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洛伊德的《哀伤与忧郁》

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自恋性精神障碍的原型，现在我们试着通过将其与哀伤的正常情感进行比较，来阐明忧郁的本质。然而，这次我们必须从承认开始，以警告对我们的结论价值的任何高估。

忧郁的定义即使在描述性精神病学中也是变动的，它有着各种各样的临床形式，似乎并不能确定无疑地将它们组合为一个单一的实体；而这些形式中有一些显示的是躯体性的影响，而非心因性的影响。除了那些对每个观察者开放的印象之外，我们的材料仅限于少数案例，他们的心因性特征是无可争议的。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放弃所有对我们结论一般有效性的主张，以目前我们能够采用的研究方式，我们几乎不能发现任何不典型的障碍，它们即使不是一整类典型的障碍，至少其中的一小部分是典型的，我们应当通过这样的反思来安慰自己。

忧郁与哀伤之间的相关性，似乎是由这两种情况的总体图像所证明的。

此外，据我们所知，由于环境的影响而引起的使人激动的原因，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

哀伤通常是对失去所爱之人的反应，或者是对失去了某种抽象事物的反应，这种抽象事物代表了诸如一个人的祖国、自由、理想，等等。在有些人身上，同样的影响产生了忧郁而不是哀伤，我们因此怀疑他们有一种病理性气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哀伤涉及对正常生活态度的严重偏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它作为一种病理状态，也不会提到需要医学治疗。我们指望过了一段时间就能克服它，我们认为对它的任何干预都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忧郁的明显精神特征是极度痛苦的沮丧、对外部世界兴趣的中断、失去爱的能力、所有活动的抑制，以及自我关涉感降低到一定程度，在自我责备和自我辱骂中可找到相关表达，并且在一种对惩罚的妄想性期待中达到顶峰。

当我们考虑到，除了一个特征外，这些同样的特征都会在哀伤中被碰到，这幅图像就变得更可理解一些了。

在哀伤中并没有自我关涉感的紊乱，但是其他特征是相同的。

深切的哀伤是对失去所爱之人的反应，包含着同样的痛苦心境，同样失去对外部世界的兴趣——这样就同样失去接纳新的爱的客体（这意味着要取代他）的能力，以及同样远离任何无关乎想到他的活动。

很容易看出，这种自我的抑制和限制是一种对哀伤的完全虔诚的表达，没有任何留给其他目的或其他兴趣的余地。的确仅仅因为我们很清楚如何解释它，所以这种态度在我们看来不是病理性的。

我们应当将之视为一种恰当的比较，也可以把哀伤的心情称为一种“痛苦”心情。当我们能够对痛苦的经济学给出特性描述时，我们可能会看到这样做的正当理由。

那么，哀伤所进行的工作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我不认为用下面的方式来呈现它有什么牵强附会。

现实检验表明被爱的客体再也不存在了，它继续要求所有的力比多应当从对那个客体的依恋中撤离出来。这一要求激发了可以理解的反对——这是一个普遍观察的问题，即人们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一个力比多的位置，实际上，甚至在一个替代品已经向他们招手时，都不愿意放弃。这种反对可以如此强烈，以至于通过一种幻觉性的、一厢情愿的精神病为媒介，发生了对现实的背离以及对这一客体的黏附。

通常情况下，尊重现实会占上风。然而，它的命令不会立即被执行。它们是被一点一点地执行的，其巨大的代价是花费时间和投注能量，与此同时，这个丧失的客体的存在性在精神层面上被延长了。在每一份回忆和期待中，力比多与客体捆绑在一起，现在这些回忆和期待都被调出来并被高度地投注，与此相关的力比多分离就完成了。通过这种妥协，现实的指令被逐个地执行，为什么这个妥协如此地极度痛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是完全不容易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痛苦的不愉快感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然而，事实是，当哀伤的工作完成时，自我再次变得自由和不受约束。

