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重刷电影《简爱》是应女儿的要求。
这个寒假,女儿于大年初三读完了小说《简爱》,人民文学吴钧燮译本,读得如痴如醉,看完之后要求看电影。素来只看原版英文片,却因我常听上译配音的《简爱》录音,也爱上了李梓、邱岳峰的声音,破天荒要看配音版。
1970年的老片子,看的不是特技,也不是未必有多好的演技。对于女儿,是看那些令她激动的原著情节的立体化,还有对19世纪英国社会、文化的好奇;对我,是重温旧梦,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人物。
年过四十再来看这部看过多次的片子,不少对白已然能够背诵,却又有了许多不同的感受。
昨天,女儿读阿老师关于《流浪地球》的影评,读到娜拉出走是一个哲学命题;上学期的语文课听老师讲到萧红的经历,说起来也是一种出走;还有哈代笔下的苔丝的出走,对比下来,简爱的出走似乎获得了这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四个女性中最好的结局。
为什么?
出走之后怎样了?又能够怎样?
其实,这四位女性生存的环境和时代多少有一些相似之处,都远非现下这个女性完全可以走得更远更好一些的时代可以比拟的。
但是,我们还是先把那些个体无法左右的社会问题抛开,暂且只从女性个体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简爱的结局比之那三位都更好?
简爱的性格中包含有坚毅、冷静、理智,但又不乏感性,同时,学识与才华给到她生存能力。所以,她有能力自谋出路,无需依托他人求得一口饭吃。是以,当道德、理智与尊严战胜情感,她敢于决绝地离开罗彻斯特先生;当她看清楚圣约翰的求婚只是基于宗教狂热对她的工具化后,因理智而拒绝,顺从情感离去。她在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不屈服于情感,也不屈服于生存。
“我要再来找你的话,我是作为同等的人,我不能少于这一点,即使为我爱的人。”
“不,我发现了上帝,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中发现了他,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人不能仅仅只爱上帝!”
简爱遵从内心,但又不盲目、不狂热,坚守底线,坚持独立与尊严。这样一些能力,那三位女性都缺乏,至少没有如简爱一般拥有全部。
很真实地说,这样的选择、对女性能力与独立性的要求,对于现下的女性仍然富有警示意义。
女儿说:“电影没有演简爱获得了她叔叔留给她的巨额遗产。”
我反问:“想想看,即使没有那笔巨额遗产,简爱又是否能够有尊严的生存下去?一个人,需要怎样的能力才能保有尊严地活下去?外部的、内在的。”
剧中引发我思考的还有西方人的沟通方式,即使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人,他们也都能非常直率地表达和沟通,无论是自己的情感还是对人与事的看法,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一点,整个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一直缺乏,国人大多羞于直接表达,好打肚皮官司,美其名曰:含蓄之美。却不知因此增加的沟通成本给人带来的困扰有多大,造成的问题有多严重!
最终,直接表达变成了一种很考验和需要勇气的事情。近一年来,在学习和尝试直接表达、率直沟通、温和说不、礼貌接受/拒绝,发现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沟通成本大降,令人身心愉快。
再有一点令我感慨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方式,居然和十九世纪英国孤儿院的教育方式如出一辙——以惩戒、责罚、羞辱作为教育手段,罚站、连坐、恶语相向、严惩反抗是“教育”常态,特别“剪头发”一节一下让我想起了那位被老师强迫剪发最终跳楼自杀的男孩。教学靠极权维持施教者的权威,要求顺从与听话,看不到人、完全无视个体尊严。
女儿看到洛伍德学校的总管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训斥学生,看到学生被罚站,一下就想到了自己的老师训诫自己和同学的模样和用语,想到了自己和同学被罚站的经历。
可那是十九世纪的英国,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孤儿院一般的寄宿学校,这儿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嗯,《流浪地球》能让现下的中国教育如木乃伊一般延续到太阳即将熄灭那一日,让不知几千年(据说太阳熄灭还要几十亿年)之后的孩子继续坐在大教室、穿着米口袋一般的校服背朱自清的《春》,仅仅19世纪到21世纪的两三百年不变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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