；或者按拼音为序，先A后B，然后C和D，也好像不像那么回事；他们三人如今都退了休，按退休前的官职大小排吧，不仅觉得过了气，而且显得太俗，思来想去，还是依年龄大小吧，这比较符合咱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传统，尽管这几位老人的年龄相差并不太大。
排在第一位的姓储，这个姓氏不大常见，但上世纪中叶就有个很著名的人是姓的这个姓，我记得好像是叫储安平，那是知识分子里相当有骨气的那种，后来据说是仅有的五个不予平反的“右派分子”之一，当然，“文革”中他又再次受到冲击，甚至最后还不知所终。不过“三明居”里这位老人当然与他没什么关系，这么说说也就是由这个姓而想起来了的闲话而已。这姓氏虽然少见，但这位老人的名字听起来却赫然有声，叫做“石明”，在我们湘西北方言里，前后鼻音是分不大清的，声调也与普通话有较大的不同，所以，人们一叫起来，往往很容易听成“世民”，那就与唐代那个有名的皇帝李世民有些相似了，呵呵。储石明先生已经七十挂零，“文革”开始时刚好高中毕业，已经进入总复习阶段，但一个指示，一声号召，外加一个文件，好家伙，一下子，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停止了招生，所以他没能上大学，不仅大学没上成，过了两年，又遭逢那个“最新指示”下达，而且还不能“过夜”，所以他被下放到农村，当了几年“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招工到工厂，因写得一笔好字和好文章，所以干的是文书之类的事情，身体上没吃什么大亏，当然，以他的身体，重体力活是怎么也干不了的，据他自己说，小时候就精瘦精瘦的，很羡慕那些长得壮壮实实一身肌肉的同学，总希望能一下子能长出好多肉来，据说还有这么一个笑话，高中寄宿时，有一次在寝室里，他看到某爱好举重的同学脱下上衣后，露出饱满的胸大肌，一时间曾发出感慨：“假使我能长二十斤肉就好了！”另一同学听说，马上问一句：“那二十斤肉长在哪里呢？”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胸部长十斤，那同学接着调侃道：“那还有十斤就长到屁股上咯，……”话音未落，一群同学哄笑起来，一时间成为笑料。而成年后也许是当年在农村里缺油少盐，加上后来在工厂生活不规律，打了不少晚工的原因，胃也出了毛病，而他老人家几十年来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搞不明白为什么还落了个“胃出血”，前前后后住过好几次医院。
说起住院，还真得感谢他的老婆，当然，那时候还不叫老婆，还是女朋友。年轻时他比较腼腆，特别是在女孩子面前，总是没什么话说，而且一说就会红脸，所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一道参加工作的同事在厂子里都出双入对的，下了班在集体宿舍里用点着煤油炉子用着小锅小灶做饭吃，他还是单条条一个人，天天吃着食堂里寡油少盐的饭菜，也许是他的工种的原因吧，一些个在车间里工作的女孩子同他接触很少，也许是怕自己文化低，也许是看他玉树临风的样子，又比较有文化，自认配不上他，加上业余时间他总是一个人在宿舍里或捧着本书看，或拉着他喜爱而别人听不懂的没有词儿的什么《良宵》、《光明行》、《赛马》、《山村变了样》之类的二胡独奏曲，既不打扑克，也不打篮球，也从不一伙人聚在一起“南京的城隍北京的土地”的扯乱谈，所以大家有些觉得他不那么“合群”。
直到有一天“她”的出现，才改变了一切。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吃过午饭后，大家都休息了，照例，他一个人在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看书，忽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他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位小巧秀颀的女孩子，手里捧着一叠材料纸，见他开门，怯生生地问了句：
“您是储主任吗？”
“是。有事吗？”
“恩……我们车间主任叫我找你帮帮忙。”
“帮忙？帮么得忙？”小储一时间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一向并不直接跟车间打交道。
原来，厂子里要搞庆“五四“文艺汇演，这姑娘所在的车间排了个合唱节目，几首歌之间需要有串台词，那车间主任是和小储一道下放的“哥们儿”，就想起了找他给弄几句，于是派出这姑娘来请。不仅如此，兼带着还要他在乐队里帮忙搞搞二胡伴奏。人们常说，要讲铁关系，怎么也比不过一起扛过枪的和一道下过乡的，没的说，小储一口答应了。那姑娘一听答应了，忙不迭地点头道谢，转过身就去汇报了，留下小储还没回过神来，那道身影就飘飘然地消失在办公楼的尽头，弄得他好一阵子没缓过神来……
