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译作者在多年前写的对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认识，写得非常好，托克维尔被今人视作社会学创始人之一，他的《论美国的民主》值得我们今人学习。也许民主是迄今最适合增进人类福祉的制度与秩序。民主往往是与专制对立的，民主需要一部宪法来规范和保障。民主的理念需要教育来传播和渗透。民主的社会秩序建立不必以暴力的方式也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确立。民主必须以德、善、理性良知为指引，民主不简单的等同于多数人的民主。民主的目的是尊重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民主的目的在于巩固和释放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激发每个人各方面自由创造的潜能。简书中很多创作是某些人的自由的表达，但许多自由的表达是粗制滥造的，缺乏人性的真正思考，缺乏对国家民族历史的现实的思考，缺乏对美的追求与思考。固然简书诗意的诗意、爱情的爱情的表达文章很受欢迎，但严肃的阅读与思考也是很重要的。
原文摘录如下:
在今天的中国学界，托克维尔之所以受人重视，主要是由于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卓越分析和对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史学研究。在西方，托克维尔有时被视为现代社会学的先驱者；由于托克维尔曾预言美国北方与南方的内战、预言美国和俄国将支配世界，他甚至被视为某种未来学学者。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关于托克维尔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托克维尔在法国和英语世界的历史遭遇有所不同。按照当代一些学者的意见，在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领域，托克维尔在法国学术界曾长期受冷落，直到孚雷等人30年前重新发掘后才受到他的同胞更多的关注。1960年代，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雷蒙·阿隆等人策划出版托克维尔的全集，但此事在当时并未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然而在英语国家，托克维尔一直享有较高的声望。托克维尔本人在自己祖国的遭遇也许能从一个侧面揭示法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发展脉络。
一、托克维尔其人
关于托克维尔的基本家世和经历，他的读者恐怕大都清楚了：出身于诺曼底贵族世家，他的父亲和长兄都是托克维尔伯爵，第二个哥哥称托克维尔子爵，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生下来就是托克维尔男爵，不过他拒绝使用这个头衔。阿历克西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曾在复辟王朝时期为波旁家族服务。他母亲一方最著名的祖先（他母亲的祖父）要算旧制度时代的王家出版审查官、税务法院院长、大革命时期曾作为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并最终被送上断头台的马勒泽尔布，此人堪称旧制度时代最为知名的开明贵族之一。他最要好的两位朋友博蒙和路易·德·凯戈莱，同样具有贵族背景，同样曾为波旁复辟王朝效劳。托克维尔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明显的贵族色彩，不能不说与他的家庭背景和交游存在一定关系。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判定个人出身背景与政治取向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后天的教育和经历可能对思想的形成更具决定意义。
托克维尔曾在一段广为人知的文字中提到，他一直依照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信条而生活。哈耶克曾说，在法国的政治思想史上，有三个人是非常特殊的自由主义者：孟德斯鸠、邦雅曼·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在政治观念上的亲和性显而易见，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帕斯卡尔和卢梭，因为这两个特别个性化的人物同样影响着托克维尔，而这种影响不仅是政治和社会思想方面的，它还体现在个人气质和性格方面。了解这一点后，也许我们不会认为托克维尔是那么political，不是那种“单向度的人”。
