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给小柯讲了一段我的经历，她非常激动地为我定性，说我当时一定是某种心情。我一遍一遍解释，我想的不是那样，虽然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抽象那段经历。我的犹豫，促进了她的坚定，她指出我一定是因为被当做了投射客体而感觉不安和尴尬，连带这一些恶心，由于冲击力太大所以难以分离成心情。我不愿纠缠，只好口头承认如她所想。在她得到满意的答案后，又给我解释我这样想的社会原因。我感觉很怪异，我好像成了一个病人，并由她来分析我得了什么病。
她的行为勾起了我的羞耻感。自从我开始写作，我对别人的观察就近乎贪婪。我一面共情，交流，试图理解别人的感受；一面搜刮着周围的一切，将所有的话语，情绪转换为笔下的叙述。每当别人说到一些曲折的体验，独特的体验，我都会在心里默默记下，再誊抄到本子里。
其实这个话题我之前和千禾也讨论过。我说：“困境一旦被表达成文字，就带有一种展示和表演的属性了。”她觉得看到很多被记录下的事件，并不像我说的表演，而是没什么目的性，只是一种叙述。“对于一些困境，当事人的确没思考完整，通过书写去梳理、表达出来的痛苦挣扎也是让人爱莫能助，甚至不知从何切入去理解、安抚，说安抚太 over 了，因为也不知道自己的话能不能真的达到“安抚”的作用。”
我当时回应说：“我想困境或主动或被动都会背负上一层‘表演’的属性。也许写的时候没有主观意识“卖惨”，阅读时候不是小肚鸡肠“猎巫”，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我看来在把事件表述成文字时，就已经由叙述者加工过了，会不由自主进入一种文学的套路，就是主人公一定要有某种特别性，他的人性要有曲折性，要有某种发展性。真实生活中，一个人的人性、生存可能是受到外界限制的，这个人的人性可能就很碎片化，很随机性，没有那么戏剧性。
那段时间小柯对我说，既然我写作，我可以把她的一些经历记下来，因为也代表着一种边缘人群。她为了方便我写，还给我补充了一堆细节。我当时感觉很心疼她，我当时想：人的困境不该是为了成全文本。她是那个需要被疗愈的女孩，而不是那个给大家展示着“我经历过这些，可我还是走出来了”的英雄人物。我说：为了不给她造成更大的伤害，我绝对不会把她的痛苦写进我的作品里。
千禾觉得我的纠结没什么道理，因为小柯的诉说也是一种素材。她解释说：你所理解的“真实”和小柯真正经历过的，还是有距离的，即便直接搬运她的描述也未必真的是复现，这跟复现一个bug还不一样，她现在能叙述这些，可见已经经历过时间的沉淀了，跟当时她的心境已经有了变化，但写作是神奇的，可以创造一个小柯和你合作营造出来的故事，至于这个故事可不可读、可不可信、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关注，都是后话。我私以为不必挣扎于这个故事是否“真实”、“非虚构”，先写，再改，写作必然会有很多再创造的内容，这里所说的“创造”并非凭空臆造，而是经过时间洗礼和两人观念的过滤，内容会变得更适合阅读和感受。
我试图宽慰自己，只要记录的动机是善意的，那别人不一定会觉得被伤害。记录下对方当下的状态，也是确立对方价值和尊严的方式。我只要保障我不是恶意丑化别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展示人物的内在矛盾，把人写深刻。我最近做的调整是后来写人都会带一些成长经历和环境（就像我写小柯我会写她的家庭），通过他的一些行动更加回应那些大的环境（也就是说她的一些行为可能来源于更多的原因，不仅是个人选择）。
曾经有一篇被批评很多的特稿，来自鲸书的《惊慌庞麦郎》。她用特别犀利的笔法去描写庞麦郎住的宾馆有多脏乱，枕套上又怎样堆着头皮屑。这样的细节在我看来是一种隐喻，而不是真实。小柯对我做的事也像这样，用语言和第一感受去推演我的情况，不愿意听我的叙述。这样的对话不像对话，因为两个人没有站在一个双向交流的位置里。
这样的似是而非的隐喻关系也在《MU3735航班上的人们》推送里出现，尤其是最后用“雨没来，受伤者也没有来”这种有力的煽情金句收尾。这种写作方式也是我上过的公众号写作课里面经常提到的，要帮读者提炼出来可以放在转发里面的句子，更坐实了他们用新闻演绎伤痛文学的那种快感。这也是我一直在自我斗争的对书写隐私的边界的界定。
千禾说：文章手法太纯熟了，就好像是写作课上的满分作文一样被展示出来，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的故事和悲伤、错愕被精心安排，读者的情绪被精准地带动，不同的人可能被不同的词句击中，然后都去借来“有感而发”，从而达到更多的传播，于是一场真实发生的悲剧只是他们笔下用来调动人们情绪的素材，这些素材被放在一个专题的内容库里，随时调用。就，很冷酷。
该如何把我记录和隐私的尺度？我还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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