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

含露数枝萌，一丛风雨惊。

容颜非得意，仪态足倾城。

脉脉藏天格，幽幽思帝京。

村人爱其色，辗转到三更。

---

此诗咏牡丹，实以寄人。我想尝试运用“谐隐”的手法写点什么，可我向来没什么诗意，写来写去也不过是一点不值一提的小情绪。

“诗的谐隐”原来大抵的意思乃是指不合适直言而需要婉转表达的一种手法，古时候多在民间使用，借以讽刺不合适直接谈论的人事。这手法因为时常被借用来对人事物作冷嘲热讽，很被士大夫看不起，直到刘勰《文心雕龙》为之专作一篇进行了讨论，这种手法才慢慢通过主流文艺发展起来。但在刘勰以前并不是没有人采用这种手法，比如我们熟悉的《离骚》，有句云：众女嫉余之峨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本意是悲愤地谴责王庭内的士大夫善于无事生非，嫉贤妒能。又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里董卓进京弄权时，有一首小儿传唱的歌谣：千里草，何青春，十日卜，不得生。咒骂董卓没有好下场。

这都是“谐隐”。

使用“谐隐”手法的，我们知道唐初张九龄著名的《感遇》：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终于发展出了一众“宫词闺怨”，心照不宣地使用“谐隐”手法进行创作，以描写“闺怨”来表达境遇，成为运用“谐隐”手法进行创作的高峰。

说句不腰疼的，形式上是“闺怨”、“宫怨”，内容是围绕“怨”进行360度发挥，实际上创作心理只有自身境遇一件事，还是局限在“不平则鸣”。从艺术创作上来看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是一种形象的隐喻，两个事物有微妙的共通处。

然而仅仅是因为在“谐隐”方面的意义，才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咏叹，究其根本，创作者内心更多还是伤怀境遇，真正为妇女的处境设想的少得可怜。什么“红颜薄命”完全不是悲悯，而是悲愤——想的都是自家的事。

所以古来这“闺怨”、乃至一切妇女的处境，宫娥也好，闺妇也好，她们的际遇多被认为是合理的，少有人认为应该有些什么改变，怎么去改变。

于是到了近现代，就算再巧思妙想的创作者，也很少会使用“闺怨”的题材，因为现在妇女的地位大大不同于以往。失去了“闺怨”这题材，“谐隐”似乎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发的土壤。

我们来看鲁迅作的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他说这是“拟古的新打油诗”，曾一度有好事者把诗中提到的“美人”挑出来，认为这是有“谐隐”的。我个人认为，谐隐是有的，但究竟在“美人”，还是在“猫头鹰”，须有一番讨论。只不过就中再用“闺怨诗”的思维来看，可能就不大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