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 • 聂鲁达
是诗，也是爱
——我心中的聂鲁达和他的诗
• 张卫东 •
如果说，我们面前呈现的是一首好诗，我想我们一定会为之怦然心动、为之感怀。当然，对诗的解读肯定是因人而异的，所谓“诗无达估”。因此，当我面对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诗作时，我除了同样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其作品也是伟大的以外，不想套用诺贝尔授奖辞和既往的诗评家对他及作品的定评来阐释我的观点。我想，我应当对走进我心中的聂鲁达及作品作出自己的回答，哪怕是粗浅的、有违公允的。
聂鲁达是位怎样的诗人呢？他的生平和他的作品告诉我，他应是一位胸怀博大、充满正义和爱意并富于谦逊及幽默感的人。试想，在他的祖国，拉美一个狭长的国度里，西面临海，东面靠山，除了北上或南下，能够自由涉足的地域确实有限，更何况诗人当时所处的背景和他所倡导的诗风。而诗人却能凭他的智慧，他的独特的眼光，把视野投向全球，投向任何一个他感兴趣的国度，并以他充满激情和个性的表达，用一种自然的形式抒写成诗。而对于他所在的美洲大陆，他以他的勇敢、坚忍不拔和超越的诗笔，同智利另两位诗人：加夫里拉·密斯特拉尔（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列霍一道，刷新了二十世纪中叶拉美诗歌的一代风格，从而将当时处于现代主义后期的、没落的拉美诗歌引领上了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从我所读到的他的诗作中，我以为他完全是在用灵魂、用生命与社会和大自然碰撞，并赋予作品敏锐的政治意味，闪烁出耀眼的人性火花，即与所有的“存在相同”。正如他在1956年出版的《新元素之歌》中所说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从孤独、自省及不协调的困惑中体悟到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如果说他的作品无处不透射出博大与精深，我想，理由正在于此。
由于直面社会、介入现实、贴近大自然，聂鲁达的诗歌无不表现出极强的正义感和满是激情的爱意。如他的《怒火与痛苦》、《我作些解释》等诗，通过自身在西班牙战争中的经历，发出了对饱受战火动难人们的极大同情和对战争制造者的无比愤怒。他象一位爱好和平的信使，而爱好和平的人总是善良并充满爱意的。在《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等有着青春恋情的诗作中，则表现出他沉浸于孤独、自省与不调和的矛盾中对人性、心灵的终极关怀。同样，在他的《漫歌集》中，诗人抒发了他对祖国大地的美丽富绕及昔日伟大历史的自豪，并同时折射出诗人对祖国和他的人民所遭受的殖民屈辱及未来命运的忧思和希望。如他的长诗《马楚·比楚高峰》。读到这些诗句，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感到蕴藏于诗人心中那永恒的、美好的爱。由此，我以为聂鲁达当年在说出“首先诗人应当写爱情诗。……写歌颂自己祖国……的诗”这句话时，他诗写中的“爱”已远远超过了一般“爱情”的意域了。不是吗？当我一次次捧读他写于不同时期的诗作时，我感到诗人所要表达的爱已是涵盖于男女、亲情、祖国、民族、人类、世界、乃至宇宙、自然万物之博爱了。因为这爱，他的诗作带给二十世纪世界文坛的不仅仅是诗歌本身的突破和创新，而是带给了整个人类一种幸福。正如他所说“我的诗和我的生命象美洲的一条大川，象智利的一条湍流，它源于南部高山隐秘的深处，一泻千里，滔滔入海；我的诗承载着这股洪流的一切……并在人民心中畅流。”
以往人们评价聂鲁达的作品及他为文学所做的一切，往往是从他的诗歌本身（主题、内容、语言、技艺、风格等）、他的诗写成就、诗写背景和行为的角度展开。当然这是必要的。但除此以外，我觉得还应从他的人性及人格等方面来解读他的写作行为和文本。是的，透过他的众多诗行，我常常感到他极富生活本身的一面。臂如在《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我仿佛看到诗人为情所倾、所扰、所困、所苦、所累、所痛的表情，看到现实中的他愁肠百结、食不甘味的面容和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地在房间来回踱步。