就这样，一来二去，俩人就好上了，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年轻人谈恋爱也不过就是看看电影、压压马路什么的，加上那工厂是个三线建设的厂子，建在山沟里，平时想看电影得到城里去，有十好几里路远，交通也不那么方便，厂子里只有周末才放场把似乎过气的片子，，要压马路也就那么长一点点，所谓浪漫，用现在的眼光看，似乎还一点也没沾上边。不过那厂子附近有座寺庙，虽然“文革”时遭到过破坏，但旧址还在，他们也还经常去那里走走看看，也算凭吊一下过往吧。就这样，稍稍有些大龄的他俩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且开花结果，前后生了两个千金，而两个女孩也不错，后来不仅都考上了大学，小的本科毕业后还读了研，而今分别生活在本省和外省的两个大、中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小天地。
而他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能进入大学学习，也利用业余时间修完了大专课程，并抽调到市委机关工作，后来还担任了市委机关里头一个部门的领导，且由于工作突出，连续多年被评为市里的“立功人员”，还好几次在雄壮的进行曲的伴奏下，在上千人的瞩目中，走上主席台接受领导的颁奖。
再后来，他俩也都退了休，日子过得很受人羡慕，特别是晚饭后必不可少的散步，不知有多少人在心里羡慕嫉妒恨，四十多年了，他俩怎么还能那样如初恋般地历久弥新呢？
只是那胃里的毛病，隔三差五地找他的麻烦，亏了他夫人前前后后的尽力侍奉，才一次次度过难关，而平日里的生活，则尽量地考虑着他的身体，生怕凉着热着的，家务事基本不要他动手，一切都由她包揽了。所以，结婚四十多年，除去几次因为胃的毛病住过院外，其他一切都好。
（二）
排名第二的这位姓谭，叫达明。
达明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城市，因为住的地方在河边，一边是成排的老旧木房子，一边是流经这座城市的不大不小的河，所以这条街被称为“半边街”，生长在这里的小孩子都有点“野性”，达明当然也不例外。
一路顺风，从进小学到中学，一直到高中毕业，达明都是走在半边街那些小孩的前面，那些孩子中，有的小学刚刚读完就辍学了，有的读完初中就参加工作了，只有他一个人坚持读完了高中，马上就要冲刺高考，但同储石明一样，被那场“大革文化命”阻断了前程，先是下乡，再是招工进厂，虽说那工厂很不错，是国有大型企业，但他分配的工种却是“锻工”， 通俗点说，就是“铁匠”，一点也没有车工钳工那么招人待见，俗话说，“前世遭打孽，今世学打铁”，虽然不是像小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老铁匠们每天抡着大锤与小锤甩甩地敲打锻件，但那机器单调的锻打声每天在耳边轰然作响，听得耳朵都会起茧，下了班那声音似乎还在轰鸣。
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达明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大学梦，所以，在工厂里，除了每天上班，他晚上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看书学习，不过与小储不同的是，他爱好广泛，打球、唱歌什么的，样样都来得那么几下子，他个子不太高，打排球只能当助攻，却总能将球准确地垫到或撑到主攻手想要的地方，唱起歌来，特别是抒情歌曲，更是拿手，那时能唱的那种歌不多，而电影《阿诗玛》里的主题歌他唱得是恰到好处，所以得到不少年轻妹子的喜爱，人们都说他“有几把刷子”，他也因此收获了爱情。
这姑娘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车间的统计员，一个极招人喜欢的小姑娘，长像是那种看起来不觉得特漂亮，却越看越“受看”的那种，而她最惹人喜爱的则是很会处理各种关系，但又不是八面玲珑的那种油滑， 不知有多少小伙子暗地里害着“单相思”，，可她都不为之所动，硬是看上了达明这个工种很差的小“铁匠”。
夜长梦多，他俩很快结了婚，很快有了两个小孩，而第二个小孩快生的时候，传来大学恢复招生的消息，达明有点坐不住了，但又担心如果一走，老婆怎么办，两个小孩怎么办？其实老婆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也不做声，每天还是照样上班，照样干家务，达明也不好明说，只是悄悄地在车间里抽休息时间复习功课。