现在让我们把我们所了解到的有关哀伤的知识应用到忧郁上。在一组情形中，很明显，忧郁也可以是对失去爱的客体的反应。不同情形下，使人感到刺激的原因不同，人们可以识别出，存在着一种更为理想类型的丧失。客体可能实际上没有死，但是作为爱的客体已经被失去了（例如，在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孩被抛弃的情况下）。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人们感到维护如下的信念是合乎情理的，即这种丧失已经发生了，但是人们不能清楚地看到已经失去的是什么，完全更合理的是去假定患者也无法在意识层面上感知到已经失去的是什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可能是，即便患者意识到造成他忧郁的丧失，但只是在某种意义上他知道他失去了谁，但不知道他内在失去了什么。

这可以提示我们，忧郁在某种程度上与从意识中被撤退的客体-丧失相关，与哀伤相对比，在哀伤中与丧失相关的一切都不是潜意识的。

在哀伤中，我们发现自我全神贯注于哀伤工作中，这完全可以解释个体的抑制和兴趣丧失。在忧郁中，不明的丧失也会导致类似的内部工作，因此也可以解释忧郁性的抑制。区别在于忧郁的抑制对我们来说似乎很让人费解，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如此完全地吸引住了这个人。忧郁症患者除了表现出缺乏哀伤之外，还表现出一些别的东西——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大大降低，自尊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

在哀伤中，世界变得贫癖和空洞；在忧郁中，自我本身变得贫癖和空洞。患者给我们呈现的他的自我是毫无价值的，没有能力实现任何成就，在道德上是卑鄙的；他责备自己，诋毁自己，期待被驱逐和被惩罚。他在所有人面前卑躬屈膝，并且同情他自己的亲成，因为他们与这样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联系在一起。他不认为在他内部已经发生了改变，而是将他的自我批评延伸到过去；他宣称他从来没有好转过。这幅(主要是道德方面的）自卑感的妄想画面，是通过失眠和拒绝摄入营养来完成的，而且——在心理层面上非常显著的是——也通过克服所有生物用以维持生存的本能来完成。

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治疗的角度反驳，这样一个对他的自我提出这些指控的患者，同样都是徒劳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应该无疑是正确的，他一定是在描述在他看来是什么样子的事物。的确，我们必须立即毫无保留地确认他的一部分言论。他的确如他说的那样缺乏兴趣，没有能力去爱和获取成就。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都是次要的；是内在工作的效果消耗了他的自我——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工作，但是这与哀伤的工作相差无几。

在我们看来，在某些其他的自我谴责方面，他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仅仅就是他比那些不是忧郁症患者的人对真相具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当他加剧自我批评时，他将自己描述为小气的、自我中心的、不诚实的、缺乏独立性的，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藏起他自己本性中的弱点，就我们所知，他可能已经接近了解自己了；我们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不得不先得病了，他才能接近这样的真相。因为毫无疑问，如果有人持有并向他人表达像这样的对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哈姆雷特持有的对自己和其他所有人的观点）,他就是病了，无论他说的是真相，还是他对自己或多或少有些不公平。

也不难看出，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在自我贬低的程度和其真正的理由之间，并没有一致之处。

一位良善的、有能力的、认真的妇女在她发展出了忧郁症之后，把自己说的比那种实际上毫无价值的人也好不了多少；的确，前者可能比后者更可能患上这种疾病，对于后者我们也应该没什么好话可说。

最后，一定会让我们震惊的是，毕竟忧郁症患者的行为方式与一个以正常方式被懊悔和自责压垮的人的方式不完全一样。在他人面前的羞耻感，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描述后一种情形的特征，但是这在忧郁症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说至少在他身上不是突出的。忧郁症患者可能会强调他内心存在的一个几乎相反的特质，即迫切交流，这种交流在自我暴露中找到了满足。

因此，重要的事不在于忧郁症患者令人苦恼的自我贬低是否正确，也就是他的自我批评是否与其他人的看法一致。重点应该是，他对自己的心理状态给出了正确的描述。他已经丧失了自尊，他对此一定有很好的理由。的确，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矛盾，即所呈现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与哀伤的类比使我们得出结论，即他承受着与客体丧失相关的痛苦；他告诉我们的东西指向与他的自我相关的一个丧失。

在我们探究这个矛盾之前，让我们仔细想一想忧郁症患者的障碍所提供的关于人类自我构成的观点。我们看到在他内部自我的一个部分如何与另一个部分对立起来，批判性地评判它，就好像把它当作自己的客体。

