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曾经有过这么一号人物，大革命运动时期投身革命队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身居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高位，最终却自甘沉沦，叛变革命，解放后却又异想天开，想凭借早期的革命资历向党伸手要官要位，最后落了个身陷囵圄不得善终的结局。
航拍位于遂川江边的涝港村
曾洪易，江西万安罗塘乡涝港村人，1905 年12月27日生，16 岁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在南昌读书期间，曾洪易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于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0月至12月担任团南昌地委秘书。1924年加入共产党，3月至5月，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委员长。为南昌早期党、团员之一，也是南昌早期的革命骨干分子之一。1925年1月，作为南昌团地委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南昌，于同年3月当选为南昌团地委书记，6月领导发动广大团员和学生积极投入声援“五卅”运动。
1925年10月，曾洪易经党、团中央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1月23日抵达中山大学后，曾洪易与俞秀松、董亦湘、王明等入俄文班学习，1927 年8月5日毕业。江西去的留学生，除曾洪易外，温眷血、王经燕、袁赋秋、夏建中等均在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国，曾洪易于11月1日转入国际列宁学校学习。这是共产国际于1925 年 5月创办的一所为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机构培养干部的学校，中国学生称之为列宁学院，其“中国部”共有学生37 名，其中有曾洪易、俞秀松、周达文、董必武、张国焘、董亦湘、王若飞等人。1929 年4月，他同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国，随后由党中央派到共青团中央工作，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委员、《列宁青年》杂志编辑。
1930 年底，曾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肃整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扶植积极投靠他的王明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大权。王明掌权后，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全力使用和依靠苏联留学回来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学生，26岁的曾洪易被王明领导的临时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驻赣东北代表”，于1931年7月，携带回国后结婚的妻子吴慧英，来到赣东北苏区执掌最高领导权。
闽浙赣省委旧址
赣东北苏区是中国第一批革命根据地之一。1927年底，在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指引下，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先后领导发动了江西横峰、弋阳农民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以方志敏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探索的中国革命之路，在1930年初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被称为“方志敏式”，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并称为四大创建革命根据地模式，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曾洪易来到赣东北苏区后，坚定地执行王明路线：政治上推行“左”倾路线。下车伊始，他便主持召开中共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苏区大反富农路线，要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改造红军。同年9月，赣东北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由于大会的领导权被曾洪易掌握，会上通过的组织问题、苏维埃工作、军事工作、青年团工作等决议案，指责赣东北党不但是李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线的发挥者；说赣东北的党组织大多是征服、拉夫、亲族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进来的，党的基层组织根本不能领导群众，党的组织生活充满着富农意识、官僚主义悲观、消极、畏缩、动摇等表现和倾向，说赣东北的雇农工会是富农工会，赤卫队、少先队等组织没有成为群众斗争的组织，必须加以彻底改造等等。当然，这是那些钦差大臣的共同语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军事上推行盲动冒险主义。赣东北苏区从1927年冬创建起，在方志敏等人领导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多次进攻和 “围剿”。 1931 年 7月，第三次反“围剿”由曾洪易等指挥作战，他以“保卫苏区”“不丢失苏区一寸土地”为口号，拒绝方志敏等提出的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属于无堡垒地的皖、浙、赣边发展的主张。在打通和中央苏区的联系的口号下，指挥红十军向敌人力量比较集中且有堡垒的地区进攻。结果，红十军历经半年多的苦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大部分被敌人占领。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曾洪易到赣东北后，主持召开的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议，以开展反富农路线、改造党为由，改组了赣东北特委，将与方志敏、邵式平共同创建了赣东北苏区、担任特委组织部长的黄道，调往闽北分区委工作，将特委常委吴先民、执委邹秀峰等人排挤出特委执委班子，而将同他一道到赣东北苏区的聂洪钧任命为组织部长。同年 9月，赣东北特委升为省委时黄道、吴先民等也被排出常委之外。 肃反中大搞扩大化。曾洪易在赣东北苏区大力推行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错误的肃反经验，他不顾方志敏等人的反对，将赣东北苏区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共赣东北省委委员、红十军代理政治委员吴先民，早期暴动领袖黄镇中、汪佑春，团省委组织部长汪明，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兼粮食部长张天松，文化部长叶林，红十军第四旅政治委员叶蓉，红十军独立团团长罗英，赣东北红军医院院长邹思孟等加以错杀。
1932年底，赣东北根据地扩大到闽浙赣三省。闽浙赣根据地东临东海，西接鄱阳湖，北靠长江，南达闽江，闽赣之间的武夷山、皖赣之间的鄣公山、黄山、江西的怀玉山，浙江的仙霞岭，绵延横横亘，山峦叠障，地势险峻，构成了武装割据的天然屏障，得天独厚的游击地带。这里河流交错，信江、抚河、乐安河、新安江、崇阳溪等灌溉系统纵横，水网密布。边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以农业主的自然经济比较发达，能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
