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与陌生人的上海街头

作者: 圆十二 | 来源:发表于2016-03-07 15:45 被阅读887次

齐美尔的“陌生人”与上海街头

“陌生人”的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齐美尔的“陌生人”，不是“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并且要停留到明天的漫游者”。陌生人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内固定下来，但他并非历来就属于它，他带着一些并非和不可能产生于他的品质到它里面来。齐美尔所论述的“陌生人”是一种空间的关系，是一种既远又近的关系。正如齐美尔所说“天狼星上的居民对我们而言实际上并非陌生人，他们在运与近之外”。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陌生人”既在群体之外，又在群体之中。在陌生人的关系中，远与近是相对的。齐美尔所定义的陌生人具备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在空间距离上来看，陌生人是暂时的群体成员，这是所谓的空间上的“接近”。其二，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陌生人虽然与群体保持着接近，却在身份上保持疏离，这便是齐美尔所阐释的“距离”。这种距离就是社会距离，它包含了种族、地域、语言、职业的等多个方面，是社会文化层面的距离。

“城市是陌生人较为可能相遇的地方。” 桑内特认为，“陌生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指某一个地方的外来者，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有相当的认知，他们凭借某些规则来区分谁是自己人。比如意大利人可能会把闯入他们街区的中国人当成陌生人，但他们知道如何看待这些入侵者；通过肤色、眼睛、语言和饮食习惯，一个意大利人能够辨认出一个中国人；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陌生人是未知的人，未知的人的身份并没有明确的标识，他的籍贯、家庭、出身背景、职业等身份标签模糊，所以无法被定位。在桑德斯的论述中，18世纪的巴黎和伦敦新兴的商业布尔乔威亚属于这一类身份标签尚未形成的“陌生人”。桑德斯从西方城市发展和城市公共领域的角度来论述“陌生人“的概念，并认为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动力。

城市是陌生人聚集的地方，在城市中陌生人以一种新的方式互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陌生人就是城市生活的本质。近代的上海，正是一个异质文化交织的多元社会。熊月之在《异质文化交织的上海》一书里提到：“近代上海，市政管理机构多元、制度多元、法律多元、货币多元、建筑样式元多、交通工具多元、人口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习俗多元、年节假日多元、娱乐方式多元、语言多元、价值观念多元……是一个举世罕见的异质文化交织的都市。”而正是这种异质文化的社会背景塑造了近代上海的独特城市景观，现代化的都市物质景观符号与异质的城市人群混合于上海的街头，共同构成了景观化的上海城市街头。

从“陌生人”的视角出发来看近代上海，可以说解放前的上海城市街头是一个充斥着“陌生人”的城市空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大量匿名、异质、流动的人群聚集于上海街头。当时的上海社会，华洋共处、不同种族、地域、阶级、职业的人虽然在空间上十分“接近”，但在社会距离上却很远，因而他们彼此之间是陌生的。借鉴桑内特对于陌生人的划分来，近代上海街头的“陌生人”虽然复杂，但也可以大致划分包含“外来者”与“未知者”，“外来者”的身份特征明显，由于殖民和战争，近代上海存在大量的不同国籍与种族的外族人；同时上海的街头也存在着大量的“未知者”，如果说有钱有权的上层阶级享受着城市的大量空间和资源，那么城市街头中的“未知者”更像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和流浪者，他们大多属于社会的底层，身份标签模糊，难以被定位，但他们同样共享着城市的街头空间，并共同塑造着城市的景观。当然“外来者”与“未知者”还远远不能完全概括近代上海街头的复杂与异质，正如在文字中所描述，“上海好比是一所最复杂的、最奇特的、最丰富的博物院……世界再没有一个博物馆有那样复杂完备的活的陈列品了。”“在那里世界各地的人你都看的到，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参加世界各族大聚会。”

