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法语歌曲《尤利西斯的幸福》这样写道：“哎，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我冒着炊烟的小村庄，什么季节才能再见到我家门前的小花园？它对我来说比一个帝国还辽阔。比起张扬的罗马宫殿，我更喜欢祖先打造的茅屋……”这首歌所表现的画面一直在我的心中荡漾，听着听着，我的思绪就飘到了那生我养我的故乡，那还提时代的游戏，那陪我们一起长大的小伙伴，那邻里间互帮互助其乐融融的场景，都随着历史的车轮进入那不可穿越的时空隧道中。如果用“帝舜之乡”，“关公故里”和“太行山”这三个词来道出我家乡的位置，那是再贴切不过了。位于山西运城的处在晋豫边界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就是我的家乡，一条蜿蜒而又狭窄的小河流经我的家乡，我的家乡长涧便由此得名。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深处大山的小村子也抵挡不住时势的变迁。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户籍政策的松动，市场经济以它巨大的魔力将我的家乡卷入时代洪流之中，在这场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较量中，传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乡村渐渐颓废了，村民选举的热情一步步减退，农村人口的只减不增，农业发展的裹足不前，婚姻观念的物质化和现代化，光棍的日渐增多，闲话中心的消失，文化生活的贫乏，麻将和扑克的占据娱乐的绝对主导地位等。但是最令我难受的则是，莫过于无能为力。或许10年后，当守望农村的最后这批老人相继离世，我的家乡将会永远消失在地球的地平线上，长涧村这个在民国时期才所形成的村，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视线。我知道它的消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的消失是国家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因此，我想记录下我所看到的它的变化，这是我与它之间的一个约定。
我们村的户籍人口有400多人，然而常住人口仅有100多人，其余人都常年居住在外。为了便于管理，这个村又分成了“万家坡”，“桐花沟”，“后凹”和“南沟”等几个居民组。什么能够呈现出家乡的变迁呢？什么最能代表家乡的特点呢？我想应该是村民在不同的时所居住的不同的房子，这些房子以静态的形式反映了乡土的变迁，而自然风貌又构成了我们村的独特风味，因此关于家乡的变迁及其自然风貌详见下图。
我们村最古老的房子
窑洞-六七十年代人的记忆
土坯房-八九十年代村民的主要居住场所
砖瓦房-现代人的居住场所
山岗上眺望家乡-零星几户人家点缀其中
从河的另一侧俯瞰家乡-群山环绕
悬崖上的麦地
乡间公路
自身的走出去经历
和大多数在外拼搏的人一样，我和故乡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故乡呆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12岁之前，我在村里读完了小学，大家在电视上或书上所看的混合班（多个年级混在一起上课），我就是其中的经历者，这段日子虽然生活上比较艰苦，但是由于烦恼较少，所以快乐也比较纯粹，同样这也是我完整地体验乡村生活的一段时光。上初中时，每隔两个星期回来一次；高中时，每隔一个月回来一次；大学时，只有寒暑假会回来；读研时，回家的日子就剩下寒假了；开始工作后，仅过年那几天才会回去，有时甚至过年都回不去。每次回去，故乡的味道依旧扑面而来，故乡的变化并没有像有的人所说的“他家的村口都不记得了”，它的变化是缓慢的，可就是在这悄无声息之中，乡村衰落了，颓废了。
村里的变迁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这是一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在这三十几年中，有的东西衰落了，有的东西消亡了，有的东西兴盛了，不能说我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我却是这些事件的经历者，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村民的生活条件，还是社会风俗和生态环境，我都能感受到它的呼吸，它的申诉，它的愤怒，它的欢快。
经济上农业发展的停滞不前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地可谓是农民的根，地不仅仅是老百姓维持生存的基本手段，更是老百姓的重要收入来源。可是种种不利因素都阻碍着农民发财致富。地里的收成不再像过去那样要缴纳很大的一部分给地主，也不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有那种混公分的心理。但是由于地处丘陵地带，地被小河和大大小小的沟分隔成一块一块的，很难进行机械化操作。如果河南中原的地给人一种一马平川的感觉，那么我们村的地给人的感觉则是支离破碎.每次去地里仿佛要进行长征一样，跨深深的沟，上高高的山岗，带上干粮，背着锄头，羊锹和铁铲等，开始他们一天的劳作，忙忙碌碌一天，直到夕阳西下，月上柳梢，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家中。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把自己的汗水和泪水洒在了那片沃土上，但是他们的辛勤付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除了农产品本身的价格有点偏低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对市场变化的不灵敏性，他们对市场上需要的东西盲目跟风，他们很难将市场上关于产品的供求关系的规律运用到他们对农产品的选择上。