托克维尔性格中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他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分析他的史学著作的学者甚至都发现了这一点。他的《通信集》的英文编者指出：如果注意到托克维尔的焦虑及他无力获得思想上的宁静，我们就能理解他对帕斯卡尔的偏爱了。帕斯卡尔既是科学史上的天才，也是位悲观的詹森主义者，詹森主义承袭的是奥古斯丁的传统，在这种信仰传统中，个人的自由意志受到贬损，人的邪恶本性使人不可能靠自身力量获得拯救。帕斯卡尔曾说，我们在败坏着自己的精神和情感，于是他选择过一种严肃的、近乎苦修的生活。毋宁说，这种严肃是一种绝望中的严肃。虽说托克维尔还没有悲观到帕斯卡尔那样近乎禁欲和出世的地步，但他的文字中时常流露出的情感，使人想起“人生可以期待者唯有失望”的斯多噶主义者。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年轻的托克维尔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生活既不是非常美好，也不是很坏，而是某种由好坏两方面所混合的中等事物。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期待，亦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恐惧，而应努力把它看作既不令人厌恶也不让人狂热的东西，看作一个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能终止、重要的是使之变得能为人承受的不可避免的事实。”托克维尔的人生态度可能强化了他在政治上的挫折感和幻灭感。例如，1848年革命后，托克维尔在信中表达的情绪几乎是绝望的：“我们身处一个咆哮的、但没有海岸的海洋；至少，这个海岸是如此遥远、如此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无法找到它，无法在那里立足。”
虽然个人生活和法国的现实政治是那么令人不快，但托克维尔认为人生中仍然有值得信赖和珍惜的东西，这就是友谊。无论从个人生活、政治斗争还是学术研究来说，友谊对托克维尔都至关重要，他的信中经常流露出这样的情感。在他所有的朋友中，克里斯托弗-德-博蒙对于托克维尔一生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诚然，两位朋友在1840年代曾有过激烈的争吵，但两人的友谊无疑是19世纪前半期法国知识界最感人至深、也最富创造成就的一段情感。托克维尔曾在北美和阿尔及利亚做过两次十分危险的旅行，并在旅途中两次患重病，险些丧命；在两次危难中，博蒙都无微不至地照料这位体弱多病的朋友；博蒙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政治活跃人士。七月王朝时期，两人曾一起当选为下院议员，并多次采取共同行动；两人的著作发表之前，都经过对方的仔细审阅。托克维尔最后在绝望中的求救信，仍然是写给博蒙的，而博蒙也一如既往地赶往他朋友的身边。对于托克维尔，友谊不止具有私生活中的意义，它还能让人在公共生活中采取联合行动，分享共同事业的快乐，对抗他憎恶的中央集权。
虽然托克维尔在政治生活中饱受挫折和失望，但他似乎从未丧失对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渴望。绝不要认为托克维尔只是个长于引经据典的研究者，实际上他是个活跃躁动、渴望在公共生活中建功立业的行动主义者。在信中承认自己对“伟大事业”充满渴望，甚至不惜为此去冒险，他无法满足于中产阶级“马铃薯”般的安逸生活，他欣赏“强烈的激情”。这种十分情绪化的性格有时看来与他的政治理念产生矛盾。从理智上说，托克维尔不可能喜欢拿破仑，因为这个独裁者把所有法国人都变成了“平等的奴隶”；但他又在信中称呼拿破仑是“许多世纪以来最卓越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身上有他向往的光荣。托克维尔对伟大功业和强烈激情的渴望，与他所处的浪漫主义时代的氛围有直接关系。从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叛中发展出来的浪漫主义推崇个人情感和意志，厌倦暗淡无光的平淡生活；托克维尔生活在一个《英雄与英雄崇拜》问世的年代，再加上他身上非常鲜明的旧贵族气质（如对旧日乡村贵族—平民和谐生活的想象、对金钱事务的蔑视、特别是他对强烈的荣誉感），使他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作出一些非常不冷静的判断。1840年，当欧洲各大国因埃及问题发生危机时，托克维尔主张法国应该与欧洲其他国家进行一场战争，尽管法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算可能非常小，但托克维尔在给英国思想家斯图亚特-密尔的信中坚持认为，法国应根据荣誉原则去成就“伟大的事业”，战争有利于法国人根除“民风的软弱和精神的堕落”。但密尔在回信中认为托克维尔的好战立场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幼稚的，法国不应迷恋“低俗”的外交阴谋，而应致力于“对自由和进步和热爱”。此后两人的通信大为减少。
浪漫主义对托克维尔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功业的追求上，也体现在他触目感怀的抒情文字中。例如，托克维尔在给未婚妻的信中曾以诗意的笔调复活了瓦尔特·司各特笔下的那些遥远的凄婉故事。晚年的托克维尔在给朋友的信中也经常以感伤的笔调回忆起年轻时的经历。我想正是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能与卢梭建立起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提到三个对他有着终生影响的作家全都是法国人。我很赞同英译者的看法，即一个人经常谈论什么，与他不谈论什么，这两种情况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的确，在公共事务方面，托克维尔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和思想问题，但是，即使他在信中偶尔提到柏拉图和马基雅维利等经典作家，而近代欧洲那些伟大思想家——洛克、休谟、斯密、康德、黑格尔——却极少出现在他的笔下。