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关于道德情绪的研究
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研究一直忽视对道德情绪的研究，而近年的研究者越来越重视道德情绪在个体道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弗洛伊德（S.Freud）的理论早已将良心作为超我的化身，认为其监控着自我的想法和行为，但对其具体成分的探究仅限于理论层面，并未给出确切的实证证据。Aksan和Kochanska(2005)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离出两个基本成分，即道德情绪（包括内疚和同情）和与规则相容的行为。对33个月到45个月幼儿的纵向研究显示，在这期间个体的两个成分均保持很高的稳定性，并且两成分之间的一致性随年龄增长而提高。
同情是被持续关注且被探讨得最多的道德情绪。有研究探讨了儿童从6岁到9岁的同情发展轨迹，发现同情有高稳定、平均增加和低稳定三种发展趋势，其中高稳定同情组的被试更多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支持。胯文化研究发现，尽管6岁的瑞士儿童比智利儿童对规则违背作出更多的道德判断，但智利儿童在假设情境中报告了更高的同情水平。研究者认为这和智利文化更多强调社会责任感、更多鼓励考虑他人的感受有关，而同情的产生恰恰需要敏锐地感知他人的需求。另有所
究探讨了4岁和8岁儿童对幸灾乐祸和同情的预期。在假设情境下，主试告诉被试故事中某个小孩在追求负性的或正性的道德目标时遭遇了不幸，然后要求被试评价幸灾乐祸和同情的程度以及是否愿意帮助该小孩。研究发现，即便是年幼的儿童也能觉察到故事中小孩的道德目标的效价，即负性的道德目标降低儿童的帮助行为倾向，正性的道德目标能够增加他们的帮助行为倾向，幸灾乐祸和同情在目标效价和帮助行为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者还对其他道德情绪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当视频中的犯过者出现内疚反应（没有外显的道歉）或没有出现内疚反应时，5岁儿童更倾向于推测受害者更喜欢那些产生懊悔的犯过者，而犯过者没有悔恨表现的话，受害者更可能对其生气；4岁儿童只有在犯过者有外显言语道歉的时候才能作上述区分。相比单纯的负性行为和非厌恶的生理行为，即便幼儿园儿童也更倾向于对道德违规行为贴上“厌恶”的情绪标签，并且表现出与厌恶相关的面部表情。对0-18岁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发现，核心厌恶（对-
些食物，身体排泄物和某些与腐烂的食物、排泄物有联系的动物的厌恶）最早在3岁
出现，而直到7岁多儿童才开始有比较稳定的社会道德厌恶；儿童对厌恶刺激的反应
和父母对相关刺激的反应有关。另外，研究发现，当假设的情境中发生了侵犯行为时，平均年龄11岁的女孩比男孩预期产生更多的内疚和羞耻情绪，更少的自豪情绪；个体的攻击水平越高，内疚和羞耻的情绪越少。就羞耻而言，它的产生还依赖于个体行为是否被他人看见以及受害者是否有情绪反应。这说明个人特质和环境的交互作用是道德情绪产生的重要原因。
先前的研究指出，学前儿童倾向于对损人者进行正性的情绪归因，而小学儿童倾向于负性的情绪归因。研究者认为反事实推理——个体在心理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否定而重构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可以部分解释这种差异。研究发现，相比无启动条件，在反事实思维条件启动下，4岁和8岁儿童均更倾向于对损人者作负性的情绪归因；个体自身的反事实思维推理亦能显著预测负性的情绪归因。通常，青少年在亲社会情境下有更多的正性情绪预期，在道德违规情境下有更多的负性情绪预期。但跨文化研究显示，相比加拿大青少年，如果涉及反社会行为，中国青少年倾向于报告他人会产生更多的负性情绪；当他人参与的是亲社会行为时，中国青少年倾向于报告更少的正性情绪。另外，个体内部的人格特征也是影响情绪归因的重要因素。青春期个体在宜人性和责任心人格维度上的得分均与他们的道德情绪判断模式存在显著相关。那些具有高宜人性和责任心的人更倾向于判断损人者有更少的积极情绪，助人者有更多的积极情绪。 相比那些没有攻击性特质的儿童，那些具有高攻击性特质的儿童更少评估报复行为的严重性，更多认为损人者有快乐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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