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算的上是给中国文学开了个好头。这是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即便是对当下如果有人提起王小波那必定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听说过王小波的名号，仿佛要想了解中国的文学史你是很难避开这个人的。
首先接触的是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一听到书名时我便对此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看是谁写的？一看是王小波！那时心理想的是：“这就是王小波写的书呀！”当时对于杂文集没有个明确的概念，了解一个作家首先要从他的小说开始。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片面只谈，当时我就买下了那本令我印象深刻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对于我或者是其他人来说绝对是小波的经典之一，况且这本书的背景还是我一直好奇的“文革时期”。当然满怀这这种浓郁的好奇心，打开了这部经典中的经典。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夸张”的描写“性行为”说的俗一点就是如何如何“做爱”。当然这种夸张是在中国来讲的，国外的已经见怪不怪了！那时我就产生了一种疑问，难道这就是当代大师的著作？当然我犯了一个很致命的思维错误便是“先入为主”。
我们的教育总是再教我们作者想表达什么，他有什么中心思想等等这些没有实质性用处的问题，有些时候作家的灵感来源于一些莫可名状的东西或者是事物，有可能是一个梦，有可能是一件及其微小的事件。所以大多数时候一本书能否成为经典与作者也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大多数时候都是素材自行发展的命运比如：《堂吉诃德》。
再说回小波，为什么《黄金时代》是一部关于“文革”的书，在我眼里讽刺政治的小说多数出现在17——19世纪比较黑暗的欧洲。那时候的小说个人色彩很浓郁，诸如像：契诃夫这样的作家在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很多。讽刺比较辛辣，给人的直观面很强，当然这种小说自然有他的魅力。小波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幽默是浑然天成的，他聪明在哪里，聪明在令寻出路。他选择的方向，我到现在都在感叹，他用一种人的本能，人最基本的愿望，现如今最为常见的行为。来去探寻和还原那个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通过“性”去讽刺社会同时又没有离开文学意义的范畴。
只有在那个年代，那种事情才会被当成是错误的，是丑陋的。也就是从侧面写出了那个年代对于人性的挤压，和思想上的压榨至于所谓的好坏，也不是你我或者小波本人能评价的，我认为一个高明的作家其目的不是代替人思考而是诱发人思考，在这一点上小波完成的相当出色。看完《黄金时代》到《三十而立》才更加印证了我的想法，确实是一部值得推敲的小说。同时小波把握好了文学与政治之间那莫可名的度，这点上国内很多一线的大作家做的非常优秀，诸如像：莫言 余华等等。他们总是会用一种及其巧妙的方法把政治穿插进去，同时又没有过度。不像伤痕文学，不停的去责怪和抱怨，当然也不能说这就是不好的。
小波能成为精神领袖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追捧，在于他撵去了传统文学思路，敢于挑战敢于尝试，但不媚俗，一个有深层次的作家最怕的便是依附于这个时代。小波在尝试大尺度的“性”时，让人很容易产生媚俗的想法，但这是错误的曲解。小波不是一个低俗的作家，这点在他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表现尤为突出，他的思想多数都在杂文集中表现，比如说小波对于《老人与海》中的评价：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但是当人们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这个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扩大了。人类再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他们把飞船送上天空，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做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远不肯或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这句话简直是如雷贯耳，同时对于不停尝试挑战的小波本人也是最好的肯定。即使这种尝试会失败，即使会被人诟病但对于勇于尝试这种勇气是值得赞扬的。那么为何有如此深刻思想的作家为什么一定要在，书中塑造出一种玩世不恭、痞子的形象呢？或许这就是小波的幽默吧！小波对于生活的态度永远都是积极的向上的，同样也是乐观的。
小波的书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甚至连出版都是一件及其困难的事情。即便如此小波的风格依然没有改变，他属于那种不与时代求全的性格。在这一点上，西方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亨利米勒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等等都是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作家即使是自己的书被封被禁，都不影响他们对于文学对于艺术的终极追求。
小波的死来的非常突然，在他没有看到自己成为精神领袖时就走了，或许他对于这些从不在乎。不！他肯定不在乎。有些时候那些创作者在选择原材料时，不会意识到会起到什么影响，比如说名著里的《堂吉诃德》，电影里的《肖申克救赎》都是巧合中成为了经典。
我们应该庆幸，在中国文学史上会出现像王小波这样的作家。所以怀着我最崇高的敬意向这位伟大的作家致敬！
最后和往常一样，用一句话作为结尾：我认为人的一生中总会有某个时刻，需要坚守自己的决定。一个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选择”的时刻。——石黑一雄《无可慰籍》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