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只身一人从北方来上海闯荡,一头栽进海派文化的洪流中,严重水土不服——按照北方人豪爽、真诚的性子工作着、生活着,浑然不知中频频中招,被各种诽谤、流言攻击,多年来深受其害、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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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到余秋雨老师的文章,如醍醐灌顶,顿觉释然。原来余秋雨老师也遭受过如此待遇,因此老师从上海辞职。伤害我们的,余老师称其为上海文化的“掏糨糊”,是比柏杨先生说过的“酱缸文化”更严重的一种现象,是旧上海“五方杂处、帮派横行”的环境中养成的小市民谋生哲学,是上海人的日常消遣,俗称“白相相”,余老师也害怕,避之唯恐不及。
污蔑我的事情,实在是小得上不了台面,甚至令我有些哭笑不得。举几个余秋雨老师经历过的实例,让沪外读者知道“糨糊”是怎么掏的,还望余老师不要怪罪。
其一,几度全国盛传,余老师和妻子离婚了,后来终于找出其中一个上海造谣者,他似乎认识余老师夫妇,在某个场合用平静的男低音叹了一句:“两人早就离了。”谣言闹大后,他轻轻一笑:“我是说他们早就离开了原来的职位。”
其二,整整十几年全国都根据一个上海文人的说法,批判余老师参加过一个“文革写作组”,最后才发现那个写作组是周恩来总理布置成立的鲁迅研究组,而余老师并没有参加。问起那个上海人,他说:“我职位太低,见不到周总理。”
其三,有人说余秋雨并没有像外传的那样为灾区捐款二十万元,于是在媒体上大闹了两个月。等到灾区证明,余老师捐的是五十万元,那个人又笑了:“我说对了吧,不是二十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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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的是,余老师总算是证明了清白。可作为一个小鱼小虾的我是无力翻天了!好在本人心脏足够强大,心态足够良好,以往自己总是用“狗咬你一口,你总不能再咬狗一口”来自我安慰。今天发现自己享受的是与鼎鼎大名的余秋雨老师同等的待遇,心里甚至有点小骄傲。
其实,换个角度想想,对于流言,的确不用太在意。我不是想说什么“流言止于智者”,因为我不认为自己的周围又较多的智者。我是通过多年的实践发现,这种“掏糨糊”的品性似乎已经刻在上海人的骨子里了:他们不仅欺生,也宰熟;他们每个人都会被编排,也都会去编排别人;他们自知自己编排的无根无影,所以也未必相信别人的各种编排。只是他们热衷于道听途说,热衷于传播各种有的没的。正如余秋雨老师说的,这是习以为常的日常消遣,是“白相相”。如果你真的当真了,甚至动怒了,那可就上当了。
写这篇文章,我知道是拉仇恨的节奏,但胸中有言,不吐不快。不过我没有诋毁上海人之意,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我相信拥有这种劣根性的上海人会越来越少,用余秋雨老师的话就是“小市民已动迁,小痞子已年迈”。况且,任由流言横飞的上海也与其国际化大都市的身份格格不入,不是吗?
不过,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还有相当数量的如我之人深陷“掏糨糊”的泥淖之中,那就用余秋雨老师的两点建议与同病相怜的诸君共勉:
第一,面对诬陷,千万不要反驳,不要解释,不要申诉,不要理睬。一旦理睬,它就赢了一半。
第二,千万不要企图与诬陷者对话、和解,也不要企图让旁观者同情、怜悯。人格之失,只会让生命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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