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辅导”了一个人，他要参加伦敦的入学考试。
他在做生意，唯一方便的学习时间是早饭前。
我正好住在汉普斯特德路附近，我的学生住在骑士桥。
我们约好每天早晨6:30见面，如果走得轻快一些，路上需要大约一小时。
那时，我没有看到这样的安排有什么严重性，我也高兴挣到适当的钱使自己能写一整天东西，而不用担心挨饿。
不过，还是有了一个不便之处，我没有表，唯一知道时间的办法是听附近教堂的钟声。
通常，我都在该醒的时候醒来，每当钟敲响五点，我便一跃而起，但是在早晨天暗的时候，我偶尔也没能遵守准时的习惯。
我会认真听钟敲响几声，不知是自己醒得太早呢，还是睡过了头。
这种对于不能准时的害怕，总让我发狂，使我不可能躺在那儿等待。
不止一次我穿上衣服走到街上，尽可能弄明时间。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我竟然在两三点钟走到了外面。
在到达骑士桥的那座房子时，我有时得知那位叫什么的先生由于太疲倦起不了床，这我倒没多少担忧的，因为并不意味着要扣除酬金。
我来回得走两个小时，这样更好，然后我有了食欲，便坐下来吃早饭。
我吃喝的东西有面包、黄油和咖啡，那样的咖啡，我吃的像个普通工人。
我的精神极好，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一天的工作，而早晨的头脑通过轻快活泼的锻炼以及不无益处的挨饿后，变得清醒，充满活力，从而会使工作获得最佳的效果。
吃过早饭后，我在书桌旁坐下来，我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期间用不多的时间吃点东西。
我干着自己的工作，在整个伦敦也只有少数人这样干了，我怀着乐趣、热情和希望。
是的，那些是美好的日子，它们没有持续多久。
而在其后的日子都有各种各样的焦虑、痛苦和忍耐。
我总是感激骑士桥那位叫什么的先生，是他给了我一年的健康和差不多一年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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