忽然有一天，丈母娘来到他们家里，达明下班回家一看，客厅里搭了一个铺，原来是他爱人没跟他商量，自作主张叫她母亲来伺候“坐月子”的，达明一见，眼泪忍不住就掉下来了，一把拉住老婆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自此，他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皇天不负有心人，那年高考，他以高出重点分数线好几十分的好成绩被一所普通大学录取，与一些同他有着同样经历的大龄考生以及一些小了差不多一半的小青年一道，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接续起丢了十二年的学校生活。
四年无话，毕业后，按政策，他因为是带薪学习，所以，回原单位报到，当然，这回不是回原车间咯，大才岂可小用？按政策，身份变了，由工人编制变为行政编制，工资当然也加了，厂人事处直接将他安排在厂部办公室担任文字秘书，级别先按副科对待，一年后再考虑升正科。
这可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啊！然而，干了不到一年，他不想干了，为什么？他说，每天同那么些枯燥的东西打交道，没意思，写点东西，都得揣摩领导的意图，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于是，乘原厂长调走高升，新厂长还没到任的机会，他托人帮忙跳槽到了市里一所高校，当一名普通的教师。好多人替他惋惜，说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走，去当什么老师？可他却说，当老师有什么不好的，我上的大学就是告诉我们怎样教书的哟！于是，他又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学校距离工厂有二十多里路程，不可能每天都回家，他就在学校分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里住着，又是卧室，又是书房，每天吃着食堂里的饭菜，只有周末才回家呆一天同妻子女儿欢聚，好在妻子一向是支持他的，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又要上班又要忙家务，让他总觉得亏欠她似的。几年后，学校分了房子，他也想法将妻子调到了市区，一家人才得以安生。当然，由于他工作认真，讲课生动，很受学生喜爱，一到点，就顺利地评上了讲师，尔后是副教授，可由于外语不过关，最后评正教授时，给“卡”住了，一直到退休都没能如愿，好在他这人很豁达，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从教学上来说，得到学生的肯定，他认为就是最好的报答，至于正教授在经济上的待遇，也就那么几个钱，他业余时间“炒股”的收入比这要多得多，据说，有一年他就替他一个女儿“炒”出了一套房外加一部汽车。
（三）
该说说排名第三的他了。他姓尚，名字很好记，与一个明星相同，叫“道明”，记住了吧，那个很“酷”的演员啊！他的经历比起前两位来，就要简单一些了。首先，他年龄要小个好几岁，“文革”开始时，初中还没念完，下放农村时，说是“知识青年”，青年倒还是没错，但知识就不大敢恭维了，因为当时连“九年义务教育”的课程都还没有修完，不过是背了个名罢了。不过这小伙子长得还行，按时下的说法，他那时就是个“小鲜肉”，皮肤白白净净，个头不太高，眼睛大大的，很文静，说话也斯斯文文。
他是那种比较幸运的人，下放不到一年，就第一批招工回到了家乡，安排在一家地方国营机械厂当学徒。据我观察，他们那批人，都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一道下乡的同学大部分还在修理地球，拿着一天大约值两三毛钱的工分，而且还得看天老爷的眼色行事，户口还是农村的，而他们就已经回到了家乡，恢复了城市户口，虽然学徒工的工资只有不到二十块钱，但每月有法定的休息日，比起乡下，干一天才有一天的工分，还不知这工分到底值不值钱，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所以他们大都认真地工作着，学徒、出师，恋爱、结婚、生子，走着一道平平坦坦的路，过着一天天平平淡淡的日子。除了个别人外，他们的人生再也没有波澜，他们自己也不折腾，若用另一种说法，则是没有更大的追求，当然，这与“文革”的冲击使得他们的“先天”文化储备不足有着极大的关系，是不能为求全而责备他们的，更不能所谓“怒其不争”。他在工厂里较之一般人员还是进步一些，当了十多年工人后，由于表现不错，还被提拔担任副厂长，走上了领导岗位。