记得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苹果树，但是没有几年，所有的苹果树都被砍掉，我能够理解他们摘掉苹果时的那种无奈的心情，砍下去的是他们对苹果的失望，是对发财致富梦想破碎的一种心酸。之后，无论是种烟，养蚕，还是种玉米，种花椒，无一例外，都是以失败收场，没有一个人是通过农业走上小康致富的道路。时至今日，随着年轻一代的离去，即便村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掌握市场行情，通过农村淘宝销售产品，但是老一辈人再也没有那样的雄心壮志，再也没有那样的力气去种植农作物了。而国家所推行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并没有对农业的发展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农业税的取消，小麦植补的推行，并不能赶上农业化肥和农用物资价格上涨的速度，在这场农业与工业的赛跑中，农业终究是输给了工业。到头来，农民并不觉得收入上有明显的提高，甚至有可能还要倒贴很多钱进去，他们经常会因为价格上涨的问题而发牢骚。
在这三十年中，真正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富裕的是大批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谋生，但是我们村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大部分人并没有远赴沿海地区，而是待在所属的县城。而且，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职业是厨师。历经十几年的摸爬滚打，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开了饭店，其中不乏一些大型酒店。他们在县城所扎的根惠及了他们的家庭，从而使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亮堂。当然我们村也出来了几位大官，他们也在为长涧村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比如我们村的一所小学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兴建的。
尚存的绿水青山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村周围没有工业。如果说，其他村及其附近因兴建化肥厂，养殖场而严重污染了农村的生态环境的话，但是我们村却逃出了此劫。没有乡村加工业，绿水青山还矗立在我们那里没有地表水污染，甘甜的泉水还可以像儿时一样直接饮用；没有浓浓的硫酸味，癌症的发病率在我们村几乎是零。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及一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悖论，我们有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前车之鉴，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难道这就如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一切事物都经历所谓的“正–反-合”的过程，也就是说恶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不经历恶，事物就不能向更高层次迈进。就拿非洲和欧洲的自然环境来说，如果说非洲的蓝天白云是原始的，没有被工业污染的蓝天白云，那么欧洲尤其是北欧的则是由工业污染而通过人工治理所形成的更高一级的蓝天白云，同样都是蓝天白云，但是它们所处的状态却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中国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环境污染问题，雾霾问题，是中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阶段。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在这片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每个村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历史洪流之中，我那偏僻的，地处黄土高原的小乡村自然也不例外。户籍政策的松动，给常年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松了一下绑，为农民增收创造了另外一条路径。老百姓的钱包不说是鼓鼓的，但再也不是干瘪瘪的了。生活条件可以说是得到了极大的改进，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丰富的餐桌
就拿吃得来说吧，从六七十年代的黑馒头到八九十年代的黄馒头再到新世纪的白馒头，这可以说是人们在主食上三级跳的发展。听老一辈说，吃白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奢侈品，只有过年的时候吃点解解馋。从蔬菜上说，从最初吃菜叶，嚼树根到吃萝卜白菜再到吃一年四季都可吃的蔬菜，可以说是极大改善了人的营养搭配。从吃肉腥味，到吃猪肉再到吃各种各样的肉，餐桌上的食物丰富了，人们各个看起来都是春风满面，不再是面黄肌瘦。
补丁衣服的消失
穿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你现在出门穿一件补丁衣服，那是一种时髦的象征，但是二十年前的补 丁却凸显了当时的乡亲们在穿上的匮乏。以前的衣服是补了又补，补丁上打补丁，哥哥和姐姐的衣服不穿了给弟弟和妹妹穿，而且衣服多半是由自己的母亲做的。至今记得小的时候，在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母亲戴着针扎，在橘黄色的煤油灯下缝衣服，纳鞋底的光景，而现在的女孩子们，别说是纳鞋底，就是缝个衣服也不知道。市场经济毫不费力得摧毁了自然经济，所有的东西都得买买买，小孩们只有在过年时穿的新衣服如今也是唾手可得，平常随随便便就可以买得新衣服，对过年的盼头少了很多，相应地仪式感也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告别住窑洞的日子
