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的书读得细,读到文联版汉译本《鲁滨孙漂流记》时,惊奇地发现初版于1719年的原著,竟然以日记的形式记载1959年的事。难道是预言、科幻或穿越?


考察对比了一下,应该不是王晋华的翻译问题。因为同样的译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就是正确的。
好奇心遇上考据癖,陆续又查了其它几个版本。
写一六五九年的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浙江摄影出版社,辽海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写一九五九年的有:中国文联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没写年份的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人文社刘辽逸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发现在第四卷老是有年代翻译错误,比如明明是一八一二年非得翻译成一九一二年。查一下原文,发现原文都是省略的表达,只说一二年。刘辽逸大概不会有这么蠢,犯这么低级的翻译错误,十有八九是责任编辑不负责任。
人文社不止一个版本的《战争与和平》,发现都有这个错误,再版这么多次,而这么明显的事实错误都拒不整改,责编们真就吃白饭的咯。
编辑的某个小错误被读者诟病,却把责任都归某家著名的出版社,显然不公平,起码编辑们不都是这么不小心。但若是连续犯错误就令人置疑出版社的责任心了。无独有偶。
记得上高中时,某学期发下来新的语文书,扉页贴一张小小勘误卡片,大意是说某页出现印刷错误,正确的文字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很怀疑是编辑错误,这么解释一下纯粹是为挽回大出版社的自尊找一个借口而已,于是莞尔一笑。
但同时觉得编辑又挺负责任的,连一个错别字都特别指出来,新学期全国这么多书,一本一本都剪一个标签贴上,很为编辑的负责感动了一下。
然而,这个纠错标签最后四个字却又闹出乌龙,令人捧腹。铅字清晰又明确:“特此致谦。”原来此勘误是编辑谦虚的表现呀!我们彼时已经有点知识储备,心里明白“致歉”与“致谦”的区别,这回编辑再也蒙骗不了我们了!所以时隔几十年,依然记得。
文字不仅是知识的象征,还是文化的象征,一字之差,不仅意义大不同,还会造成损失。记得读书时看报纸报道,新疆有家印刷厂为某企业印制一批包装箱,将乌鲁木齐的“乌”错印成“鸟”,一字之差,废了一宗包装材料,这损失可就大了。


老版的二角面额人民币,将“贰”硬生生印成“弐”。此处说明一下,因打不出这个错字来,只好文字描述。真实的画面是左上角的“一”印成“二”,左下角的“二”印成了“貝”。
据说是一名小学生查字典时偶然发现的,全国人民不能说没人发现过,应该是没有人质疑过。幸亏人们并没有因此拒收这张面额的人民币,中国人民很大度。
外国人呢?他们大多不全认得汉字,还好糊弄,但是英文呢?我经常出差,走高速公路比较多,每次经过某个高速出口,看到预告牌上标明“出口”的英文,是“EIXT”,而不是“EXIT”,我就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真不知道制作时问题出在哪里。就四个字母都会出错,那要是一大篇英文还敢读吗?如果是重要的英文合同,失之毫厘可就差之千里了。
其实,也就是个责任心的事。对自己责任的放松,就是对别人的不负责任。不能总让别人“联系上下文”进行阅读理解吧?版面整洁、语言流利、没有错别字的文章读起来可以说体验很美好,如果错别字连篇呢?
幸亏现在一些自媒体文字编辑器内置了自动识别修改错别字功能,为作者自动纠错,可以说为平台加分不少。机器不知疲倦,那就多出点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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