我们怀疑，此处从自我中分裂出来的这个批判性的代理可能在其他情况下也显示出其独立性，这个怀疑将在每一次的进一步观察中得到证实。我们将切实找到依据，把这个代理与自我的其余部分区分开来。此处，那个我们越来越熟悉的代理通常被叫作“良心”；我们将把它，连同意识的审查和现实检验纳入自我的主要体系中，而且我们将找到证据表明，它会因为自身原因而患病。

在忧郁的临床表现中，基于道德考虑的对自我的不满意是最突出的特征。患者的自我评估很少涉及身体上的衰弱、丑陋或软弱，也很少涉及社交性自卑。在这一类人中，只有对变得贫穷的恐惧和断言占据了突出的位置。

有一个一点也不难做到的观察，可以用来解释上文倒数第二段结尾所提到的矛盾。如果人们耐心地倾听一位忧郁症患者诸多不同的自我谴责，最后难免不会获得这样的印象，即这些谴责中最激烈的部分通常几乎完全不适用于患者自身，但是如果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它们确实符合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患者爱着的，或曾经爱过的，或应该爱的那个人。每一次人们检查这些事实时，这个推测就得到了证实。所以我们找到了这种临床图像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这种自我责备是针对一个所爱客体的责备，这些责备被从客体身上转移到了患者自己的自我上。

因为丈夫被束缚在像她自己这样无能的妻子身上而大声对丈夫表示同情的妇女，实际上是在指责她的丈夫是无能的，在任何意义上她都可能是这个意思。

一些真正的自我责备就散布在那些被转置回来的责备中，对于这点并不需要非常惊讶。这些自我责备得以强行突出它们自己，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掩盖对他人的责备，使人们无法识别事情的真实状态。此外，这些责备源于爱的冲突中的利与弊，正是这种冲突导致了爱的丧失。现在，患者的行为也就更加可理解了。他们的抱怨实际上蕴含了“诉苦”这个词的古老含义。他们并不感到羞耻，也不隐藏自己，因为他们说的一切对自己贬低的话，实际上是在说其他人。此外，他们对于周围的人完全没有表现出那种与无价值之人“匹配”的谦卑和服从的态度。与之相反的是，他们给自己制造了极大的麻烦，而且看上去好像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中表达出来的反应仍然是由一种精神上的反抗集结所发出的，然后，通过某种过程，这种精神反抗集结变成了压抑的忧郁状态。

重建这一过程并不困难。客体一选择是力比多对一个特定的人的依恋，这种客体-选择曾经存在过；然后，由于来自这个被爱的人的真实的怠慢或失望，这一客体关系支离破碎了。其结果并不是正常的将力比多从这个客体中撤出并置换到新的客体上，而是出现某种不同的结果，为了它的到来，各种条件似乎是有必要的。客体投注被证明几乎没有阻抗的力量，而且投注也终止了。但是，这个获得自由的力比多并没有被置换到另一个客体上；它被撤回到自我中。然而，在那里，它没有被以任何未指明的方式使用，而是服务于建立自我对这个被抛弃的客体的认同。因此，客体的这个阴影落在自我中，而自我从此以后可以被一个特定的代理评判，好像它就是一个客体，那个被抛弃的客体。

以这种方式，客体的丧失转变成自我的丧失，自我与所爱之人之间的冲突转变成自我的批判活动与被认同改变的自我之间的分裂。

关于上述这样一个过程的前提条件和影响，可以直接推断出一件或两件事。一方面，一定存在对所爱客体的强烈固着；另一方面，与此相矛盾的是，客体投注一定几乎没有阻抗的力量。