从这个方面看，托克维尔是个地道的、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的法国人，以致英译者认为，在他的心目中，巴黎是世界的精神首都，而其他国家的思想家都只是遥远的卫星。虽然托克维尔在信中曾提到，他唯一的事业是“自由和人类的尊严”，但当有人质疑法国的伟大、特别是思想文化创造方面的伟大时，他会很生气，即使质疑者是他的同胞和助手戈比诺。戈比诺曾悲叹法国在文学上的衰落，但托克维尔立刻进行了反驳。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托克维尔在反驳中列举的那些作家，却不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文坛巨匠——如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尔。也许在公共事务方面，托克维尔不太关心文坛动态，虽然他知道当时一些最重要的作家；也可能巴尔扎克那些描写卑微现实生活的作品不能打动托克维尔；他更加关心自己时代的最重要主题——民主革命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二、民主革命的时代
1835年，托克维尔在给密尔的信中提到“此刻正在世界上进行的巨大的民主革命”；对法国和欧洲来说，虽然革命时代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但托克维尔认为这场革命还远没有完结。不少学者都提到，托克维尔在使用“民主”一词时涵义比较含糊。有人认为，他指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状况，即民主是社会各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拉斯基）。我想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尔默提到的民主也许比较接近托克维尔对民主的理解。帕尔默的这本著作题为《民主革命的时代》(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 Princeton, 1959)，作为一名曾对托克维尔父子作过比较研究的法国革命史专家，帕尔默选择这样的标题绝非偶然。他对民主作了这样的描述：“民主意味着对某种对平等的新情感，至少意味着对旧的社会分层和等级制度的憎恶。从政治方面来说，18世纪的民主革命反对任何既定的、享有特权的、封闭的、自我指定（self-recruit）的集团垄断政府或任何公共权力；它否认任何人可以凭自己的个人权利、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历史’权利行使强制性权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法律上个人身份的平等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准则，可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广泛的社会共识认为个人的身份状况是不平等的。董果良先生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译本前言中曾提到，托克维尔所说的身份平等让人比较难以理解。我想如果结合法国旧制度和大革命中的论辩，这个问题能得到某种澄清。1789年的《人权宣言》说“人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13年前法国的穿袍贵族们所阐发的则是另一种观念——或者说另一种“自然法”：“我国从一开始就存在身份地位和个人方面的差异……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地位没有差异，那将只会是混乱无序，我们无法生活在身份地位平等的状态中”，任何旨在建立“可怕的平等”的“标新立异”的做法都是在颠覆法国的宪政和传统。这些说法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众人皆知的税收等级制度就是明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法律面前平等观念的确立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对于旧制度来说的确是革命性的。
《民主革命的时代》一开始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1788年，一个美国青年造访凡尔赛，他从上午10点半到下午2点一直在不停地鞠躬；人们引荐他时总要介绍一下他的“头衔”（他觉得大部分人都以为这种头衔是世袭的）；当他觐见国王时，国王一边寒暄一边拨弄着自己的佩剑。这让他感到很不适应，这种低声下气的礼节让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美利坚民族身份，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一定程度的平等对人类的幸福至关重要”。这场小小的文化冲突（choc）也许能说明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更比欧洲大陆更具“现代性”了。
对于托克维尔这位在复辟王朝时期成长起来的世袭贵族来说，访问美国对他肯定也是一个choc。托克维尔从浸染着贵族精神的立场出发，质疑美国粗陋的风俗、庸俗的商业精神、欲望的多变性以及有学识的统治精英阶层的匮乏，但他在信中也提到，这个“共和国早期依然很明显的贵族趋向被无可抗拒的民主趋势取代”，比如，地产的分割和长子继承制的废除导致家族精神迅速消亡。这让托克维尔不得不慨叹说：“不能不这样认为：波旁家族不应公然竭力强化那种正在法国消亡的贵族原则，而应全力把秩序和稳定之要务托付于民主制。”