住可以直接反映一个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就拿我们村来说，从六七十年代的窑洞到八九十年代的土房子再到新世纪的砖瓦房，这足以说明我们的住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窑洞坍塌，屋顶漏雨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少。屋内，从裸露的土地板，到砖地板到水泥地板再到如今的地板砖，屋里不再是尘土飞扬，灯光昏暗，而是一尘不染，灯火通明。可惜的是盖好的房子往往没有人居住，在很多时候，往往只起一个充当门面的作用。
日盼夜盘的水泥路
新农村建设的推行，给我们的村庄带来了切实可行的变化，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再也不用如此担心远方的出行问题，泥泞不堪的小路没有了，一到了刮风的天气，黄沙遍地的天气也没有了，出门办事，出去做点小生意，感觉路上顺畅了许多。如果不是由于有人在施工的过程中捣鬼，偷工减料，这条路或许还可以用更长的时间，水泥地被来来往往的车辆碾得粉碎，大块大块的沙子裸露出来，平平展展的水泥路又变得坑坑洼洼。但是，终归还是比原来的土路好一点。在出行方式上，出门靠两条腿走路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代，自行车独霸天下；八九十年代，摩托车独挡一面；新千年后，小车成为大家的宠物。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变得越来越高，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但是留下给人们的精神空虚却始终未曾减少。
饮水问题的彻底解决
一条条扁担担水的日子结束了，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尤其是对于万家坡居民组的人来说，再也不用为了担一担水专门跑到山脚下，然后再爬上陡坡回到自己家中，他们再也不用忍受这样的折磨了，这种受折磨的日子结束了，我们的内心也发出了由衷的喜悦，我们庆幸我们赶上了这样一个好时代。
政治冷漠心态的加剧
有人说，农村有政治吗？肯定有政治呀！有什么呀，那无非就是村委会的那点事。谁当上了村委书记，谁就拥有了政治话语权，谁就可以用更多的机会去神不知鬼不觉地去分配公共财富，就是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可以暗箱操作，谁是贫困户，谁可以领取低保，谁家的小麦可以植补多少亩，谁有希望入党，这一切都是在村委书记的一手策划下。作为中国最小的官，村委书记，可就说是在农村这片狭小的天地里，仍有很多人击破脑袋想进去，官本位的思想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骨髓和血液中。登上这一宝座的直接方式就是在村委会选举中取得胜利。村委会选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直接表现形式，一直以来被学者所诟病。作为启蒙运动的政治遗产之一，民主成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民主也被少数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如希特勒所利用造成世界性的政治灾难，也被那些野心勃勃的国家所利用构成攻打其他国家的借口，因为民主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选票，而是选民对候选人提出的政治意图的思考，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说：“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考虑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公告”的意图，可是中国的农村选举却严重扭曲了民主的本质，农民投票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考虑的并不是候选人的人格魅力和施政理念，而是候选人是否给予自己某种好处与自己的血缘关系，可能一张选票对选民来说仅仅是代表着一盒烟或者一个与自己同姓的家族；而候选人参加竞选的目的就更不用说了，按照唐斯的“经济人理性”这个假设，候选人想获取某个职位的目的是能够在其职位上获取更多的私人利益，因此他在选举前所付出的人力和财力成本必然要通过获取的某个职位赚回来，这种行为通常就是人们所说的“权力寻租”。就这样在候选人的野心以及选民的蒙昧之下，民主变成了假民主。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大力提倡对民众进行教育的缘故，真正阻碍政治现代化的不是先进的政治模式以及政治工具，而是民众的思维观念及其个人人格的独立性。在世界教育史上享有盛誉的卢梭的《爱弥儿》就是为培养一个既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又有公意意识的公民而作。村委会选举作为中国直接民主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其进一步完善要通过选民以及候选人的共同努力。
