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赵南柱
韩国女性作家赵南柱的作品，《82年生的金智英》，读完这本书的感觉是，韩国作家跟韩国编剧一样，鞭辟入里，直击现实。据说出版后全球畅销150万册，被女明星们推荐后甚至遭到网络暴力，甚至有媒体形容：仅仅一本书，就把韩国年轻人撕裂了。同名电影是孔刘、郑裕美主演。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
普通的书名，代表了普通的一群人，韩国1982年出生了最多一批女婴，金智英也差不多是当时用到最多的名字，作者敏锐的抓住这个视角，讲述身为女人，作为女性，金智英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身为女人，在韩国无法逃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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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金智英看着弟弟的奶粉，想偷偷的吃一勺但被奶奶禁止，在学校里，男同学老欺负她，老师告诉她说是小男孩欺负她是因为喜欢她，上公交车，被油腻大叔们乱蹭，爸爸告诉她：想想是不是自己裙子穿的太短，没有避开危险。当大姨妈来的时候，金智英甚至不敢和母亲或者其他人来直接谈论，觉得这是一件很令人羞耻的事情。
小的时候，父母老师们按照约定俗成告诉女孩子们，在家里你弟弟才是最受疼爱的，在外面你得克己守礼，要行为检点。到了金智英长大一些，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教育金智英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社会无形中强化一个概念：女孩子必须要穿着学校配的袜子穿皮鞋，不管是否保暖，而男孩子则可以随意；相比男孩子，女孩子不行，不如男同学，不能当社长，女孩子要上假期长毕业后工作稳定的师范大学，或者只能乖乖等着嫁人…这些早已约定俗成，金智英只能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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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气吞声……在金智英后来面对的职场、家庭生活中，她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被要求坐到老板或客户旁边，被男主管灌酒…尽管心里在骂着祝愿老板的女儿也会在以后被人强行灌酒，但金智英不敢说。就算在工作中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得到领导的肯定，当公司成立新部门有好机会的时候，不算特别好的男性员工却成为重点培养对象……
有些时候，如果不忍气吞声，又该做什么？结婚之后不要孩子，就被丈夫家里人怀疑她是不是身体有缺陷，要生孩子的时候，金智英被质疑：不就生个孩子，能失去什么？婚后，金智英家庭劳动中金智英手腕子肿了去看医生，医生问：衣服有洗衣机洗，地有吸尘器扫，你有什么可累的？？
金智英觉得，“这个社会看似改变了很多，可是仔细窥探内部细则和约定俗成，便会发现其实还是固守着旧习，其实这个社会根本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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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在说母亲的伟大，但没有人告诉金智英，做母亲是这么不容易，还夹杂着很多异样的情绪，痛苦、害怕席卷而来。她无形中多了很多“重负”，如果丈夫会干活或者会主动去干活，婆婆可能会认为儿媳妇太懒，在家让丈夫干活，生孩子后在家照看孩子不上班，似乎被婆婆看作是靠着儿子，也会被社会闲杂人等们称作是“妈虫”（注：用于贬低无法管教在公共场合大声喧闹幼童的年轻妈妈；也用来贬低没有收入，专靠老公，在家里带孩子的全职妈妈）。
金智英抑郁了，她的记忆时有时无，自己是她的妈妈？或者是自己死去的老同学？偏不是现在的自己。
最让人泪目的一幕，过年回婆家，家务活那是越做越多，想要回自己家歇歇，这时候大姑子回娘家了，又要伺候这一家子人……金智英的抑郁症毛病犯了，以自己妈妈的语气给婆婆公公说道：亲家母，过年看到女儿很开心吧？我也想见我女儿，到女儿来的时间，也放我女儿走吧？亲家公，我也宝贝我女儿，既然你们女儿可以回娘家，也应该让我们女儿回来才对…这样，金智英才得以从一脑门子的家务活中解脱出来。
为什么嫁人之后就要在公婆家过年呢？问着问着好像觉得女人们越来越矫情了，热热闹闹一起过年总比冷冷清清好吧。那去公婆家过年或许也是因为女性本身作为嫁过去的角色，住在夫家，甚至改姓等等可以看出，女性始终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主导权都在男性手里。
如果再问为什么，可以推溯到原始社会，女人的自我保护能力相对弱，嫁给雄壮的男性，她们才能更好地躲避风险吧。那到现代，女性的自我保护能力更强一些了，但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还是没有改变，性别分工保持原始、男女实力一直在变化，两者冲突，这也是很多家庭夫妻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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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这本书，作者完全以女性视角去写成长、恋爱、婚姻、生育，金智英的境遇也是每个中国女孩的经历，甚至整个东亚女性的不可逃脱的“宿命”，最近日本小说《坡道上的家》作者角田光代，听说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国互联网引起了“恐婚恐育”的热议时，她不住地感叹：“真的吗？骗我的吧？完全没想到……”原来大家真的都一样啊。
观察国内，或许是为了迎合不断崛起的女性意识，国产剧们屡提女孩们以及她们的生长环境，诸多人开始讨伐家庭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偏心哥哥，不顾女儿死活，“一百万给我打过来”“再不打钱给你哥还钱我就不活了”……《欢乐颂》里面的樊胜美（蒋欣），《安家》里的方似锦（孙俪），《都挺好》里的苏明玉（姚晨）……女孩，女人，母亲，施暴者和被施暴者，母亲身上受过这一切，女儿还是在忍受着这相似的一切？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只能问问每个母亲自己。
或许是出于“为你好”的目的为女儿做决定，或许也是因为走过这样的路，知道“考上师范大学”，能够更好平衡家庭和事业。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法去决定社会赋予女性的社会功能—生育、做母亲，但迫于现实压力，我们还要实现自己的职业成长，那么通过看起来相对“轻松”的职业选择，女人的生存空间能够变得更宽广一些。没办法啊，因为母亲只能是“母亲”，从生下来，这种命运就定了。
“就算是男性去抚养这个孩子长大，那也会被看成是再帮女性做这件事情，他会被认为具备“母性”，人类赋予女性母亲这一角色，规定了女性的价值，通过养育孩子中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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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了另外一种强有力的女性形象“辣妈”，在复旦大学沈奕斐教授看来，这仍然是一种隐性歧视，“辣妈”工作家庭个人发展样样全能，非一般常人所能达到，即便是做好了“辣妈”，这对于女性也没有任何更加积极的反馈，甚至会带来一种“母职惩罚”，对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儿童会增加父母操持家务的时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个未成年子女，母亲面临的收入惩罚为12.8%。
母亲，始终没办法改变女儿成为母亲后所要面临的一切问题，也没办法打破传统性别角色赋予女性的“母亲”责任和义务，长远来说，作为女性，我们或许只能更加关注自己，了解自己的需求，面对不公平待遇不舒服境况不断发出声音，剩下的交给时间。
或者抛除一切角色：女学生，女职工，妻子，母亲……接受自己的性别角色，做个能发现自己的“女人”也好。
“我希望，我相信，也努力地想办法让女儿的成长背景可以比我过去的成长环境更美好，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注：文章图片全部来自于《82年生的金智英》《坡道上的家》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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