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飞凡博士
世界著名医学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汤飞凡博士；
汤飞凡（1897～1958）是我国第一代病毒学家，医学微生物学家，医学教育家。他曾被视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人。
1897年7月23日，汤飞凡出生在湖南醴陵汤家坪的一个书香之家，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是塾馆的教书匠，思想进步，常常谈论一些诸如“维新、改革”，“学习科学，振兴中华”。这些思想不知不觉地透进了他的心灵。随后即立志学医，意欲振兴中国的医学。
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招生，汤飞凡报名考试，经过不懈的努力（主要是当时需要懂英语而他未学习），被破格录取。
1921年从湘雅医学院毕业
1921年汤飞凡毕业于湘雅医学院；
1921年汤飞凡毕业于湘雅医学院，此后他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助教并从事细菌学研究，1925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1929年回国，历任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等职。
在1928年日本学者野口英世从沙眼材料里分离出“颗粒杆菌”并称其为病原菌，重新提出由微生物学创始人之一的科赫提出的“细菌病原说”，后来这个说法被汤飞凡用亲身试验，从1932~1935年的3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细菌病原说。最后这一结果得到国际上的公认，野口英世就此从细菌学教材中消失。
1950 年代，沙眼流行极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发区因此失明的占人口总数1%，视力严重受损的占10%。中国沙眼发病率高达55%，致盲率5%，边远农村患病率达80-90%，所谓十眼九沙。研究沙眼病原体，从而找到预防治疗的方法，在当时是是一项有着巨大意义的科研工作。
1954年，汤飞凡又恢复了因为抗战而中断了近20年的沙眼病毒研究， 1957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全国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
其实他心中早已制定好了研究计划，循着30年代时期自己试验观察的结果，凭借“沙眼病原体是比牛痘病毒更大的、接近立克次体的‘大病毒’，许多性质近乎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芽肿病毒”的这条思路，同步进行了沙眼包涵体研究、猴体感染试验和病毒分离试验。为了保证病理材料可靠，他特别请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张晓楼鉴定所选的典型病例，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了沙眼病毒的分离工作。
随后汤飞凡带着助手从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取回的201例材料里，找到48例包涵体，并将包涵体归类于四种形态：散在型、帽型、桑葚型和填塞型，并记录了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澄清了自1907年发现眼包涵体以来的混乱认识；同时，猴体感染实验也获得了成功，并且他发现猴子与人的眼结膜解剖学构造不同，猴子患沙眼后没有瘢痕和血管翳；他们还在猴子的沙眼病灶中找到了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猴眼包涵体。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取得了众多成功，尽管为了试验耗尽心力，但这一年他们所进行的分离病毒尝试最终还都是失败了。
1957年7月，他重新开始分离病毒试验。他没有采用荒川的绒毛尿囊膜接种，而采用了研究立克次体常用的卵黄接种。他分析了影响病毒分离的因素，认为除了选择敏感动物和适宜的感染途径外，还需抑制杂菌生长，决定在标本中加抗生素作为抑制剂。因为当时临床上已经知道链霉素治疗沙眼无效而青霉素有无疗效还不明了，所以他选了这两种抗生素。没想到这次试验竟然非常顺利，8次试验后就分离出了一株病毒——这便是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汤飞凡将它命名为TE8，T代表沙眼(Trachoma)，E代表鸡卵(Egg)，8便是指第8次试验，而后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验室更愿意将它称之为“汤氏病毒”。
随后，他通过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发现青霉素能杀死病毒，便又采取了链霉素抑菌法，取消了青霉素，加大了链霉素的量，延长了链霉素在标本中的作用时间，将病毒分离率提高至50%，在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又连续分离出了8株病毒。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沙眼。
将细菌接入自己眼中
冒着失明的危险，把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
为了观察全部病程，汤飞凡冒着失明的危险，带着这只红肿发炎的眼睛坚持工作了40天，记录了沙眼完整的病程，证实了TE8的沙眼致病性，才接受医生的治疗。
沙眼病毒分离成功的结果一经发表，长期低迷的沙眼研究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高潮，英国、美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的医学者们也纷纷使用汤飞凡的方法，相继分离出沙眼病毒。有了病原体便可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从而确定了沙眼和鹦鹉热及鼠蹊淋巴肉芽肿的病原体同属于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一组微生物。这导致了后来微生物分类的重大变革，增加了一个衣原体目，沙眼病毒正式改名为沙眼衣原体，而汤飞凡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衣原体之父”。
抗战时期的汤飞凡：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了亡国奴，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又有什么用！”一直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的汤飞凡再也无法坐在租界里偏安一隅，他选择投身抗日，加入了中央防疫处这一集防疫、微生物研究和药品研制的全国性机构中，随后中央防疫处迁往昆明，他作为所长开始正式带领着一批年轻的学者，主持防疫处工作，在后方为抗战生产急需的血清和疫苗。
他以医生的身份，参加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前线医疗救护队，他所工作的救护站，一直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数次几乎被击中，但汤飞凡却镇定地说：“我干这个最合适，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中央防疫处的研究人员们在深居内地的云南地区，也坚持阅读世界各国的学术资料，交流讨论世界微生物学的发展情况。每周，汤飞凡都在自家举行读书会进行文献讨论，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文献讨论会，拉开了我国研制青霉素的序幕。
《自然》杂志的报道
李约瑟教授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对汤飞凡主持的昆明中央防疫处所作的介绍；
后来，
在反右运动中，不堪凌辱的汤飞凡服安眠药自杀。
1957 年整风反右运动后，接踵而来1958年经济上的大跃进运动，又伴随着政治上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在医学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运动中受保护的一流学者。汤飞凡首当其冲，横遭批斗凌辱。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被称为“衣原体之父”。
1979年，因为医学界为汤飞凡平反的呼声太大，卫生部于6月为汤飞凡举行了追悼会。
去他去世22年后，国际医学界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
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1979年，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完成了一部关于野口英世（前面有提到，理论被汤飞凡推翻）的长篇小说，使野口英世被日本人重新发现，并受到了极高的尊重。
如今，野口英世在纽约的墓地，成为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的日元上，也印上野口英世的头像，而那场较量真正的胜利者汤飞凡，却逐渐被我们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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