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阳明心学之意义及其当代价值

许嘉璐：阳明心学之意义及其当代价值

编者按：许嘉璐先生于2016年10月15日，在由北京三智书院、中国文化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欲考察和认识王阳明思想（亦即阳明心学）的意义，就需要把它放到阳明所生活的那段时间的社会背景中，以及我们这些后来观察、研究、体悟和弘扬其思想者身处的环境中去思考。虽然任何关于过往的叙事无论是即时的记录，还是事后的寻踪，都不可能完全恢复其原来的景象，即使是自己所身处的社会环境，我们也不可能叙述得全面而精确。但是，考察一个学术的首创者和践履者尤其应该如此。

众所共知，明朝中叶可以说是有明一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期。史家所说的“仁宣之治”，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却弥漫着朝野越来越严重的奢侈浮华、享乐荒淫、贪污腐化之风；帝不问政，宦官专权，奸佞当道，鱼肉百姓，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学术思想领域，程朱理学既为“官学”，八股取士，习之者目的在于登科、被选用，青年王阳明也曾经走过这条路。士子唯程朱传注、语录是闻，不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言以蔽之，“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王阳明《与黄诚甫》)缺少了正视现实、引导社会寻找出路的理论和思想，任由龌龊腐朽流畅，于是社会上就充斥着王阳明所描述的这样的情景：“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揜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妒贤嫉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传习录》下）英宗末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的危机。王阳明出生于成化、弘治年之间，目睹了大明帝国情事每下愈况，朝野信仰空白，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他归结出“人心陷溺已久”的结论，人文亟需振扬孔、孟之学；而欲振扬孔、孟之学，则必须走出程朱之学的域囿，更须摆脱后期理学僵化支离琐屑的牢笼，改变“日偷”之士风，召唤读书人不要再“茫茫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道痛痒”，而应该通过“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反省、“致良知”功夫，“立个必为圣人之心，”为社会趟出一条适合时代、能够拯救人心于污浊，从而使天下达至太平的新路。

1、明代中叶出现王阳明这样一位思想伟人，可以说是带有必然性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几乎每到一个需要选择道路的时候，都会于千万人中涌现出一批智者，超越现实，超越自身，为民族着想，为世界寻求社会和人生的真理和真谛。宋之张载、周敦颐、程氏伯仲、朱熹、陆九渊等大家，已经在继承孔、孟、子思一派思想成果，总结了晚唐、五代的绝伦荒谬、无耻肮脏的教训，在不断的争议声中，疑古创新，格物致知，于是就有了彪炳千年的理学。及至历史走到15世纪中叶，中国又陷进了贪欲遮蔽良心、兽性超过人性的泥坑。因而陈献章（白沙）、湛若水等前辈和时贤多有抛弃科场，转入张大儒学传统者。他们的传承、积累和探索，终于造就了伟大的王阳明！

历史的轨迹往往是螺旋式上升的；人类的思想史同样如此。人类进入到21世纪，当今中国又面临着道路“选择”的拷问：是振兴中华，还是任由中华沦陷？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扔进垃圾堆，还是拭去蒙于其上的历史尘埃，使之重见天日？我们对古圣贤的教诲和警示，是亦步亦趋？还是依照我们“临在”的情况，以创新思维推动中华文化顺利地通过历史发展的门槛，转上更高的层面？中华民族所有的智者，所有心存良能、良知的人们,早已感到民族危机之所在，有的人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了悲观的情绪，世态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就要随时准备重演五代、南宋、清末的历史闹剧和悲剧了。危机在前，中华民族不会懵然不晓，因为民族的良知和智慧已经化为亿万人民的文化基因。整个民族都在思考如何选择明天的路径和方向。今天，我们在这里研讨阳明心学，就是要大声疾呼：必须大力加强对阳明心学的研究和普及，这并不仅是学术界的职责，也是所有干部、教师、传播媒体应该承担起来的天职。