正如奥托·兰克所恰当评论的那样，这个矛盾似乎暗示着客体-选择是在一个自恋的基础上受到影响的，所以，当客体投注遇到阻碍时，就会退行到自恋中。随后，对客体的自恋性认同就成为情欲性投注的替代，其结果是，尽管与所爱的人有冲突，但是爱的关系不需要被放弃。这种对客体—爱的认同替代是自恋性情感的一种重要机制；卡尔·兰道尔不久以前曾在一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过程中指出了这一点。当然，这代表着从一种类型的客体-选择退行到原始的自恋。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表明，认同是客体-选择的初级阶段，这是第一种方法——是一种以矛盾的方式表达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挑选了一个客体。自我想要把这个客体合并进入自身，而且，它是与力比多发展的口欲阶段或同类相食阶段相一致的，它想通过吞食这个客体来完成这个过程。亚伯拉罕将在忧郁症的严重形式中会遇到的拒绝营养物质归因于这一联系，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不幸的是，我们的理论所需要的结论——罹患忧郁症的倾向（或者这种倾向的一部分）在于自恋类型的客体-选择占据了主导地位——还没有被观察证实。在这篇论文的开场白中，我承认这个研究所依据的经验材料不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假定，在观察的结果与我们已经推论出来的东西之间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在我们对忧郁的特征描述中纳入“力比多从客体投注退行到仍是自恋性的口欲期”这个情况。对客体的认同在移情神经症中也绝非罕见；的确，它们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症状形成机制，尤其是在瘾症中。然而，自恋性认同与瘾症性认同之间的差异可能表现在这个方面：在自恋性认同中，客体投注被抛弃，在瘾症性认同中，客体投注持续存在并清楚显示了其影响，尽管这通常局限于某些孤立的动作或运动感觉中。在所有情形中，也包括在移情神经症中，认同表明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这可能意味着爱。自恋性认同是二者当中更古老的一种，它为我们理解瘴症性认同铺平了道路，这还没有被彻底地研究。

因此，忧郁借用了哀伤中的一些特征，而其他的特征则源于从自恋性客体-选择到自恋这一退行过程。一方面，它像哀伤一样，是对真正丧失一个所爱客体的反应；但是，除此之外，它以一个决定因素为标志，而这个决定因素在正常的哀伤中是缺失的，或者说，如果存在这个决定因素，它将正常的哀伤转变成病理性的哀伤。一个爱的客体的丧失，对于爱的关系中的矛盾性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它使这个矛盾变得有效并且得以公开。在有着强迫性神经症倾向的情形下，由于矛盾性而产生的冲突会使哀伤染上病性色彩，并迫使其以自我责备的形式表达自身，其效果是哀伤者自己要因为失去爱的客体而受责备，也就是，他想要这事发生。这些伴随着所爱之人的死亡而产生的强迫性抑郁状态向我们展示了，当没有力比多的退行性注入时，由于矛盾性而产生的冲突通过自身可以实现什么。在忧郁中，导致产生这种疾病的情形，在极大程度上超出了由于死亡而产生的丧失的明确情形，还包括了所有被轻视、忽视或失望的情形，这些情况可能会将爱和恨的对立情感输入到关系中，或者强化已经存在的矛盾性。这种由于矛盾性而产生的冲突，有时更多源于真实的体验，有时更多源于气质性因素，在忧郁的前提条件中这不应当被忽视。如果对于客体的爱——尽管这个客体本身已经被放弃，但是爱无法被放弃——在自恋性认同中找到了避难所，那么，恨就开始在这个替代性客体身上产生作用，虐待它，贬低它，使其受苦，并从其受苦中获得施虐性的满足。忧郁症中的自我折磨，毫无疑问是令人享受的，就像强迫性神经症中的相应现象一样，它意味着施虐倾向与恨的倾向的一种满足，这种施虐和恨是与一个客体相关的，并以我们刚才正在讨论的方式转到了主体自己的自体上。在这两种障碍中，患者通过自我惩罚的迁回路径，通常能成功地对原始客体进行报复，并且通过他们的疾病成功地折磨他们所爱的人，他们之所以诉诸这样的方法，是为了避免公开表达他们对于他的敌意的需要。毕竟，引发患者的情绪障碍的这个人，并且也是处于患者疾病中心的这个人，通常是可以在患者的直接环境中被找到的一个人。因此，忧郁症患者对于他的客体的情欲性投注，经历了一个双重的变迁：其中的一部分退行到认同，但是另一部分，在由矛盾性所产生的冲突的影响下，被带回到施虐的阶段，这更接近于那个冲突。