但是，从托克维尔的通信来看，他对民主的态度很复杂——任何《论美国的民主》的读者可能都有这种印象。在给《论美国的民主》的英译者亨利·里夫的信中，托克维尔更为直率地说：“作为我国古老贵族的一分子，我对贵族制完全没有天生的仇视和嫉妒……家庭的记忆、个人的利益都不能使我对民主制产生天然和必然的好感。”据我看来，托克维尔对民主根本谈不上热爱，《论美国的民主》认为，推动社会走向民主的动力中有嫉妒之类的激情；总体来说，民主社会是一个平庸的社会，它不会产生贵族社会中那些光彩夺目的高贵事物。托克维尔之所以去研究民主，是因为在他看来，平等化和民主的趋势是他那个时代无法阻挡的潮流，是“天意”，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无奈的事实；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在这一不可阻挡的潮流中保留他所珍爱的价值，如个人自由和超越个人物质利益的政治原则。
在今天，民主可能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积极价值。可是在托克维尔及比他稍早的时代，民主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至少黑格尔不认为民主是个积极的东西，它在德国早已被普鲁士国家的政治形态所超越。如果我们能对民主、自由、平等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范畴作一点概念史探讨的话，那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本人所知，直到1788年，很多法国人仍然认为民主是个极其糟糕的东西。法国的亲王们在给国王的呈文中称，如果混淆三个等级的差异，“法国将势必堕落为专制主义或民主主义”。帕尔默也指出，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们在使用“民主”一词时，几乎全都没有积极的含义。直到雅各宾专政时，民主仍不是一个常用的政治概念。经典的例子是1794年2月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的演讲：“民主是人民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制度……民主是唯一能让国家的所有成员真正称呼国家为他们的国家的国家形态……法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真正的民主的人民，他们宣称所有人都享有平等和完全的公民权利。”帕尔默说，根据他的了解，在1800年之前，只有三位作者在演讲和文字中较为经常地表达出对民主的好感，他们是：托马斯·潘恩、罗伯斯庇尔和意大利伊莫拉的主教（后来的教皇庇护七世）。另外，按照德国学者Werner Conze的说法（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1, “Demokratie”, pp. 873-874），深受1848年革命影响的基佐已经把“民主”描述为一个“普遍的崇高术语（le mot souverain, universel）”，所有党派都在使用它。关于“民主”在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之间的演变和扩展，本人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也许托克维尔的著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
托克维尔曾说，他希望《论美国的民主》能让保守派对民主少些恐惧，让民主激进派少些狂热。他在信中提到，“对于那些怀有理想民主制这一光辉梦想的人们——他们以为这很容易实现——我试图表明，他们的构想具有错误的色彩，他们所宣扬的民主制政府，虽说能给它统治下的人们带来切实的好处，但它根本没有宣扬者们想象中的那些高贵之处；而且，这样的政府只有在特定的知识、私人道德、信仰条件下才能维持，而我们根本没有这些条件，因此只有努力争取这些条件，才能从中取得政治成果。
另一些人认为，民主一词就是动荡、无政府状态、抢劫、谋杀的同义词，对于他们，我试图证明，民主可以通过尊重财产、承认权利、善待自由、敬重信仰而达到对社会的统治；如果说民主政府在发展人类灵魂的某些美好才具方面不如其他的政府，它仍有一些美好和伟大的方面；也许，说到底，神的意思是把某种并不显赫的幸福分派到所有人头上，而不是让某些人享有特别大的幸福、让一小部分人接近于至善……社会在前进，每天都使人们朝平等状态更进一步；因此，现在只能在各种无法避免的不幸之间作抉择了；问题根本不是能否争取到贵族制或民主制，而是要知道，我们赢得的将是一个没有诗情和光辉、但有秩序和道德的民主社会，还是一个混乱堕落、被狂暴支配……的民主社会。”我认为这番话最清晰地表达了托克维尔研究民主制度的动机，以及它对民主的基本评价，他最关心的一点是，民主制度如何以“尊重财产、承认权利、善待自由、敬重信仰”的方式达到有效的统治。如果说托克维尔在美国、甚至在英国能看到民主革命与这些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起来的话，他在法国看到的则太令他伤心失望了。
三、民主在法国
