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间地垄话秧歌

田间地垄话秧歌

文/张守权

        一挂鞭炮，一锅饺子，一台晚会，一桌麻将。旧历戊戌年就这样在人们按部就班的对新老年俗机械的重复中缓缓揭开了。这个新年，我们不缺少色香腻人的大鱼大肉，不缺少高挂门庭的红灯彩灯，不缺少印制的春联机制的挂钱，更不缺少先祖灵前袅袅的香火、飘飞的纸钱。所有与年字有关的优良传统抑或陋习都悄无声息的被这个习惯于保守而懒于革新的民族义无反顾的传承。

        近两年，忽然感觉有一种在春节期间不可或缺的年俗于新年前后悄然销声匿迹，消失得不再有人怀念，它就是秧歌。秧歌是农耕民族的一种集体的庆丰收贺新岁的文艺形式，我们汉民族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都是以家庭抑或家族为单位而庆贺的。很少有像蒙古族那达慕、藏族雪顿节、西南少数民族的长街宴、穆斯林的古尔邦节等俱为集体庆贺的节日，个人总感觉通过民族集体庆贺的节日不仅场面热烈，更能增加民族成员的感情及民族凝聚力，还能以更大的维度彰显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作为汉民族的秧歌勉强可以算作是庆贺新年的一项集体活动吧。

2015年夏摄于宋家村

        从文革以来的几十年间，秧歌在广大农村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再到由衰复盛的过程。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正值文革结束前后。彼时，秧歌这种大众文艺形式备受各级政府重视，由于举国上下都忙于“抓革命促生产”，因此秧歌在平常日子是见不到的。每逢旧历新年来临之际，在公社的号召下，各单位、农村各大队小队纷纷组织规模宏大的秧歌队。那时候的秧歌基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规模大。一个秧歌队少则几十人，多则过百，排着长长的队伍招摇过市，煞是壮观。秧歌队极多，初一前后的几天里，公社大院往往会同时涌进十几支秧歌队，各队之间为了凸显自己吸引观众，可谓丢开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有时候甚至以自己的队伍故意冲击另一支秧歌队的队伍，意在将其队形搞乱。对方一旦生气便是认输，只能尽力将队形维持，并通过更为努力的表演以赢得观众。

        第二，服装齐整。在经济水平低下、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农村年年都能组织起服装齐整的秧歌队足见人们对精神生活追求程度之高。

        第三，角色齐全。每支秧歌队除了穿红斗篷的“沙公子”（秧歌队领头的）及众多男女队员外，还不乏孙悟空等西游记人物，尤其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手举扑克牌不停摆弄的被丑化了的江青等形象也出现在秧歌队中。自从1977年新年以来的好多年，孙悟空、白骨精或江青（郭沫若曾写词讽刺江青为“精生白骨”）成了秧歌队中必不可少的角色，而且孙悟空总会追着白骨精或江青不放。个别秧歌队还有老汉背妻、大头娃娃、手拿大烟袋耳朵拴红辣椒的老太太、骑毛驴的、跑旱船等角色，引人注目的高跷队也会时有出现。

2015年夏摄于宋家村

        第四，队里基本都会在一曲终了时表演歌曲等节目。其过程是秧歌队围成一圈，年纪较大的“沙公子”站在场中手执秧歌扇，在锣鼓的伴奏下念念有词，一般多为“一把小扇八根柴，秧歌要唱得往下排，排到谁来谁就唱，大腊花（秧歌中扮旦的女角）引出大丑子来。”之后，由“沙公子”点名，被点名者便来到场中在锣鼓喇叭伴奏下引吭高歌，演唱的内容多为革命歌曲抑或革命京剧，有时也清唱。小时候我就见过一位女子以清脆的嗓音高唱了一曲当时流行的歌曲《绣金匾》，歌曲内容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极为贴近。有扭也有唱，这才使“秧歌”二字名副其实。   

        第五，秧歌队拜年扭的时间长，队员十分敬业。我曾见过一队由几十青壮年组成的花楞棒队，服装道具整齐，动作幅度极大，在拥挤的观众簇拥下，一路舞在长长街上，极为引人注目。

        第六，观众人数极多。改革开放以前，国民文化生活极为单一，人们往往用“只有八大样板戏”来形容彼时单调的文化生活。在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严禁赌博的时代，新春时节集中在公社大院一带的秧歌便成为人们期待已久的热闹。大年三十以后的十几天里，每当热烈的唢呐锣鼓声响起，人们便争先恐后的齐涌到公社大院，很快便把秧歌队围了个水泄不通。小时候我便在某个积雪开始融化的正月被拥挤的人群挤倒在肮脏不堪的泥水坑里。