二：“陌生人” 与张才的上海城市摄影

对于城市的管理者来说，城市街头的陌生人是危险的，它代表着一种特殊性和不安全。而另一方面，充满陌生人的城市却正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活力，虽然这活力中包含着混乱与危险的因素。从城市本身而言，陌生人有其积极的意义。在齐美尔看来，陌生人是一种特殊的相互作用的方式。陌生人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和互动的方式，由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这种带有冲突性质的互动反而促成社会的整合。

而对于摄影师来说，由陌生人组成的城市丰富而奇特的街头景观，却正好成为摄影师镜头所对准的对象。城市街头的流动、异质、多元的丰富景象对于摄影师充满好奇心的镜头来说，无疑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正如顾铮所言，“在城市这个空间里，人们的经验与经验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大量的不同的异质个体不断出入都市的各个角落，在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中，必然也产生出于传统农业社会生活迥异的影像。在此，摄影由于其记录的特性，成为呈现都市生活，表达都市人生活感受的载体。” 日本摄影家森山大道这样表达他对于城市街道的热情，对于他而言街道就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大型艺术品。“街道本身就有无数写实作品……与艺术的邂逅，根本就不需要博物馆、美术馆甚至画册等媒介。” 因此，摄影师就好似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他们终日游走于城市的街头巷尾，而城市街头“陌生人”组成的一幅幅生动而复杂的画面，正是作为漫游者的摄影师所观察并记录的对象。

近代的上海城市正像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巨大博物馆，而台湾摄影师张才正是记录了解放前的上海城市景观的摄影师，他在1942—1946年拍摄的一系列上海城市影像，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独特的上海街头景观。张才先生曾经写道，“我是一个在台北长大，真正喜爱照相的27岁青年。初到上海，看到很多与台湾不一样的风俗习惯。社会上贫富相差很远，知识程度相差也很大，黑社会的恶势力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因之认清冷淡甚至见死不救。一切都给我很大刺激，所以自然而然一有空闲，就把所看到的拍下来。” 张才正是以人道的眼光记录下了四十年代的上海，弥补了这一时期的影像缺失。40年代的上海，正处于战争的阴影下，灯红酒绿的摩登大都会与战乱的动荡失序并存，让这这座城市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持有日本护照的张才由于其特殊的身份能够记录下更多的城市街头影像，同时求学日本的经历与日本的“新兴摄影”运动影响了张才的摄影观念。”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结合，现在的我们才能够从张才这一时期的上海摄影实践中，一窥曾经那个光怪陆离的，从满了“陌生人”的城市街头。

1：张才镜头下的摩登上海

1941年，台湾青年张才带着一台莱卡相机踏入上海，开始了他在上海的摄影实践。他漫游于上海的街头，记录下各种城市景观与街头人物。从张才的近百张上海图片可以归纳出他的两个主要拍摄区域：一个是苏州河北岸的虹口、闸北；一个是从外滩至南京路至跑马厅。

纵观这些摄影照片，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那个摩登的现代大都会的诸多标志，比如那些象征着殖民势力与西方文化的标志建筑。正如李欧梵在《摩登上海》中所说，“那些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豪华公寓及跑马场，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在张才的诸多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标志性的建筑，比如外滩的跑马厅、海关大楼、先施公司、圣尼古拉教堂等。同时我们还能够发现，张才对于街道中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派和店铺标识似乎情有独钟，譬如街头硕大的黑人牙膏广告牌，这些城市街头纷乱的广告符号也是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它和那些标志性的高大建筑、街道中的有轨电车与高级轿车，这些物质景观一同呈现了那个摩登大都市给我们的最直观印象。

这样的景象在30年代有关上海的左翼电影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比如袁牧之的电影《马路天使》的开头，是一组上海建筑与街道景观的蒙太奇，闪烁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招牌、舞厅、戏院、百货大厦、远东饭店、跑马场、标志性的外滩建筑等被以快速碎片化的镜头一一呈现，呼之欲出的是一个疯狂而又邪恶的摩登都会。与左翼导演对都市明显的批判视角不同，张才镜头下的现代都市形象体现的更多的是忠实的记录，和一个摄影师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好奇心。