有些学者建议，《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标题最好译为“民主在美国”。如果考虑到各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巨大差异，这个想法无疑是有道理的。托克维尔考察的主要是民主原则在美国的运用——这个说法可能更确切些。但托克维尔最为关心的当然还是法国的现实问题。他在给凯戈莱的信中说，《论美国的民主》与其说是为了完整地描述一个外国社会，不如说是找出它与法国的异同之处；“我在写下每一页文字时都在思考法国，可以说，法国无时无刻不在我的眼前。”
托克维尔不是个抽象的思辨者，由于时刻准备投身政治生活，他有自己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从抽象的层面来说，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必须逐步但坚定地将政治权力、将社会的物质、教育和精神福利扩展到所有阶级；他所建议的具体措施包括：为穷人提供免费教育，废除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改革监狱制度，有序地、逐步地扩大选举权，为穷人提供免费的医疗和司法服务，建立工人银行和互助协会，鼓励拥有独立产权的农场的发展以遏制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困苦，有限的福利计划（尽管他担心这可能会鼓励穷人游手好闲），以及地方政府的民主化。从托克维尔的这些通信来看，他似乎很少关心经济发展，但他的政治纲领表明，他的确意识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给法国社会带来诸多弊病和冲突，特别是贫困化造成的社会矛盾。他对现代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后果可能更为敏感。虽然托克维尔最重视的是个人自由，但他也承认，在民主革命的时代，一定程度的平等和社会公正是必须的，这就必须照顾到穷人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及社会权利（如享受教育和司法保障的权利）；他承认民主化是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但他希望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有序的、与公民教育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化相辅而行的。托克维尔设想的民主化道路无疑是一条非常理想的渐进道路，也许这样的道路能与他所说的“尊重财产、承认权利、善待自由、敬重信仰”等价值观兼容。不过他在法国看到的现实则让他深感失望。我们无法详述托克维尔整个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思想和行动，但1848年革命可能是最能体现他个人政治和社会观念的一幕历史剧。
首先让托克维尔感到气恼的是，他认为把持七月王朝政坛的政客们——梯也尔、基佐、莫莱——不是严肃的政治家，而是一群只知道在议会玩弄权谋的阴谋家。当然，他的分析没有停留在表面上。托克维尔曾对博蒙说，七月王朝最大的罪恶之一，是它培养人们对于政治的“不断增长的冷淡”的手法，这种冷淡的部分原因在于，“公众之中有一种日益深入人心的信念：政治生活无非是一场人人都在追逐胜利的游戏。除了把政治当作工具的个人野心，政治中没有任何严肃的东西；政治领袖们只是些演员，他们甚至连戏剧的成功都不关心，只在意他们个人角色的成功，为这样的人物、为这样的演出而投入感情简直是受愚弄。”
但是托克维尔还提出了政治冷淡症的第三个原因。由于中产阶级伦理鼓励人们脱离公共事务，仅仅为物质福利操心，公民于是完全专注于自己的私人经济事务，并为了物质上的稳定而牺牲热情和政治原则。托克维尔在给凯戈莱的信中写道，政治自由能推进繁荣，从而推动对物质成就的不可遏止的追求；但是，正是这种对于物质成功的狂热可能损害政治参与的愿望，由此带来的冷淡可能会摧毁政治自由。总之，托克维尔认为，政治问题已经成为财政问题的附属品，变成了一个孕育无所不在的卑微琐屑风气的生意场。这里还涉及七月王朝的权力结构问题。托克维尔认为，七月王朝的政治权力仅限于资产阶级中最富有的那部分人（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由于政治生活仅为一个阶级支配，因而不存在实质性的政治冲突；另外，大多数政治人物看来也默许国家为中产阶级牟利。“已经实行了十七年的行政体制严重败坏了中产阶级，因为它总是唤起这个阶层成员的个人贪欲，以致对于国家的其余阶层来说，这个阶层正在逐步改变，变得有点像个腐败而庸俗的贵族阶层……”
在托克维尔眼里，政治是非常严肃的事业，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一再哀叹法国人对政治的冷漠以及政治原则的丧失，他认为健全的政治生活、特别是精英阶层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至关重要。通信集的英译者曾说，托克维尔认为1848年革命的直接责任者是领导这个国家的狭隘的富豪集团，他认为后者以其贪婪和享乐的恶劣榜样败坏了法国；他们既不去教育下层阶级，也不愿改善他们的命运；他们只知道利用手中的权力扩张自己的一己私利，加剧了贫困，从而酿成了阶级冲突。