        改革开放以降，政府不大重视秧歌这种民间文艺形式，然而，依然有一些对此轻车熟路的人出于对秧歌的喜爱，往往会在春节之前组织秧歌队在大年到来之际到公社（或镇政府）大院拜年。大年初一第一拨来拜年的秧歌队往往会享受很高的礼遇，在秧歌队欢舞的时候，公社（或镇政府）会燃放一挂鞭炮以示欢迎，同时，最先拜年的得到的赏钱也是最多的。八十年代中期的某年初一，我亲眼看到政府的负责人亲手将二十元赏钱交给“沙公子”手中，二十元在彼时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的半月工资。接到钱后的“沙公子”高举两张“大团结”，对着秧歌队底气十足的高呼：“赏钱二十！”秧歌队齐声兴奋的高喊：“谢赏！”之后，便掉头向大门外的方向扭去。其后赶来拜年的秧歌队的运气就不那么好了，最初还能给上十元赏钱，在此之后，公社（或镇政府）的负责人便懒于接待了。

        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村一些有点影响力的人习惯在腊月里组织秧歌队，他们凭借关系到各单位借锣鼓借服装，联系吹鼓手，之后再招兵买马组织队伍。较之改革开放之前，此时秧歌队的规模极小，一般不过十几人，我所见的最小一支秧歌队居然仅有五六人，加上领头的及吹鼓手也不过十人，这支微型队伍一时成为当时的笑谈。此类秧歌队除了到政府拜年外，还光顾卖店饭店等买卖人家、包工头、政府官员等秧歌队组织者熟悉的有钱有势的门户，凭借关系讨脸赚个赏钱。而秧歌队的成员在扭秧歌时也极不卖力，在慵懒的唢呐锣鼓声中，他们迈着掉腰子的步伐仿佛梦游般做着机械的动作。一旦得到赏钱，马上高呼“谢赏”后便掉头走人。这种拜年方式一度被人视为“大过年挨家要饭”，与送财神要钱相提并论。提及秧歌拜年，人们无不嗤之以鼻，在正月里，一旦听到锣鼓唢呐声响，很多商家及有钱户马上大门紧闭，不给秧歌队以任何施展的空间，有时候，一些毫不顾及颜面的秧歌队组织者干脆率队伍翻墙而入强行拜年，让锁门人家防不胜防。规模小、不讲究队形的变化、没有其他角色，毫无艺术性可言，男女队员只是穿上秧歌服这套彩色行头挨家挨户要钱。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秧歌这种传统的民间文艺便是被某些所谓有头有脸人在欲赚点钱的动机下糟蹋得面目全非。

2015年夏摄于宋家村

        近年来，温饱问题得以解决的人们愈加重视自身健康及养生，而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是把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放到了一个重要位置。于是，在农闲时节，无论是宽阔的市场还是狭窄的街巷，自发的抑或相关部门组织的秧歌队又遍地开花。同以前的政治性为主及经济性为主的秧歌不同，而今，新时代的秧歌队具备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第一，参加者均为自愿，目的很简单，只为健身，怡悦身心。

        第二，参加者平均年龄偏大，与广场舞的构成类似，以四十五岁以上的中老年大妈居多。

        第三，各级政府、村委会给予农村秧歌队以很大支持。不仅提供服装、道具以及锣鼓、音响等设备，还经常组织各队伍比赛或交流。

        第四，各秧歌队规模大小不一，但角色不齐全，队形变化单一，艺术性较差，乏善可陈。

        第五，农村文化大院及小卖店为秧歌的活动中心。农村小卖店让秧歌栖息于自己的门前，只为图个人气，以期买卖红火。

        第六，秧歌不再被视为老百姓的一种消闲解闷的“热闹”，在休闲娱乐多元化的今天，秧歌不再拥有人山人海的观众。

        第七，秧歌活动多集中于夏季，正月里基本销声匿迹，即使有也是有关文化部门倡导的活动用以应付检查而已。就这一点看来，其早已与秧歌所具备的传统文化内涵脱轨。这也是时代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衣食无忧的今天，不会有谁再会厚着脸皮于大正月里通过沿街扭动自己的肢体而赚几个不甚体面的钱了。

      不再为了高快硬响的政治宣传，不再为增加收入的不体面的乞讨，今天秧歌被人们扭起来完全为了强身健体，怡情养性，这便是一种回归。产生于民间的文艺形式，只有深植于产生它的这片沃土，才能更好地生根发芽，绽放出更为艳丽的文艺之花......

20180224-25

2017年2月摄于东岗村文化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