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冰鉴》中由“喜怒、跳伏、深浅”论及人心内阴阳之气变化，既是指喜怒哀乐等情感，又指沉静、急躁、胸有城府等各种性格。
具备某一方面特长的人，不是亢奋就是拘谨，不是偏刚就是偏柔。很多都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即使有的知道自己的缺点，也不能以圣人的标准，吸收别人的优点以改进自已的缺点，反而一味地否认，甚至以攻击别人的缺点来掩饰自己的缺点。因此，他们自以为是，亢者愈亢，拘者愈拘，最终使自已无法改造。
申徒狄是商朝谏官，商纣王残暴无情，申徒狄屡谏不听，最终采取最激烈的谏诤一死谏，他抱石投河而死。屈原《楚辞·九章》云：“望大河诸洲之兮，悲申徒之抗迹。”其中哀掉的申徒即申徒狄，这是亢者愈亢。
介子推是春秋晋国人。他对晋文公忠心耿耿，当晋文公流亡时没东西吃，他割下自己的肉给晋文公吃。晋文公回国后，赏赐文武百官，却没他的份，后来他与母亲隐居山上，晋文公为引他做官，放火烧山，烧死了他。拘者愈拘也。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人在一生当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任何人若能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已经非常困难，更何况自己的长短之处被认识之后，能够进一步挥长弃短、肯定自己、纠正缺点、改善自己那就更困难了，所以老子才会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针对上述偏才的性质与优缺点，刘邵做了更深入的剖析，现分别说明如下：
（1）强毅之人，此种人狠强刚戾，不以狠强为警惕，而以柔顺为挠弱，与唐突之心相抵抗，此种人可进行总体规划，可是不能仔细观察其细微之处。
（2）柔顺之人，宽恕容忍而又优柔寡断，不依据事物整体情况进行考虑，遇事常强加忍之，此种人可应付一般事情，却不是办大事的人。
（3）雄悍之人，对待事情勇敢奋起，但常常对事物缺少警惕性，此种人可以克服困难，却不能遵守规定。
（4）惧慎的人，畏惧、小心谨慎地对待事情，可是性格过于软弱，且猜疑心强，因此此种人可以保住自己，却不能竖立节义。（5）凌楷之人，对待事物专断，常以雄辨的外在表现掩盖其内在专断之心，这种人可坚持正义，却不能使众人心服而依附之。（6）辨博之人，此种人能言善辩，对语言泛滥不加以警惕，因而在理论上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在实践上却一窍不通。
（7）弘普之人，博爱而又周到融洽，可在交际上广结朋友，却不注意选择对象，此种人可以抚慰众人，但不能端正风俗。
（8）狷介之人，廉洁而能激浊扬清，不怕道路狭窄继续走自己确定之路，对于好、坏界线清楚，以弘普为污浊而增益其拘谨之心，此种人可固守节操，最终却常常走不通。
（9）休动之人，一味地攀登与超越，以沉静为停滞而增果锐之心，此种人可以进趋在前，却无法容忍自己居于别人之后。
（10）沉静之人，前思后想而考虑镇密，遇事反应较迟钝，此种人可深谋远虑，却不能敏捷而速达。
（11）朴露之人，质朴诚实，不以其诚实作为做人的一种标准，却用奸诈手段来表露其诚实，此种人可确立信用，却不会衡量事情之轻重。
（12）韬谲之人，足智多谋，不以其谋略之离正为警惕，以忠贞为愚真而贵其浮虚之心，此种人可以佐助事务而不能矫正违邪。
刘邵对上述十二种偏才的剖析，非常的细腻与传神，其实我们的四周（包括自己）就有许多此类的偏才，不妨仔细去观察与琢磨。把周围的人全归入这十二种，认真加以分析，或许你将会有新的发现。
从偏才要进而为德行，再从德行进而为中庸、圣人。这固然有赖于学，使质性不致过亢而偏刚，亦不致过拘而偏柔，因此说“夫学，所以成才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恕，取强毅之刚毅而去其激讦，取柔顺之宽容而去其寡断。因此说“恕，所以推情也”。
在人性论中，刘邵是个顺气的支持者，人物禀气而成性，性就是天生的质性，人一出生就有性，是不可变的，可变的是人的情绪而非人的质性，所以认识一个人必须识其质性。这么说来，靠“教之以学”与“训之以恕”改变天生的质性是不可能，因此说“偏才之性，不可移转矣”。由此指出了才性鉴定的心理障碍。
刘邵认为，按偏才的质性加以学习，学习只会增加他的偏，其偏而成为全才的人根本不能改变，因此说：“虽教之以学，才成而随之以失。”可见，偏才固有的本性，非学习所能改变。尽管“学”能让人成才，但成于此，失于彼，偏才之人不可改也。
同样道理，“训之以恕”也只能顺应他先天的性情，后天教育批评对其本性是没有作用的，相反只会越教越偏，因此说“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
因为推己之情各从其心，自然会造成信者逆信与诈者逆诈的现象。“信者逆信”的意思是：由于自己讲信用，就认定人人都讲信用，于是诈骗者能得逞。“诈者逆诈”的意思是：由于自己诈骗，就认定人人都是骗子，于是讲信用的人就无辜被怀疑了。
偏才之人，固守本性，推已之情，各是己能，何道之能人，何物之能周，所以说“故学不人道，恕不周物。”
总之，刘邵认定，人因禀气之不同，必定造成质性上的差异，此天生的质性既不可改变，亦不可培养。如果要改变它，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一个人一生的成就由质性决定，人应依其质性发挥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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