仅是这种施虐就足以解答自杀倾向这一难解之谜，这一倾向也使忧郁如此令人感兴趣——以及如此危险。自我的自体之爱是如此无边无际，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原始状态，本能生活是从这个原始状态出发的，自恋力比多的数量如此之巨大，我们看到它们被释放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产生的恐惧中，以至于我们无法设想那个自我是如何同意它的自我毁灭的。诚然，我们很久以来就已经知道，神经症患者内心怀有自杀的念头，这些念头无不是从对他人的谋杀性冲动转向为对他自己的，但是我们也从来无法解释，这些力量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目的。现在，对忧郁的分析表明，由于客体投注的返回，自我只有在将其自身当作客体对待的时候，它才能杀死自己——如果它能够将敌意直接转向自己，这种敌意是与客体相关的，而且代表着自我对外部世界中客体的原初反应。因此，在从自恋性客体-选择的退行中，客体的确被去除掉了，但是它被证明比自我本身更强大。在最强烈的爱和自杀这两种对立的情形中，自我被客体压倒，尽管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

我们曾经提到过忧郁的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也就是害怕变得贫瘢这一点很突出，看起来貌似有理由去假定，这是起源于肛门性的性欲，这个肛门性的性欲已经脱离了它的环境，并且在一种退行的意义上被改变了。

然而，忧郁症还会让我们面对其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段时间流逝之后，它就会逐渐消失，没有留下任何显而易见的变化的痕迹，这一事实是与哀伤共有的特征。我们通过解释的方式发现，在哀伤的时候，具体地执行现实检验的要求，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当这一工作完成的时候，自我会成功地将其力比多从这个失去的客体身上释放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在忧郁的过程中，自我被类似的工作占据；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对于这些事件过程中的经济学都没有任何洞察力。忧郁中的失眠证明了这种情形的僵化，也证明了睡眠所必需的投注的一般性导入是不可能被影响的。忧郁的复杂性就像是一个开放的伤口，将源于各个方向的投注的能量吸到自身这里——在移情性神经症中，我们已经称其为“反投注”——而且，它清空自我，直到它完全穷困。这很容易可以证明是对自我想要睡觉的愿望的阻抗。

可能有一个躯体的因素，也是一个无法从心理上解释的因素，在接近傍晚时发生的规律的状况改善中，这个因素使它本身彰显了出来。这些考虑带来了一些问题，即是否自我内部的一个与客体无关的丧失——一个纯粹的对自我的自恋性打击——可能不足以产生忧郁的表现，以及是否直接由于毒素而导致的自我一力比多的穷困，可能不会产生这种疾病的某些形式。

忧郁最明显的特征，也是最需要解释的特征，就是它转变为躁狂的倾向——这是一种在症状方面与忧郁相反的状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是每一个忧郁患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有些病例具有周期性复发的病程，在间隔期，躁狂的迹象可能完全没有或非常轻微。另一些病例则展现出规律的忧郁和躁狂的阶段性交替，并因此被假定存在循环性精神失常。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在一些恰恰符合这种情形的案例中，精神分析性的方法已经成功地找到了解决方案并产生了治疗性改善，那么人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这些病例是非心因性的。因此，将对忧郁的分析性解释扩展到躁狂，这不仅仅是获得准许的，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不能保证这种尝试将被证明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它几乎不可能使我们远远超出最初的方位。我们有两点可作为依据：第一点是精神分析性的印象，第二点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般经济学经验的问题。几个精神分析的研究者已经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印象是，躁狂的内容并没有不同于忧郁的内容，这两种障碍都在与相同的“情结”作斗争，但是在忧郁中，自我可能已经屈服于这个情结，而在躁狂中，自我已经掌握了它，或者把它推到了一边。我们的第二个线索是由这样的观察所提供的，即所有的状态，如喜悦、欢欣或胜利，都取决于同样的经济学条件，这为我们提供了躁狂的正常模式。这里所发生的是，由于某种影响，长期维持的或者习惯性发生的、精神能量的大量消耗，最终变得不必要了，所以它可以被用于众多用途，也有被释放的可能性——例如，当一个贫穷的可怜人，通过赢得一大笔钱，突然从对日常生计的慢性担忧中解脱了出来，或当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圆满成功，或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能够一下子摆脱某种压迫性的冲动、某种他不得不长期保持的错误立场，等等。所有这些情形的特征在于情绪高昂，在于释放了愉快情绪的迹象，在于增加了采取各种类型行动的准备——就像在躁狂中一样，而且与忧郁症中的抑郁和抑制截然相反。我们可以冒险断言，躁狂无非就是这样的胜利，只是在这种情形中，再次，自我所克服的以及它所战胜的东西仍然是隐藏的。醉酒属于同样类别的状态，可能（只要这是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这里，在潜抑中可能有一种精神能量消耗的暂停，这种暂停是由毒素所产生的。