……；当读到《西班牙在我心中》一辑，我觉得我分明就跟随着诗人穿行在西班牙内战的硝烟之中，看着他怎样冒着战火，踩过瓦砾堆、从断壁颓垣中抱起一个个死于非命的儿童。否则，我真难想象诗人能写出如下诗行：“每座死亡的房屋里出现的不是鲜花/而是炽热的金属，/西班牙的每个洞穴/出现的是西班牙，/每个死去的儿童身上出现一杆瞄准的步枪，/你们的每一件罪行都铸造了子弹”；再读他的《漫歌集》中的《马楚·比楚高峰》一诗，则让人感到诗人那时而行走于街巷，时而独坐在灯下，时而追忆往昔，时而举目眺望的形影，抑或看到诗人好象就跋涉在安第斯山脉那条通往美洲原始民族印加人在秘鲁境内的那座古城废墟的山道上。看到他为民族昨天的辉煌而激动，为祖国所遭遇的侵犯、凌辱而愤怒的脉搏；虽然马楚·比楚从自然的角度看，海拔并不算高，而诗人在此给它冠以“高”字，显然有另一层更深的寓意，我理解为一种境界，一种“爱与恨”、“生与死”的境界。而透过《流亡者》的字里行间，我似乎看到他正骑着马和那些为了祖国和民族的独立自由而遭遇当局追捕的人们一道，在南美大陆上东躲西藏并和人民成了朋友；看到作为外交官的他平日里风度翩翩，充满智慧地出现在一个个外交场合，举起一杯杯酒，沉着、机智、友好、潇洒地向主人或客人微笑着频频致意……；有时读到他的《新元素之歌》中的某些诗行，甚至觉得诗人就坐在我写作的灯前，平和、默契地同我侃侃而谈……；尽管诗人那时或许正和他的第三位夫人乌鲁蒂娅手挽着手，在南美、在世界的某个海滨、甜蜜而闲逸地踩着沙滩，踱着碎步；而他的《欧洲的葡萄园》、《中国大地之歌》等更使人感到在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涉猎全球、超越国界、超越民族历史文化，以诗的魅力融化语言障碍的坚冰，以他人性的力量拥抱整个世界文明并将自身融于自然的可能。而这一切，正是他爱的具体呈现并远远超过了诗本身。
在当下这样一个所谓的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和西方后工业文明的日趋发展使人们迫于各种物质与信息的挤压而终日忧心忡忡、心力交猝、疲惫不堪的时候，聂鲁达的诗歌实践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对每一个遭受屈辱和孤独心灵的抵达和抚摸。而借以诗来表达，无疑聂鲁达是成功的、卓越的。
可以说爱的情感几乎贯穿于聂鲁达诗作的始终。而为了有效的表达这一主题，作为一代语言大师，我觉得他除了在作品内涵上所作的不断挖掘、拓展外，在作品形式和语言运用上也是独到、堪称一绝的。在他的每一首诗中，诗人几乎都在追求一种语言速度的变化和音律的起伏；时而如高山流水，时而如江河奔腾；时而低吟浅唱如风和日丽、溪流潺潺，时而雄浑高蹈如狂风暴雨，惊涛拍岸。只要一触及他的诗行，你便会感到他语言的简洁、自然、流畅，感到那种承转自如、贯通一气如万丈飞瀑、一泻千里的诗兴与神韵，几乎没有什么刻意的打磨，更不显刀斧痕迹。如是，你将赞叹大师诗艺的精湛并折服于诗人极强的诗学修养、语言功力以及缘于上天的智慧之光。他通过诗的写作对西班牙语的贡献，向我们证实了作为诗的语言的可驾驭性和创造性。而他诗中表现出的豪迈、深沉、悲怆的政治激情，又仿佛使我感到诗人那采撷于北美和欧罗巴大地上的那种贴近现实的敏锐与大气以及他在作品形式上所展示的自我突破。可见，他于1965年6月被英国牛津大学授予语言与哲学名誉博士学位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也曾因自身的局限，在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晦涩、难懂、不可捉摸的死胡同里徘徊良久……
在现实社会中，从内心深处来讲，人总是孤独的，诗人也许更甚。这孤独使他们永远无法摆脱与艺术、与文学语言、与诗这一形式的纠缠。这是他们的生命所在、灵魂所在、幸福所在、爱之所在。由于年代不同、国别不同，我们显然已不可能同大师在同一时间、地点蒙面或直接对话了。然而，一个伟大的、杰出的诗人仍将以他留存于世的一首首伟大诗作，以他不朽的精神走进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心灵。当我们“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时，当我们在各自的“房间里”从事“个人化”的写作时，当写作的虚幻与无助不断向我们袭来时，我们尤其需要重读巴勃罗·聂鲁达那充满爱意的诗行。
2000.4.8写于成都杉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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