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中国文明的顶峰和衰落（一）
这一章，作者带着我们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领略了中华文明的顶峰风光，也慨叹了其衰落的悲凉，并结合史实分析了这背后的具体原因。
一、中国文明的顶峰
因为科举制的普及，中国历史到了宋代，由半贵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这一演变，令皇权终于摆脱了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威胁，真正做到了独尊。
宋代实现了“富不过三代”，科举制导致社会流动性剧增，由底层爬上去容易，而从顶层掉落到底层则更容易。因为权力及身而止，再加上中国的诸子均分制，富家大族的传递变得极为困难。世家大族的命运终结了，地方上再也没有可与政府相抗衡的庞大家族了。因此，君主独裁统治正式拉开了帷幕。
不再有贵族和皇帝相抗衡，舞台成了皇帝的独角戏。所以，赵匡胤才能杯酒释兵权，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修改，让中国由尚武变成崇文。此外，还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把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将地方权力一分为四，相互制衡。由此皇帝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君权达到巅峰。
但是，宋代的集权与后世不同的一点，也是宋代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君权强化的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宋代政治继承了唐代“封驳制度”和“谏官制度”的成就，同时，科举取士的普及，让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得到复兴，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宣称，皇帝虽然可以命令大臣，但是不能违背道理；大臣虽然要为皇帝服务，但是不能盲目曲从。
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也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的重要性。据说赵匡胤曾在石碑上留下遗嘱，告诉后代皇帝不得杀掉给皇帝提供意见的人。不管此事是否属实，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君臣间一条不成文的约定。文官犯了再大的错，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贬官而已。所以，苏东坡一贬再贬，被贬到了荒蛮的天涯海角，项上人头依然安稳。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宋真宗有一次派人拿着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沉，诏书的内容是封他宠幸的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不合理，什么话也没说，当着太监的面，把诏书放到蜡烛上一把火烧掉了，然后对太监说：“你就跟皇上说，我不同意。”皇帝只好作罢。瞧，就是那么牛！
宋代还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就是集体决策，遇到重大问题，要文武百官一起开会，大家商量解决，皇帝不搞一言堂。有的时候，如果这项政策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影响到某个行业，还会邀请老白姓参加，就像今天的政策听证会。
比如宋太宗的时候，要起草关于茶叶经营的法律，就专门请来几十名经营茶叶的商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北宋熙宁年间，在改革财政税收制度之前，朝庭专门请市井商人，包括杀猪卖肉的，都到朝堂上参与讨论。这在其他朝代，绝对是匪夷所思的。
宋代政冶当然也存在着传统政治的大量弊端，比如重文轻武、防民过甚，内防实力下降；比如地方分权过甚，官员数量过多；再比如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总体来看，宋代仍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峰。
宋代享有空前绝后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出现了许多民间的小报，称作“新闻”。这种小报非常注重时效性，由于消息新奇快捷，发行面广，势头甚至压倒了政府发行的朝报，因而利润颇丰，成为我国最早的新闻产业。
另外，宋人还享有广泛的结社自由，只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证人民的结社集会自由，从不加以干涉。宋代演戏，经常讽刺朝政。比如奸臣秦桧走后门，让自己的儿子成了状元，结果不久，就有人把这件事编成了一出戏，公开演出，秦桧也无可奈何，没法处罚。
推动文明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中国2000多年不停的循环，实际上反映出两方面力量的较量，君权与臣权，中央与地方。这种较量曾经达到了一种难得的平衡，导致即使在基于君主利益而设计的大一统郡县制度的框架内，君权也曾经得到过比较有效的约束，大一统郡县体制在遭遇危机后终获平衡，因此收获了比较辉煌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成就。
这个平衡就是在宋代实现的。
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就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曲折发展，在宋朝达到了文化的高峰。
日本学者官崎市定把宋代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则说：“（在宋代）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宋代在比较高的政治文明的基础上，也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的顶点在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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