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丧尸战争中的厕所问题,我们先得谈到这么两个概念:
1.致死率和幸存人口
2.城市密度和城市卫生系统的运转及变化
1.致死率和幸存人口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丧尸危机一旦爆发,会有多少人被变异转化为丧尸?
没有被转化的幸存者们的排泄问题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这方面,我们可以拿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鼠疫——来做参考比对。
历史上的鼠疫三次大流行,情况如下(数据来源:WIKI):
首次大流行(查士丁尼大瘟疫)发生于6世纪,起源于埃及的西奈半岛,波及到欧洲所有国家,死亡近2500万人。
它使当时整个地中海贸易衰退。更造成许多昔日王国的势力因此消失,并改写整个欧洲的历史。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在欧洲的蔓延情况(图片来源:WIKI)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在全球的蔓延情况(图片来源:WIKI)第二次大流行(欧洲黑死病)发生于14世纪,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估计欧洲有约2500万人死亡,约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估计欧、亚、非洲共约5500万—7500万人在这场疫病中死亡。
这次大流行严重打击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削弱封建与教会势力,间接促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第三次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855年,中国云南首先发生了大型鼠疫。1894年,在广东爆发,并传至香港,经过航海交通,最终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估计在中国和印度便导致约1200万人死亡。
此次全球大流行一直持续至1959年才正式结束。
关于第二次大流行,欧洲俗称“黑死病”。我查阅了一些书籍,关于“黑死病”究竟是不是“鼠疫”,说法并不一致。此处不做展开。
对于疫情的记录,多来自欧洲。中国传统史书对于疫情往往一笔带过。我很想了解中国历史的相关情况推测,搜到以下这些资料。
网易历史:长达三个世纪的鼠疫彻底改变中国文明进程
本文摘自:《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
作者:曹树基 李玉尚
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819/16/5H3FPUJN00011247.html
文中提到:
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对于中国鼠疫死亡人口的判断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欧洲的鼠疫是在和平状态下发生的,从大的方面说,这一时期的死亡人口即是疫死人口。中国的情况不同,12~14世纪是一个血与火交织的世纪,宋金之间、金元之间、宋元之间进行的战争贯穿始终,战争中的人口死亡与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相互混淆,难以作清晰的辨别。
粗略估计,在从金泰和七年(1207年)至蒙元至元七年(1270年)或稍后的大约七八十年间,北方河南等七区人口损失2500万,南方四川、江 西赣州、福建损失人口约1070万,假如广东人口损失为100万,合计上述各区人口死亡约3670万。 按照我们在本书提出的战争中鼠疫人口死亡模式,其中应有70%左右的人口死于鼠疫,即疫死人口多达2570万,占金泰定七年全国14500万人口的17.7%。这一数据表明,金元之际的鼠疫流行对于人口的影响巨大,全国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是疫。
从整体上看,除了华北地区外,元代的鼠疫呈散发性,这是因为和平时期鼠疫对于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全国人口为7500万,至顺元年(1330年)为8500万,至正元年(1341年)为9000万,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为7160万。元代两个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1‰和5.2‰,仍保持正常的增长速度。和平年代散发性的鼠疫流行对于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
按照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人口大约6380万,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大约为2600万。如上所述,在1333年前后,北方中国陷入鼠疫流行危机当中,14世纪50年代,疫情趋于严重。然而,由于至今未获战争中的疫情记载,所以,我们目前还无法推测元代的疫死人口。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到:
鼠疫在最严重的第二次大流行阶段,造成的死亡比例最高。
欧洲死亡率达到1/3,中国元明朝代大致可以推断为1/5左右。
在这两个数据上,我们需要给予四个方面的修正。
首先,科学研究表明:疾病的蔓延速度与同时期人类的日常移动速度相一致。鼠疫在14世纪的爆发和蔓延速度是比较慢的。主要依靠商队和船队的移动传播。现代社会,借助航空运输,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可以在几天之内就足以完成。
其次,内部和外部攻击特性不一。鼠疫的攻击性分为外部攻击和内部攻击。外部攻击,也就是传播渠道,主要来源于跳蚤的传播。内部攻击,则是指病毒本身对人体的攻击。
丧尸的攻击性在外部攻击上,显然还需要加上异变后的丧尸的暴力攻击。这个程度较之鼠疫更为严重。
(动物丧尸化后更为可怕的论据也来自于此)
第三,人口密度不同带来的传播效率的不同。无论是14世纪的欧洲还是亚洲,人口居住密度都不可和现代都市同日而语。
第四,现代医疗卫生条件的不同。由于历代丧尸纪录片如《丧尸世界大战》、《行尸走肉》中,人类研发疫苗的速度总是在大爆发期过去之后。同时结合世界各国人民应对各类疫情危机时的感人智商,以及我们对各国政府在重大灾害面前的官僚化反应的悲观情绪。所以,虽然现代医疗卫生条件已经较之14世纪已经大为提升,但是我们觉得现代社会中的家庭,绝大多数并不具备足够的医疗自保知识。当丧尸危机的第一波爆发足够猛烈,快速摧毁医疗体系的存在后,人类在早期最关键的几个月很可能不得不各自为战。