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但是变得不再是人们对于权力追逐欲望的减退，而是人员数量的减少。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连人都没有了，还有谁去关心江湖上的恩恩怨怨呢？随着年轻一代的相继离开，往日村里年轻人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消失了，换来的是一种暮气冲冲，在田地里犁地的不是那些青年人，而是那些本该颐养天年但却仍然操劳在地的中老年人。村委书记不再在村里面享有更高的威望，它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的存在，因为村民们再也不能从这个职位上获取更多的东西。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人们实际利益的追求超过了对权力的盲目崇拜。一亩三分地拴不住年轻人的心，他们想去外面闯一闯，看一看，想去看看祖国这块广阔而富饶的土地，因此有人去外面打工，有的人去当兵，有的人去上学，当他们长大以后，便在所在的县城甚至更远的地方安家立业，他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带着他们的孩子与尚留在村子里的父母团聚，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村子才会呈现往日的热闹。如果父母已经过世，他们便不会返回老家。家里从前的院子就那样荒废了，无人住的院子很快就会变得破败不堪野草丛生，这一切都似乎预示着这个村的凋零。
社会风俗的变迁
婚丧嫁娶风俗的变异
婚恋的深层次矛盾-女性的屈从地位
婚丧嫁娶是中国农村的一项传统习俗，也是一个村的生机和活力地集中体现，谁家要是办喜事谁家就是最热闹的时候，亲戚朋友聚在一起，这也是作为一个新郎活新娘最风光的时候，也就仅仅在这一天，他或她成为全村关注的焦点，其之后的悉数平常的日子，他们就每天过着各自的生活，无论是痛苦还是高兴，都不会在那一天有众多人与此分享，他们的痛苦不会瞬间降为零，他们的喜悦不会以成千上百倍的速度递增，他们在大多时候都是在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说到婚丧嫁娶，不得不提到结婚，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男方的娶妻成本也是越来越高，尤其是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所造成地男多女少的情况下，以至于有的人即使累成了狗，也不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父母就算是倾其所有，也满足不了女方提出地条件。尤其是女方提出在县城购房地要求，让更多的男方家庭为难。如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你家有一孔窑洞就可以结婚；在八九十年代，你家有一所土房子，你可以结婚；在新世纪的前十年，你家有所砖瓦房也勉勉强强可以结婚；但是在2010年后，如果你没有房子，就不要奢谈婚姻。作为父母，肯定是不想让女儿多受苦受累，所以才提出了如此高地要求，这多半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产生的结果，正因为没有爱情，所以女方才更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而不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我想之所以有这种畸形的婚姻观，是因为传统文化作祟，在长期地传统文化中所形成地男性主导体系，使得男性在婚姻中要掌握主动权，建立权威感，在这传统文化的约束下，男性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男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家族的延续，所以买房买车的任务彼岸便落在了他们头上。上世纪50年代，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以其《第二性》深刻地揭示了女性所处的屈从地位，她也一直为改善女性的地位而斗争，正是在她的带领下，西方的女性逐渐觉悟，她们开始为伸张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她们开始冲破传统的思想带给她们的精神上的压抑，她们的独立性日渐增强，她们不再是通过“他者”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不再是一个物化的人，她们本身就代表着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存在。中国农村所盛行的这种婚姻观以及对“剩女”现象的担忧，表明中国女性的真正解放之路任重而道远。只有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中国婚恋尤其是农村婚恋的深层次矛盾才能够得到解决。
光棍现象也是我们村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崎岖的山路，巍峨的高山，阻碍了村里与外界的联系，也阻碍了小姑娘进入这个村子的步伐，她们不愿意进入这所大山，而光棍们在早年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算是费劲了千辛万苦也没有帮他们完成脱单的愿望，而当年龄一过，再找对象，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因此只能一辈子单着了。大家都可以想像到光棍的晚年的生活场景，哪怕是正值中年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片惨淡，被子脏了没人洗，天冷了，没人帮你一块取暖，肚子饿了没人给你做饭，伤心了，没人给你安慰；高兴了，没人和你一起分享。这就是父母为什么一直会担心孩子的婚姻问题，只有当孩子结婚了，他们才放心，他们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晚年竟遭受到如此场景，而这一现象的发生是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影响的产物。
抬棺材的市场化