这里要说的一点是，他的妻子在这方面要比他幸运一些，她也下了放，当过“知青”，而且当的时间比他长，但却遇到了好机会，大学开始由贫下中农推荐上级选拔时，她被推荐上了学，虽然那时候学校还没走上正轨，但总算是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毕业后先是教书，再是搞行政，后来还在市里的一个机关里头担任了中层领导。而她在工作中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已经有了别人想都想不到的文凭，而且已经结婚生子，却还是利用晚上的时间跟着广播电视大学的学员们一道听课以充实自己，所以很得领导的赏识，群众关系也还不错。加上生了个千金，又漂亮又会读书，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工作，也结婚成了家，家里满满的都是幸福感。加之再后来，他妻子又找关系将他从工厂调到一个事业单位，身份从企业工人变为事业人员，拿到了财政发放的工资，收入更加稳定，经济等各方面条件都比之以前好了很多，更是令许多人感到自愧不如。
（四）
这三个家庭在这方面的确如托翁所说，幸福是相似的，但与托翁所说的后一句就大相径庭了，因为他们都遭遇了丧偶之痛，而且都是与别人不一样，妻子都先丈夫而去，而且都是因病而逝，也就是说，他们的不幸也是相似的。
我这里不想叙说那些伤心的往事，因为终究过去了，逝者矣已，活着的还得活下去，而且还应该活得更好，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安慰。所以，此后的时间里，有不少好心者都在关心着他们，希望他们能续弦，过好自己的晚年。
还是一个个说吧，也还是按此前的先后次序。
那就说老储，或者叫他退休前的职务，叫储主任吧。确实，几十年啦，他用情太深，心里总不能再装进去另外一个人，给他牵线搭桥的婆婆姥姥不少，但他一概拒之门外，苦笑着“免谈”。他妹夫是我同学，有一次同他谈起他大舅子的事情，他说，我们家人都给他讲过，而且不止一两次，但他就是不答应，每当提起这事，他眼圈里的泪水就直打转转儿，我们也没办法。
那么这几年，他是怎么度过的呢？他找到的法子就是旅游，在美丽的自然风景和文化遗存里派遣自己心中的块垒，忘却那些不快的事情。几年的时间里，他游过了国内不少著名的风景区，比如黄山啦、西安啦、甘肃玉门关、大沙漠啦，用女儿给他买的“华为”手机拍下了好多漂亮的照片，做成“美篇”，发到微信里供朋友观赏，后来，觉得国内游得差不多了，就去境外，什么台湾啦，欧洲啦，美洲啦，几乎游了个遍。当然，还不时的去两个女儿家去走走，轮流住上个十天半月的，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终于，有一天，一位他很尊重的老大姐带来一个女子，开门之后，他让老大姐和那女子进了家门，并让了座，筛了茶。老大姐快人快语，开门见山，“小储哇，我这人你知道的，不喜欢啰里啰嗦，你今天给我个准话，到底愿不愿意再成个家？你妻子都走这么多年了，你也对得住她了。你也是过七的人了，该有个人照顾你的生活了。总不能一年四季在外头‘刚’了吧？现在还跑得动，过几年动不了啦呢？假若你那老胃病又犯了呢？……”噼里啪啦一席话，噎得老储无言以对。其实，这女子他也认识，是他家以前住在那种前后几进风火墙“大屋”里的小邻居，这女子像她母亲那样，属于贤妻良母性的那种，小时候有段时间还是他的“小跟屁虫”，经常跟在他后面“明哥哥”长，“明哥哥”短的叫着。后来长大，他下了放，而她还小，又因为是家里的独生女，几年以后初中毕业，就留城参加了工作，当然也不是什么“好”单位。到了长大成人，婚嫁时却遇人不淑，嫁了个“酒鬼”，没过几年好日子，还老是挨那“酒鬼”的打，前些年“酒鬼”死了，她一个人拉扯着儿子长大，现在儿子也成了家，另起炉灶开火，就剩下她一个人守着那老房子过日子。老大姐见此，就想到了他，希望他们能走到一起来，那女子先也是不肯，是老大姐多次劝说，才肯来的。
老储招工回城后对她的情况也是略知一二，虽有同情，但鞭长莫及，再加上总不能干涉别人家的生活吧。现在这种情况，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思前想后，他终于松了口，答应考虑考虑。老大姐见此，松了一口气，交代说，“我再不管了啊！你们自己谈吧！”说完便起身，“登登登”，就开门走人，留下那两人独处……
（五）