2：张才镜头下的城市“陌生人”

不同于建筑、广告牌、交通工具这些物质景观，上海城市街头中形形色色的人也是张才镜头中重要的影像组成部分，这些城市中的“陌生人”，他们频繁地走入张才的上海街头，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期的上海城市所独有的，生动而丰富的街头景观。在张才的街头影像中，我们看到陌生人中的“外来者”，比如频繁出现于他镜头中的各色外国人；也能看到陌生人中的“未知者”，即那些城市街头的边缘人和流浪者，张才的镜头似乎本能的对准了这些动荡社会中的底层人物，这也正体现了摄影师对于社会的关怀。

2.1：城市街头的“外来者”

在张才的上海街头影像中，我们不难发现外国人的身影，这也是当时上海社会华洋共处的直观体现。比如在《白俄罗斯卖布》与《法租界的白俄人》等作品中，他将镜头对准了白俄人的聚居区，并单独呈现了这些外来种族居民的活动。

《白俄罗斯卖布》

《法租界的白俄人》

而在《三洋人妇女与中国男人》和《阿兵哥与女郎》这样的作品中，镜头则将这些“外来洋人”与国人置于同一个画面空间中，在这些影像中，街头中的人在行走中，表情各异，彼此擦肩而过。而画面中的洋人肤色、发型和服饰的特征明显，让人一眼即可辨别出他们与其他街头行人的不同之处。这也正如桑内特所说，“外来者”的身份特征明显，他们拥有一套独特的身份标识，即便是只通过视觉，也能够令人在街头中一眼识别出。张才将镜头对准了这些明显的“外来者”，他们本身也成为街头中的一道独特景观。

《阿兵哥与女郎》

在《马路杂景》这幅作品中，张才将镜头的视野从街边的人行路扩大到了整个宽阔的街道，并且捕捉到了十分生动的一幕：画面左侧是人群中走过来的两个外国女人，画面正中最前方则是一个骑着车好奇回头望向外国女子的年轻人，而画面右侧边缘则是坐在黄包车上戴着墨镜的行人，同样将目光投向了外国女子。这样的影像生动地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街头景观，也反映了当时的上海华洋共处的异质文化景观。

《马路杂景》

在《喝茶的黄包车夫与卖茶水妇女》这幅作品中，摄影师运用意象的并置，传达了更多的信息。在一个街道的转角处，画面的近景处是卖茶的老妇人和正在喝茶的黄包车夫，画面的远处走来的是一对洋人夫妇，坐着与蹲着的卖茶夫人与车夫、和行走的洋人夫妇共处于一个画面空间中，然而对于观看者来说，洋人夫妇与下层劳动者们虽处于同一个街道空间，但他们之间的“距离”却很远，对于彼此而言，他们都是“陌生人”，他们是在某个时刻交汇于城市街头的不同世界的人。正如顾铮所言，“中景挽手而来的洋人男女，其轩昂气度与从容，却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上海是谁家天下的现实。这张照片于毫不经意间定义了上海的半殖民地城市的性质。” 因此，在这样的影像中，观者不仅能直观看到城市街头的复杂景象，也能体悟到城市空间中深层权力关系的隐喻。同样在《外国女郎、三轮车、狗》这幅作品中，从名字我们即可体悟到作者的用心，画面中的意象十分简单，一个牵着两只狗的外国女郎和不知为何蹲在地上三轮车夫，摄影师的镜头将他们并置于静安路并不宽阔的街道上，其中的隐喻似乎也不言自明了。在此类影像中，城市中的“外来者”与社会劳动阶层的并置，也传达了更深层的意味。

《喝茶的黄包车夫与卖茶水妇女》

《外国女郎、三轮车、狗》

2.2：城市街头的“未知者”