我们可以或应该从阳明及其心学中汲取什么精华？对其思想的核心，似乎各界有着明显的共识，这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2、所谓“良知”，即孟子所说的人“所不虑而知者”。大家都知道，所谓“致良知”的“致”，在古代汉语中是“使之至”的意思。阳明用一“致”字，意思是良知本在人心，“本心之明，皎如白日。”随时都可能大放光明，也可能被物质所遮蔽，要拒绝做恶人的可能，要走做好人的大路，就需使深存于自己心底的良知走出来。所以他说：“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传习录》）“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说前天的一件小事。今天“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开幕，媒体12日已经报道，次日我收到一位台湾老友的夫人发来的微信，说：“王阳明所提倡的良知，就是不用教你，你心里本来就有的知善知恶，所有人在做错事时，心里都是清楚的。”同时一位台湾的年轻朋友也发来微信，说：“请问爷爷，如果有些人连最基本的知善知恶的能力都丧失了，那阳明心学对这样的人还适用吗？现在好多坏人，最可怕的就是不知他自己错在哪里，坚信自己是对的信念，而一直做下去。”恕我事先没有征得来信朋友的同意就在这里公之于众了——好在我隐去了他们的其他信息。这两封信给我以启发，在王阳明身后500多年，他的信念、学说仍然活在人们心里。这将给予我们信心，王阳明属于人民，属于中国，属于活泼泼的现在。

王阳明把良知由对个体自身推广到无边无际的空间。所以他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传习录》）显然，在阳明的头脑里有着孔子、孟子、张载、陆九渊等人的胸怀气象和精神遗产，但是，像上面所引的这几句，何等明快，何等直接！似乎就是阳明在对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进行他当代的解说。 

王阳明是中国儒学的集大成者。这里所说的“集”和“大成”，并非像《十三经注疏》、《(正、续)皇清经解》或“三通”那一类集成之作，而是他抓住了中国儒学的精神核心并予以升华，他以明代的日常语言对儒学种种“关节”，下至“愚夫愚妇”的精神生活，上至形而上论述，做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如此，非集大成而何！

从另一个方面看，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而其跌宕多难的一生，不停追求真理的一生，就是践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古今楷模。且不言其为人攻讦、谗陷，即使率兵平叛息乱屡建奇功，也没能绕过被人诬毁一节，也不必言其险些死于奸臣之手，以及贬谪龙场所吃的苦头，单看他贬谪龙场前后，思想学术各经三次演变（依《明儒学案》），这些自我变革，每一次都是否定自己、超越自己。何苦如此？这是因为他对追求真理的执着，而这种执着没有一丝一毫自利的影子。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品格。不但如此，他在学生和友人面前从来不掩盖昨日之我的缺陷，反而常常以认错的口吻旧事重提。试问，在中国文化史上，若非大家，谁能如此？仅就这一点已经足以引起我辈的深思。

3、此外，他兼承多家，尤以陆九渊为继孔孟之后第一人，而对朱熹、程颐多有批评。但是他说：“吾于象山之学有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能揜其为异也。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这是他以自己的良知和履践作为衡量诸人所以为的真理的标准，活脱脱的一位“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典型。这与正在增长学阀踪影的今天，不是很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吗？

王阳明作为一代大儒，纵观自古以来儒家与非儒的争论，一直采取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例如他对杨朱、墨翟，佛家、道家以及儒门中主张性恶的荀卿，都没有彻底否定的言辞，反而多次指出众家中可取之处。他甚至借用佛经词语以达己意。这又是何等胸怀！

至于王阳明一贯提倡讲学时语言要简约明白，要“愚夫愚妇”都能一听就懂，懂则记牢，而且他身体力行，作为一个学者尤为难得，更值得当今儒学界同仁仿效之。

以上所述当然不能穷尽阳明心学的意义和在今天的价值，抛砖引玉，期待各位专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以期阳明心学的研究日益深化，尽快地普及到儿童、少年、青年、老人的心里。我们正在全力促进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法制完善、军事过硬，其背后都需要有先进的文化作为支撑。而先进的文化，说穿了就是民族的古老智慧和时代精神的完美融合。以此来衡量，中华民族恐怕是民族之林中最当之无愧、最有资格创造这一世界急需的先进文化的民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