但这些都不意味着托克维尔同情、或者理解1848年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他的言论中并不责怪法国人民。他认为6月起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错误的权利观念。他本人作为议员也参加了6月的战斗，不过不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是以“财产、家庭、宗教”为口号支持“6月的屠夫”卡芬雅克将军。而下层阶级的权利观念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者重组经济体制、财富平均化的思想是虚妄的、危险的，在法国这样一个仍是稀缺型的国家，这样的思想只能加深工人阶级的苦难。托克维尔期望像英国那样的阶级合作，在尊重现存财产权利的前提下逐步改善下层人民的困境。然而，法国的精英阶层只知道在交易所中投机：“中产阶级到最后完全与产生它的人民分离了，它让人民任由别人去指引，而所有这些人都以帮助被抛弃的人民为借口，把那些错误的思想装进人民的头脑中。”换言之，托克维尔深感痛心的是，法国的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的利己主义使它丧失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并让法国走上了阶级战争的道路，而战争换来的结果他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新的专制体制的确立——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很多学者都提到托克维尔对英国式阶级合作的赞赏。托克维尔确实在信中说过，英国的阶级合作与法国的“阶级仇恨和猜忌”形成对比，而“这些阶级仇恨和猜忌在引发我们所有的苦难之后，现在又成为我们受奴役的原因”。这种英法之间“政治文化”的对比还涉及其他方面。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访问英国时注意到英法两国激进主义者有四个方面的差异：英国的激进主义者尊重法律，尊重财产权，相信宗教是必要的，而且他们更为富有、受的教育也更好。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作一点更为详细的说明，虽然我这里举的例子可能并不很合适。
E.P.汤普森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18世纪英国群众的道义经济学》（Past and Present, 1971）。他在文中谈论到18世纪的食物骚乱——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汤普森说，英国群众的食物骚乱的核心目标不是简单地抢劫吃大户，而是要抵制中间商哄抬粮价，维持“公平”的价格。官方也设有专门的面包法庭监督食品价格。甚至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士也认为这样的措施是必要的。虽然食物骚乱时有发生，但骚乱群众占领农场和面包店后，自行按通常价格出售粮食，并将所得钱款留给农场和面包店老板。当时的治安法官也认为群众的行动非常规矩体面。如果托克维尔有幸看到汤普森的论文，他一定会感叹英国人处理社会矛盾的手法：即使英国下层人民也尊重法律和财产权；但他同时也肯定为法国人处理这类问题的手段感到痛心：法国人在追求“道义经济”的时候采取了太多的暴力，或者伴随着“错误的权利观念”——如“财产就是盗窃”。也许法国大革命期间以断头台对付投机商的做法为法国社会树立了一个不幸的榜样。
当然，缓和社会矛盾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达到，那就是依靠强制性的国家的干预。但这一点恰恰是托克维尔不愿意看到的。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点比较来进一步分析托克维尔的政治观念，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最能体现托克维尔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的本质。
19世纪德国“改革主义保守派”思想家Lorenz 《1789-1850年的法国社会运动史》的作者）同样对七月王朝和1848年革命阐述过自己的看法。他也认为，这个王朝是以腐败为手段去控制工业社会的统治阶级，即资本家们。不过，在他看来，为了防止1848年法国那样可怕的社会革命，普鲁士君主国应成为厉行社会改革的君主国家，为此国家必须竭尽全力掌握最大的社会权力。普鲁士国家的发展要素不应在地方议会中去寻找——如法国和英国那样，而应该克服君主和人民之间的对立。
表面看，施坦因和托克维尔一样主张社会改革以避免社会革命。但是，二者在实施改革的方式上存在严重分歧。施坦因倡导的是以强权国家来调节社会矛盾，而反对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过分扩张是托克维尔终生的信念。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已经指出，美国的乡镇自治（township）是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根基。他在信中提到，在美国，“即使人们急切地去寻找政府，但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而当他想到法国内政部有1200名雇员时，不禁为之战栗。虽然托克维尔也认识到，在民主社会，由于社会力量相对分散，因而中央权威更显得必须，但他也表达出这样的理想：“我希望，政府自身能够造就这样一种民风和习俗：人们在很多情况下无需政府的插手”。“我希望，政府的一般性原则应是自由的，而且应尽最大可能给与个人以行为空间和个人自由。”换言之，托克维尔希望法国能有一个相对独立和活跃的“社会”，而不希望出现一个事无巨细都要插手的中央政府。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的读者大概都记得，该书附录中有一篇关于旧制度时代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的文章。