1933年春，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万永诚调往中央苏区，曾洪易接任省委书记。同年 12 月，曾洪易又调往中央苏区，由方志敏接任省委书记。1935年1月，曾洪易出席了在瑞金县召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至6月，曾洪易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同年7月，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曾洪易被任命为中央代表，随军从瑞金出发，一路转战福建、浙江、安徽等省，于11月1日再次到达闽浙赣苏区。同月，经方志敏、聂洪钧等电请中革军委同意，曾洪易留闽浙赣苏区工作，再次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红七军团则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红十军团，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钩、刘英等人率领继续北上抗日。
曾洪易重回闽浙赣苏区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在反“围剿”节节失利的情况下，他对革命悲观失望，思想动摇，天天唉声叹气，省委召集欢迎大会，请他去报告全苏二大的决议，他只是坐在省委机关闷声不语，情绪十分低落。这段时间，他经常在一些负责干部面前散布“野战军出动(指主力红军长征)不是胜利的出击，而是被逼没有办法”，“五次围剿敌人是胜利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告一段落”，“布尔什维克要学会退却”等等。不仅如此，他还私自去电中央苏区分局，要把省委党政军群机关搬到闽北去，名义上是为了保存党政军群机关，实际上是要逃跑。曾洪易这一言行立即受到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的严厉批判，项英对他提出了严重警告，指令省委开会对他开展批判，停止他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的职务。闽浙赣省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议对他开展斗争，并由省委组织部长关英代理书记。
曾洪易停职后，在1934年12 月被派往闽浙赣苏区东部边沿浙江省江山县担任区委书记。他的手底下只有5个人、6支枪，以这样的力量想在江山县打开局面，难度可想而知。于是曾洪易果断离开了江山县，前往灯红酒绿的上海。来到上海后，他的生活开始变得窘迫，有时候不得已还要向家里伸手要钱。就在曾洪易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了同乡同学王立生。王立生曾经担任过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等职，与曾洪易的关系非常好，但他在1929年被捕后就叛变投敌做了特务。二人见面之后，王立生极力劝说曾洪易去南京自首，凭借曾洪易在俄国的留学经历以及在红军中担任的职务，完全可以在国民党政府那边得到高官厚禄。
在王立生的劝说下，曾洪易动了心。1935年5月，曾洪易在王立生的陪同下来到南京，住进了“留俄同学招待所”。这个招待所不对外开放，它只招待曾经在苏联留学、参加了我党但又自首变节的人。只要来到招待所，填报一些登记表格，就算完成了自首手续。叛变后的曾洪易，每个月从招待所领取20个大洋的生活费。1936 年春，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训练工作的王杰夫找他谈话，要他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开办的军事游击训练班去担任军事政治教官，讲授游击战争战术和对敌政策等课程，他在那里讲了一期，为时一个多月，因为身体不好，经王杰夫同意不再去了。1936年8月，曾洪易加入了国民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联政府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派出总兵力为一个大队、配备有各种飞机70余架的航空志愿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国民党方面鉴于曾洪易懂俄语，从1937年12月起，调他到航空委员会所属南京、武汉、西安等地飞机场，担任俄语翻译。1938年，曾洪易因国民政府搬迁到重庆，即到航空委员会顾问室担任俄文翻译。半年后又由同事介绍到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当编辑，后因生病丢了工作。1942 年，曾洪易经同学介绍，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第二处当俄文翻译直到抗战胜利。
1945 年秋，曾洪易携妻子刘纾予回到家乡，回乡时行李非常简单，仅用网袋装了一些衣服和日常用品而已。不久，妻子见他家生活困难就与他离婚回了四川，并从此断绝了联系。迫于生计，曾洪易在家人陪同下，找时任县立中学校长的同学朱景云帮忙，在该校当了一名英文和历史教员。
1949年8月，四野第48军兵扫赣中南，曾洪易的家乡获得解放。在解放军到达前一两个星期，曾洪易看到国民党县、乡政府已经瘫疾，即出面号召群众送柴送米欢迎解放军，号召商人不要逃避，商店不要关门。解放军入城后，又动员群众参加会议，并经常和县、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接头。9月初，曾洪易找县委书记兼县长刘彦请求安排工作，在听完他自我介绍的简历和资历之后，年轻的县委书记兼县长惊得差点儿掉了下巴！面对这么一位到底是神是魔还难以辨认的大仙，县委书记只能一边暂时安排他到县中继续任教，一边将情况火速层层上报，曾洪易仍在家乡活着的消息就这样报到了省里。当时，一批赣东北苏区出去的老干部正好回到了江西担任领导职务，首任省长“S大哥”接报后喜出望外。不久，中共吉安地委就接到省里关于逮捕曾洪易的指示。地委立即派专人汇同县委、区委找到曾洪易，以“到吉安教俄文”为名，要他前往地区。此时的曾洪易还天真地认为，党真的没有把他忘记，让他发挥所长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只带了一点日常所用衣物和过去在家赋闲时翻译的《世界名诗人译诗选》第一、二两辑手稿和自己创作的《祖父行》诗稿一本，就欣然随人到了地委。地委派出地委常委、组织部长亲自找曾谈话，了解他的经历，并陪同他到了南昌。曾洪易抵达南昌后即被省公安厅收押。1950 年 2 月，省公安厅将他和叛徒涂振农、缪庄林三人押送到了武汉中南区公安部关押，尔后由中南区公安部派人把他们押送到北京德胜门监狱。
曾洪易押送到北京后，首先在公安部接受预审。预审中，他写了很多交待材料，交待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同时也提出了许多请求。主要是请求派他当中国驻苏联总领事，并提出涂振农可随他赴任领事馆秘书；请求介绍会见中央负责同志，以便对他的问题有适当的理解和他的工作能迅速解决；请求帮助将所携带的《世界名诗人译诗选》和《祖父行》交书店出版等等。曾洪易这些“请求”，理所当然地不可能得到答复和达到目的。1951年10月24日，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曾洪易叛党投敌，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严重的破坏了人民解放事业”的罪名，将其“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是，就在行刑报告批复下达前，曾洪易于11月9日因患严重结核病死于狱中，时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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