流行的观点喜欢这样去假设：一个在这种躁狂状态中的人，会从动作和行动中发现这样的乐趣，是因为他是如此的“高兴”。

这种错误的关联当然必须得到纠正。事实是，在上面提到的主体的内心中，经济上的状况已经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他一方面如此情绪高涨，另一方面在行动中又如此不受拘束的原因。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指征放在一起，我们所发现的是这样的：在躁狂中，自我一定是已经克服了客体的丧失（或者它的哀伤盖过了丧失，或者可能哀伤盖过了客体本身）,这样一来，由忧郁症的令人痛苦的折磨从自我那里引入到自身的全部反投注和“束缚”将变得可以获得。此外，躁狂的主体通过像一个极度饥饿的人那样寻找新的客体投注，清楚地展示出他从那个使他遭受痛苦的客体中解脱出来了。

这个解释当然听上去貌似合理，但是首先，它太不明确了，其次，它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和新疑问，超出了我们能够解答的范围。我们不会回避对这些问题和疑惑的讨论，即便我们无法期望能清晰地理解它。

起初，正常的哀伤也克服了客体的丧失，而且在它持续的同时，它也吸收了自我的所有能量。那么，在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为什么就经济上的状况而言，并没有出现任何胜利阶段的迹象呢？我发现不可能马上回答这种反对意见，它也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哀伤是通过什么经济手段来完成他的任务的。然而，也许有一个猜测可以在这里帮到我们。每一个单个的记忆和期望情境，证明了力比多对自己的客体的依恋，它们都遭遇到这个现实裁定，即这个客体再也不存在了；而自我所面对的问题似乎就是是否要遭受同样的命运，它被源于要生存下去的自恋性满足的总和说服，去切断与这个已经被废除的客体的依恋。我们可以大概推测，这个阶段的工作是如此的缓慢与渐进，以至于到这个工作被完成的时候，它所必须的能量消耗也已经消散了。

从这个关于哀伤的工作过程的推测继续下去，并试图对忧郁的工作过程做一个描述，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在这里，我们一开始就遇到了不确定。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从地形学的角度来思考忧郁，也没有问过我们自己，忧郁的工作发生在何种心理系统内以及哪些心理系统之间。在这种疾病的心理过程中，哪个部分仍然与已经放弃的潜意识客体投注相关，又有哪个部分是通过自我中的认同与它们的替代物联系在一起的呢？

从这个关于哀伤的工作过程的推测继续下去，并试图对忧郁的工作过程做一个描述，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在这里，我们一开始就遇到了不确定。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从地形学的角度来思考忧郁，也没有问过我们自己，忧郁的工作发生在何种心理系统内以及哪些心理系统之间。在这种疾病的心理过程中，哪个部分仍然与已经放弃的潜意识客体投注相关，又有哪个部分是通过自我中的认同与它们的替代物联系在一起的呢？