托克维尔的用意很明显：地方自治是有效的，它比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中央集权制更为优越。如果从历史论证的角度看，托克维尔的例子不足以支持他的见解。因为旧制度时代法国有好几个省三级会议，但并不是所有省三级会议都像朗格多克那样运作良好。另一个大省布列塔尼的三级会议就很糟糕——完全被一批守旧的小贵族把持。托克维尔表达的是一种政治运作的模式：他希望类似于省三级会议这样的自治机构在民主化过后能构成对抗和平衡中央集权国家的平台，这样既能让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又能克服中央集权带来的不良后果。他最害怕的局面是孤立的个人直接去面对强大的国家。正是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堪称孟德斯鸠的继承者，而且两人确实有不少相同之处：同样是贵族出身，同样有过在法律界任职的经历。托克维尔所希望的地方自治，也能在孟德斯鸠设计的“中间团体”中找到影子。
在法国政治思想史上，对中央集权的批判至少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时代：费内隆主教、圣西蒙公爵、布兰维里埃伯爵，以及后来的孟德斯鸠，所有这些人都不满意路易十四的政治模式，都在设想如何能抑制官僚制中央集权国家的扩张。他们的政治批判还直接引发了对封建主义等历史问题的研究。然而不幸的是，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路易十四的政治模式在拿破仑那里终于达到了顶峰：在法国，“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旧制度与大革命》100-107页）。
当时另一位出色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家马克思同样指出了拿破仑式“行政权力”的集权性质：“它消灭了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虽然马克思主要分析的是法国的小农，但如果把马克思的评论扩展到其他阶层那里，托克维尔大概是不会有异议的，那就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被统治者只能盼望上面赐予雨水和阳光。（“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1972，693-697页）。我们可以想象，对以“自由和人类的尊严”为毕生追求的托克维尔来说，这种处境该是何等悲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身处民主革命时代的托克维尔经常流露出的对贵族社会的怀旧之情只能说是一种无奈吧。
如果我们要总结一下托克维尔对法国民主革命进程的总体判断，那无疑是个非常悲观的、痛苦的判断。1848年6月的战斗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在1789年、1815年、1830年，人们都可以认为，法国社会受到暴力病症的侵害，但病症过后，健康的社会肌体会变得更有活力、更加持久。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种慢性病；它的起因更为深刻；它的发作虽然是间歇性的，但存在的时间要比人们想象的长久；这不是某个政府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持久的问题，我们注定要长期摇摆在专制主义和自由之间，无论哪一方我们都不能长久维系之。另外，我一看到人们的精神状态就感到恐惧。这种状态远没有表明一场革命正在结束。”民主革命总是伴随着暴力和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侵犯，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的解决最终都依靠内战——如果托克维尔有幸活到1871年，他该对那场内战作何评价呢？
不过，托克维尔可能也有偏颇之处。他说过，在民主社会，结社是保障自由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他似乎还没有认识到新生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所具有的潜力，这场源自底层的运动同样能推进社会改革和政治参与。这或许正是他思想中的贵族色彩和精英主义的一个表现。
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法国的右派对这场革命再次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并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密特朗社会党政权，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也是雅各宾主义的继承者。但是，尽管论战的气氛让人想起了昔日的内战，但毕竟密特朗政权没有把他们的对手送上断头台，或者像拿破仑三世那样，把他们流放到圭亚那；而争论各方的交锋无疑也让普通法国公民磨砺了自己的鉴别力。启蒙思想家曾倡导的理性、宽容和人道理想，至少得到了部分的兑现，对此托克维尔或许也会感到些许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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