说起老谭，那就有些“复杂”了，当然，也不是怎么个复杂法，只不过比起老储来，稍微多点“故事”而已。前面说过，年轻时的老谭，多才多艺，会唱歌，能打球，所以很得女孩子的喜欢，就是结了婚，似乎还有女孩子青睐他，在工厂里不必说，有那么贤惠的老婆在，他也是心无旁骛的，后来读大学，所在的班也多是像他那样的“大龄青年”，且男性居多，也没什么风花雪月之类的，加上那时家里两个小孩，老婆一个人带着，他总觉得欠了老婆许多，所以每个月都要请假回家一趟，一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二来也尽量帮老婆做点家务什么的。毕业之后的头一年，他就在厂子里的办公室呆着，一天到晚“替他人做嫁衣裳”，写一些“无聊”的公文，一下班就往家里跑，有时候叫他参与一下公务接待活动，他也是能推就推，硬是推不掉的， 也 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酒是决不多喝的。因此，几年无话。
事情就出在那一晚，而且用当下的话来说，还真很有点“狗血”。
那是他调到高校之后，那时候，一股跳舞风到处兴起，当然，也就是什么交谊舞之类的比较大众化的东西，老谭是个活跃分子，那东西当然一学就会。而此时他爱人还在工厂里头，他一个人住在学校里给安排的一间小小的斗室，就是那种那个年代里到处都有的“筒子楼”，中间是走廊，两边住人，走廊里码满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还是公共厨房的房子，有的地方东西码得太多，走路都要侧着身子才能过得去。住的人里头，既有真正的单身，就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不太久的新教师，也有像他那样，配偶暂时还没调来的两地分居者。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看，有点“狗血”吧！但却的的确确是真的。这天是周末，按平时的习惯，他一下班马上就赶回二十多里外还安在工厂里的家，但那天学校里晚上有个比较重要的会，而且还安排集体文娱活动，也就是舞会吧，要求全员参加。天气先还是好好的，傍晚时分，却不知怎么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那时他们都还在礼堂里跳舞，待得舞会结束，出门一看，有点傻眼了：雨越下越大，怎么回去呢？他正准备冒雨跑回宿舍，晚上就在宿舍里“将就”一下，这时，学校办公室主任叫住了他，“谭老师，麻烦你顺便把小刘老师送回去一下，好吗？”口气很恳切，一边说一边还递上了一把雨伞。
这小刘老师他是认识的，是艺术系的舞蹈老师，就住他一个筒子楼里，好像也就是她一个人，听说她已经结婚，但爱人在外地，后来又似乎听说她和她爱人关系有点紧张，但到底怎样，老谭倒是从没有关心过，更不会去着意打听，他们的接触也就是出门进门碰面时打个礼节性的招呼，再就是在舞厅里偶尔跳那么一曲而已。不过，小刘老师对人一向都是很热情的，老谭对她的印象也还不错。那天小刘老师可能是布置会场、安排舞会等事宜有些劳累，显得有些疲倦，所以办公室主任就临时抓差叫住了老谭，老谭也就很爽快地答应了，撑开雨伞，和小刘老师并排朝筒子楼走去。她靠近他身体的那只胳膊在微微地发抖，同时，脑袋也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朝他偏过来，甚至他已经感觉到脸上有细细的头发丝拂过，微妙微妙的……一时间，老谭仿佛有点恍惚了，但到底还是有“定力”，他很快调整过来，轻轻地推开小刘老师的头，轻声地问了一句，“小刘老师，你是不是感冒啦？”小刘老师也马上醒悟过来，“确实，谢谢你！没事的，一会儿就好了。”好在路程不长，很快，他们就到了宿舍楼，各自回房，一夜无话，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也没什么话，只不过是小刘老师再见到老谭时，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大自在而已，老谭倒不觉得什么，还是过着自己的日子，上课下课，批改作业，打球唱歌，周末回家，享受天伦之乐。
但是，“怎么又是但是？”有人会这么说，但是，我确实没办法，因为生活中总是有那么多的但是，日子过得好好的，一下子飞来横祸的事儿多着呢！这不，老谭当了几年新“单身汉”之后，妻子调到了城里，学校新修宿舍楼，也分到了房子，三房两厅，老谭时时想要的书房也有了，后来，两个女儿先后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城市，结了婚，生了子，一家人幸福满满。可就在这时，他的妻子病了，而且一下子病得不轻，跑了好多医院，看了好多医生，终究没能跑赢死神，老谭一下子落了单。
几年之后，老谭慢慢地调整过来，只是每逢清明节什么的日子，他总是一个人悄悄地到夫人的坟头去默默地静坐一会，人们当然不知道他具体怎么想，但也是知道个大概吧。因为小刘老师终于和她的丈夫离了婚，有一次同她的闺蜜说起了老谭，言下之意，闺蜜自然明了，便找机会对老谭说了。老谭先是心头一震，这个事情，
终于，老谭向两个女儿说起了这回事，两个女儿其实早就有想叫爸爸再找个老伴的意思，因为她们都不在父亲身边，而父亲又不肯同她们住在一起，她们很是为难，现在，父亲自己提出来这个事儿，她们当然举双手赞成咯。