快速而简单的答案是，“客体的潜意识（事物-)表象已经被力比多放弃了”。然而，实际上，这种表象是由无数的单个印象（或这些印象的潜意识痕迹）组成的，这种力比多撤退不是一种可以在瞬间完成的过程，而一定就像在哀伤中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进展是漫长而渐进的。它是在几个点同时开始还是遵照某种固定的顺序，这并不容易确定；在分析中，常常可以明显地看到，先是一个记忆被激活，接着是另一个被激活，而且，那些哀叹总是听上去千篇一律，单调得让人感到厌倦，但它们每次都在某种不同的潜意识来源中升起。如果这个客体对于自我来说没有这样巨大的意义的话——由上千的链接强化的意义——那么，其丧失也就不会造成哀伤或忧郁了。因此，这种一点一点地分离力比多的特性，同样可以归因于哀伤和忧郁；它可能是由相同的经济状况支持的，并且在两者中服务于同样的目的。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忧郁比正常的哀伤包含更多的东西。在忧郁中，与客体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关系；由矛盾性导致的冲突使其复杂化了。这种矛盾性要么是气质性的，也就是说，它是由这个特殊的自我所形成的每一个爱的关系中的一个元素，要么，它恰恰开始于一些体验，这些体验涉及失去客体的威胁。由于这个原因，引起忧郁的刺激性原因比引起哀伤的原因的范围要广得多，引起哀伤的大部分原因是一个真实的客体的丧失，是由客体死亡引起的。相应地，在忧郁中，无数的单独的斗争都针对这个客体，在这之中，爱和恨彼此对抗；其中一方试图将力比多从客体中分离出来，另一方则维护着力比多的这个位置来对抗攻击。这些单独的斗争的定位不能归属于除了潜意识以外的任何系统，这是事物的记忆-痕迹的范围（与词语-投注形成对比）。在哀伤中，分离力比多的努力也在这个相同的系统中进行；但是，在哀伤中，没有任何东西阻碍这些过程沿着正常的路径通过前意识到达意识。在忧郁的工作过程中，这个路径是受到阻的，可能是由于许多原因或这些原因的联合作用。气质性的矛盾本质上是属于被潜抑的；与客体相关联的创伤性体验，可能已经激活了其他被潜抑的材料。因此，所有与归因于矛盾性的斗争相关的一切都维持着从意识层面撤回来的状态，直到忧郁的结局特征出现。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包括受到威胁的力比多投注最终放弃了客体，然而，仅仅是为了退回到它在自我中曾经开始的位置。所以，通过逃进自我中，爱避免了灭绝。在这个力比多的退行之后，这个过程变得可被意识到，而且它呈现在意识中的是一种冲突，自我的一部分与批判性代理之间的冲突。

因此，在忧郁的工作机制中，意识所觉察到的不是这个机制的本质部分，甚至也不是我们可能相信的对这个疾病结束有影响的部分。我们看到自我贬低自己，对自己暴怒发火，我们和患者一样几乎不了解这会导致什么以及它会如何变化。我们会更乐意将这样一种功能归因于这个工作机制的潜意识部分，因为认识到忧郁的工作机制和哀伤的工作机制之间有本质的类似并不困难。正如哀伤通过宣布客体死亡并提供给自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动机来迫使自我放弃这个客体，同样的，每一次对矛盾的斗争都通过贬低客体、诋毁客体，甚至好像要杀死客体，从而放松了对这个客体的固着。有可能的是，要么在暴怒消耗尽自身之后，要么在客体因没有价值而被抛弃之后，这个过程在潜意识中终止了。我们无法知道这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是常规的或更常见的导致忧郁终止的因素，我们也无法知道这种终止对这个疾病的未来进程有什么样的影响。自我可能享受于知道自己比客体更好、更优越而带来的满足感。

即便我们接受了关于忧郁工作机制的这种看法，对于我们正在想要找到领悟的那一点，它仍然无法提供一个解释。我们的预期是，在主导忧郁情感的矛盾性中可找到忧郁完成它的进程之后出现躁狂的经济条件；在这一点上，我们从很多其他领域的类比中找到了支持。

但是，还有一个事实，预期必须在这个事实面前低头。在忧郁的三个前提条件中——客体丧失、矛盾性以及力比多退行到自我中——前两个可以在死亡发生后的强迫性自我责备中被发现。在这些情形中，毫无疑问的是，矛盾性是这种冲突的原动力，而且有观察表明，在冲突终止之后，什么也没留下，这具有躁狂精神状态胜利的本质。因此，我们被导向将第三个因素作为对结果负责的唯一因素。投注起先是被束缚的，随后，在忧郁的工作过程完成之后，投注变得自由，并使得躁狂成为可能，这种投注的累积一定与力比多退行到自恋相关。

忧郁用自我中的冲突代替了针对客体的斗争，这种冲突就像是一个疼痛的伤口，需要极其高度的反投注——但再次在这里，最好是有一个叫停，并且推迟任何关于躁狂的进一步解释，直到我们首先有些洞察躯体疼痛的经济学本质，其次洞察与之类同的精神痛苦的经济学本质。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复杂的心灵问题的互相依存迫使我们在完成每一个询问前将其暂停——直到一些其他询问的结果可以有所帮助。

（本文摘自「论弗洛伊德的《哀伤与忧郁》」p19-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