说到丧事的办理，不得不提到农村丧葬的方式，农村丧葬大多以土葬的方式进行，这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的约束，就算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要将尸体保存地完整，这样才能够在阎王爷那里得到好的接待，使自己的亲人不受皮肉之苦。虽然在当今社会，土葬有诸多弊端，但它仍然是农村丧葬的流行方式，那么抬棺材就是必须的。若是在以前，这根本就不算是个事，家家户户都有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只要村里队长一吩咐，不愁没有人去抬板。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家里的年轻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够回来，而且就算是回来，从来没有干过苦力活的人让他们一下子干苦力活，他们也吃不消。因此，抬板人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0岁了，可想而知，在那崎岖的小路上，他们用那已不再具有青年时的那种结实的肩膀去扛起那沉甸甸的棺材，他们无奈地看着事情向糟糕的方向发展，但是他们却无能为力。当这一批人都渐渐老去的时候，还有谁去抬棺材了，难道说要雇人吗？当然，这种现象早已不是稀奇之事，在其它的村都已开始流行，但是我不想在我的村看到这一情形发生，这一传统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风俗被市场化的行为取代，我们就很难感受到那种温情以及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感情,更进一步说，市场化正在逐步瓦解中国数千年农村所形成的社会风俗。面对这一趋势，尤其是我们村，我们往往无力回天，任其吞噬。
放牛人的消失
我们都知道，在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牛在农民的心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农民的命根子，家里有一头好牛，就等于说这个家的收成有了保证。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由于家家户户都有牛，村民之间便形成了一种默契的约定，那就是轮流放牛，因此，每天早上，当你听到放牛人“放牛了！”的叫喊声，你就要解开绳缚，把你的牛交给放牛人，不过半小时，一群浩浩荡荡的牛大摇大摆地行走在村间小道上，就这样，伴随着它们走路时发出的掷地有声的声音，脖子上的铃铛声，拉屎的声音以及放牛人的吆喝声，它们在放牛人的皮鞭下进入了大山，待到夕阳落下，吃饱喝足之时，就是它们回村之时。有的时候，一头牛因为调皮，而与大部队走散，这可把放牛人和牛的主人累坏了，他们连夜都要去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山里寻找那迷途的牛。可是关于放牛的情景，就那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我的记忆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牛渐渐退出了帮农民伯伯犁地的舞台，它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它们的命运不是被卖，就是被杀，以至于现在，再也不能在村子里看到一头牛。一头牛悠然自得在山坡上吃草的情景，一群牛大摇大摆地在我面前走过的画面，一头迷失在山林里等待主人被寻觅的牛，一头行走在田埂上的牛，我再也看不到了，只能在回忆中去重现这些永远抹不去的画面。
不知从何时起，农民的精神生活仅仅变成扑克和麻将了，他们以前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啊！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村里那些比较活跃的人会组织扭秧歌和打鞭子这样传统的艺术形式，更多的村民就会参与到这场活动中，他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一起在排练中相互问候，就这样一天而又一天的快乐时光度过了，他们不再感到疲乏，不再感到空虚。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那些喜欢搞文艺的人相继离世，无人去传承也无人感兴趣这种民间的艺术形式，就这样，这些民间艺术形式最终走向了坟墓，最终的我们只能有扼腕叹息的份，并没有无力回天的术。
农村的凋零-现代性和中国城市化共同融合的产物
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在樯橹间灰飞烟灭，比如曾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印加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等，更何况是一个历史不太悠久的小村子。乡村的凋零深刻凸显了现代性的诡异之处，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中就初步揭露了现代性的困境，科学与经济的发展给人的生活带来更加便利的同时，也使社会风俗更加腐化，人的精神更加空虚，这一问题，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待解决的难题。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中间虽然有阵痛，但是我们不得不忍受，比起英国“圈地运动”的残酷，我国的城市化之路显然要温和许多。让村民到城市里生活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使他们能够充分享受现代化的成果，但是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的我始终有一种不舍，有一种遗憾，我不想看到我的故乡消失，一旦消失，重现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本文章首发于新浪博客，但也是我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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