（六）
该说老尚了。前面说了，他与储、谭两位都有些不同，一是文化层次稍微低了一点，文革前只读到初中肄业，当然，这并不算什么，好多干大事的，发大财的，或者说当领导的，似乎都没读好多书，有些后来进了修，有的业余学习拿到文凭，也有的花钱买到了更高层次的文凭，虽然在别人眼里不值什么，但“是铜是铁，腰里一别”，关键时候拿出来还是黑（哄）得到一些人的。这老尚也是个爱学习的人，虽然在工厂里，他也是抽闲暇时间通过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只是在用情方面，他似乎更深一些，更想不开一些。
妻子逝世后，他基本上每天是闭门不出，甚至似乎连饭都有时候没有认真吃过，女儿女婿劝，也不吱声，只是“嗯”一下表示听到了。几天时间里，人都瘦得“走了形”，原本就很大的眼睛更加显得大了，就像鲁迅先生早先在一篇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只有那一双眼睛还看得出是个活物”。后来女儿女婿看这样不是个事，便将他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住了几个月，就在这几个月里，他们委托人将原先的所住的顶楼（六楼）卖掉，另外买了一户小高层的电梯房，也就是现在的“三明居”的一套。
当然，很巧，这层里早几个月搬进来的两户邻居，恰好是他妻子大哥的学友，算是他的学长，他们早就认识，也不知是否他女儿有意的安排，我不得而知，他女儿也讳莫如深，反正，他们三个人总有些同病相怜的味道，不用介绍，也无须客气，很快就似乎无话不谈了。
女儿女婿临走的那天，女儿从一个小箱子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他知道，那小箱子是妻子的，几十年了，他从不翻看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那封信是妻子临终前几个月写给一位闺蜜的，信当然早已发出，这只是草稿。
这位闺蜜，同她俩是同年级的同学，读书时，几乎是无话不谈，工作以后，因为是同行，虽不在一个单位，也还是经常来往。前几年，那闺蜜的丈夫因病去世，他俩人一同在灵堂里呆了好几天，极尽安慰之能事。后来他妻子病了，那闺蜜虽暂时住在外地女儿家，但也经常回乡来看望她妻子，有一次，她俩单独在病房里谈了好久，他也不知她俩谈些什么，也没有过问。而这封信，就是在闺蜜离开后不久妻子一个人偷偷写的，信的主要意思是:根据我自己的感觉，我可能不久于人世，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老尚，他这个人在我走后，很可能难得“走”出来，希望你能多多安慰他，如果你还想成个家、而且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的话，我衷心地祝愿你们两个人能走到一起，那样我也就放心了，你也不会孤独，等等。那信纸上，有不少黄色的痕迹，想必是她一面写一面流泪所留下的吧。
读到这封信，老尚双手直发抖，满眼的泪水又禁不住滴落下来……这封信下面还有一页“附录”，是写给老尚的，短短的几句话，意思是千万不要误解她，她只是希望他能很快从悲痛中走出来，好好地活下去，那样，自己到了那边，也才能安心等等。
读到这些，老尚又仿佛回到了他俩年轻时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你敬我爱，在艰难中一道建设着那令好多人羡慕的小日子……
几个月之后，在同学、朋友的帮助下，老尚终于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决心不辜负妻子的嘱托，好好地生活。闺蜜也从孩子家回到家乡，两人商议着重新组建新的小家庭，共同走完人生的最后里程。
（七）
这一天终于来了。
那是那一年春节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三家的孩子们都带着小孩子回了家，一为过年，二为他们的父亲操办婚事。“三明居”里洋溢着浓浓的喜气，老老小小将近二十口人，聚集在小区的会堂里，不少邻居和他们的同学、朋友也都相邀来祝贺他们，歌声、笑声、祝贺声飘散在年味已经十分浓烈的空气中，给这个春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喜气，三位老人也满面红光，泪花镶嵌在眼眶里，久久的久久的不肯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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