在张才的上海影像中，我们会发现他的镜头经常会对准那些城市中的边缘人物和底层人物，在那个动荡的特殊时期，战乱剥夺着城市中许多人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权力，使他们游荡于街头，同时成为街头景观中的一个独特的元素。张才的镜头对于这些人物的关注，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摄影师对于社会民生的关切。譬如在张才的摄影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街头边缘的流浪者、游民、乞丐、贫困的老人、小孩和妇人等，在《人行道上的流浪人》中，衣不遮体的流浪男孩旁边是行色匆匆的看起来衣着考究的母女；在《男孩与狗》中，近景处是蹲在路边的男孩，远景处则是脚步匆匆的身影模糊的都市人群。在这些影像中，城市边缘人群与面目模糊的大多数城市人并置，通常而言，对于都市人群来说，这些身份不明的未知流浪者和游民对于城市而言才是“陌生”的，而在张才的镜头中，那些城市中的大多数人却成为了冷漠而模糊的背景。

《人行道上的流浪人》

《男孩与狗》

在另一些影像中，张才将城市中的流浪者与现代化的城市建筑和物质景观并置，比如在《流浪者》中，两名面目模糊的流浪者身后的背景是高大的现代建筑，而流浪者置于其中显得十分渺小；在《惠罗洋货公司》中，画面的大部分空间是惠罗洋货公司的高级橱窗，橱窗内是穿着现代服饰的模特假人，画面的右下角是两名衣着褴褛的老妇人和小男孩；橱窗是现代化城市街头的重要景观，它代表着城市的现代商业文明，却同时也成为了那些城市游民们歇脚的临时庇护所。在摄影师的镜头下，摩登城市中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物质景观与城市中黑暗的另一面在对比中，更显出这座魔幻都市的矛盾与怪异，在它繁华摩登外表的另一面，同时隐藏着另一幅阴暗却真实的面孔，所谓天堂与地狱一家。

《流浪者》

《惠罗洋货公司》

“未知者”是城市街头的另一面，他们通常在街头的边缘地带，被人忽略。如果说宽阔街道的高级汽车里的城市上层是这个城市的掌控者的话，那么街头边缘的流浪者就好像是被这个快速旋转的都市怪物所抛下的人群，但他们却是真实存在的街头整体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这一时期上海城市街头的丰富景观。

“外来者”和“未知者”是城市街头中的特殊部分，他们凸显了街头景观的异质特征。除此之外，城市街头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也是张才的镜头所关注的对象，在这些作品中，街头的捏面人、耍猴戏、茶摊、剃头理发师、街头牙摊、台湾米粉摊、猪肉摊、小商贩等丰富多彩的市井景象均被纳入张才的镜头中，这些影像远离摩登的现代景观、也非边缘的城市流浪人群，却展现了真实而生动的近代上海街头市井生活，它是城市街头更加真实平和的一面，却并不乏味。

总之在张才的上海街头中，我们能够看到丰富多元的城市街头景象，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城市空间景观，它异质多元，流动不安，同时充满活力。它就像一个奇特的充满了“陈列品”的景观博物馆，另摄影师在其中流连忘返，也让观者惊叹。

三：“陌生人”消失的上海街头

解放后的上海街头，由于政治权力的更迭，城市的街头景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此对比解放后的街头景观，也能够更加理解张才镜头中上海街头景象的丰富多元。解放后，新政权在社会生活上对城市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造。上海由异常丰富、复杂、多元的国际大都会转变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社会学意义上的陌生人逐渐消失，思想、行为、生活方式的单一化风格使日常空间中的异质性逐渐减少。政治权力对于街道空间的规训使得此前由陌生人构成的街头景观不复存在，解放后城市管理者通过对外侨的驱赶、游民的遣送、户籍的建立、基层组织的重构等等措施，保证了城市的秩序，使得所谓的城市“陌生人”被抹去，而政权对于城市街头空间的意识形态改造也使此前丰富生动的街头景观变得整齐统一、单调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