结合以上四点修正,我们预计将丧尸爆发对于人类总的致死异变率提升到1/2,是比较客观的。
这其中,其实还需要考虑,其他疾病的危害同步放大。如:正常切菜切伤手指,导致破伤风,因为丧尸爆发,无法外出去医院打疫苗,导致死亡。此处就不一一展开。
当人类的总致死异变率达到1/2时,显然城市的初期死亡率会更高。我们做个简单假设,达到3/5应该是相对保守的。
因为疫情多半都是拓扑传播结构,借由人类的移动,从已发病区域,向未发病区域传播。我们可以想象到:大量城市居民会选择逃离,去往农村和偏远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自以为逃离危险的时候,也向那些原本安全的区域带去了死亡。
从统计概率学上分析:出现大规模灾害时,整个城市的居民逃亡率往往接近1/3。
新闻来源:北京青年报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春运返乡潮,由于乡土观念,越是特大型城市,返乡寻找安全感的人会更多,比例会更高。
到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重新梳理一下城市中幸存者的比例。一座标定为100数值的城市,逃亡者达到1/3时,幸存者存留为2/3,数值为66。这2/3的幸存者中,变异率按照3/5计算。则数值为:丧尸数量为39.6。幸存者为26.4。
对于逃亡者,也会有对应的变异率计算,但是这不在本文所述的城市居民对厕所的需求内,不做赘述
也就是:原本为100的城市,现在,幸存者为26.4。
幸存率为26.4%,几乎为该城市原本居民总数的1/4。
2.城市密度和城市卫生系统的运转及变化
对于一座城市的运转,意味着整个城市在正常情况下,足以提供现有居民的衣食住行的所有生活资料。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推算出幸存者为1/4时,是在丧尸疫情第一波大规模爆发之后。
接下来,城市里的这些幸存者还会受到丧尸的大量袭击,并且在两周至一个月内,由于饮食取水的困难。所以死亡率或变异率会继续提升。
农村和偏远地区也是同样演进过程,只是更为漫长,而且,如果我们引入戴同学的“动物丧尸化”理论,农村幸存率会更低。
由于在这点上,我们激烈的争论尚未结束,此处,我暂时搁置“动物丧尸化”的大规模修正推演,采取按照同等或更低于城市死亡率与变异率来考量。
以后有时间会另行阐述: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动物丧尸化危机。
根据幸存者比例,他们以26.4的数目,拥有原本整个城市停摆时所具有的100的资源。困难主要在于:如何能成功地重新使用。
我们以北京(百度百科资料来源)为例:
数据来源:百度百科资料截至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按照北京市的行政区划情况,为1.64万平方公里。
则,正常情况下,北京的总面积人口密度:一千三百多人/每平方公里左右。因为北京市的居住密度并不统一,在此,我们为了最大化难度,做一些硬性修正。假设北京常住人口全部生活在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顺义区、通州区。
这些区域的总面积为2291万平方公里。则,北京的主城区面积人口密度:九千四百多人/每平方公里左右。
按照26.4%的幸存率,在丧尸爆发后,北京的主城区面积人口密度:二千五百多人/每平方公里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正常情况下的长沙(百度百科资料来源):
长沙常住总人口743.18万。 总面积1.1819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2185平方公里;
正常情况下:长沙常住总人口按照全部分摊到总面积情况下,总面积人口密度:六百多人/每平方公里左右。
长沙常住总人口按照全部分摊到城区面积情况下,主城区面积人口密度:三千四百多人/每平方公里左右。
这意味着丧尸爆发情况下,我们可以粗略地推演出:北京爆发丧尸后的主城区面积人口密度,还将低于正常情况下长沙主城区面积人口密度,仅有后者的2/3。
请注意:在这个推演中,我们将北京常住人口全部设定在主城区,本身就已经极大地增高了推演难度比例。实际情况,只会比这个数据更低。
接下来,我们讨论城市卫生系统的问题。
当然,城市排污系统会停摆一段时间。但丧尸战争中,城市居民会转向高层居住,这是必然。
对于马桶堵塞的问题,相信大部分人在一周至两周之后,都不会在这种严重的社会大动乱的局面下还不采取自救措施。
根据对汶川地震前后的震区中心灾民的自救反应,我估计最慢反应周期也就是三天左右。
整个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社会各级组织的管控的缺失,都足以驱使大部分人在政府保障无法到位的情况下,自行采取他们认为合理的措施。表现在厕所这个问题上,最简单的应对可能是:砸掉马桶,露出直接通下水的洞口。这样就不需要冲水,而是可以靠重力完成排污下落。
在各类购房知识中,我们都可以知道城市高层住房的空气污染有个扬尘层。在9楼至12楼左右,在此高度之下的空气流动对此高度之上的住户影响并不大。所以,坦白地说:即便城市污水从一楼地面溢出,也不会对高层影响严重。
用莫斯科对战役中的苏军战士的指令来比喻,就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放弃一楼表面阵地,但大便淹没的只会是敌人!”
我们预计在排污系统出现最严峻局面的时刻,各楼栋会自发组织起“掏粪疏通敢死队”。或者在临时小组的决议下,进行战略转进,想办法撤离至其他楼栋或小区。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伤亡,但是牺牲的战友也做出了贡献,他们又减少了排污量。
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绩万古长存。 ——苏联无名战士纪念碑
在短时间的慌乱过去后,人们会想起在阳台种植,在天台种植,在一切我们可以管理的水泥楼顶种植。到那个时候,一楼那些原本被人们觉得弃之无用的污物和楼底的泥土,将重返历史上重要的地位。
幸存者们将组建“掏粪挖土突击队”,想办法在楼顶如瓦特尼一样种庄稼。综上所述:排污问题对于丧尸战争中的城市幸存者来说,就是一个小问题。较之这个问题,更大更严重的问题多的是。
比如:在出现社会灾难,剧烈动荡的历史阶段。
欧美男婴出生率会下降——
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
也就是说:在中国,幸存下来的人类中,男性会越来越多。在欧美,幸存下来的人类中,女性会越来越多。
怎么办?!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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