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且慢为行凶者喝彩
大年三十晚上,发生了一起杀人案,行凶人连杀三人,但没有杀害死者的妻儿。杀人后,行凶者去了他母亲的坟前烧了纸。次日一早,其去派出所自首。有媒体报道说是为母报仇。
但凡与“孝道”“母亲”字样沾边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该报道点燃了网民心中正义之火。一个行凶人赢来了民众一片喝彩,甚至不少公号、大V称其为孝子、义士。
民众似乎看到了悲壮的故事:在团聚的日子为母报仇;二十多年的隐忍;只杀作恶者,不伤及无辜。于是乎,这个血案被贴上了“司法不公”的标签,它必将成为2018年的焦点案件。
行凶者的动机到底是不是“为母报仇”,目前尚未结论。行凶者刚被抓获,网络媒体,便传出为母复仇的说法。这种说法,对于塑造行凶者的孝义人格实在完美,也迎合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
但令人怀疑的是,警方在未经过几次讯问和调查取证前,不能认定其的杀人动机。
行凶者今年35岁,在外务工多年且未婚,可以判断其生活及人生并不如意。若其要报仇,何必要等待20多年?为何不在其年轻力强时进行报复?
这20多年漫长的煎熬,对于一个“复仇者”的心理压迫可想而知。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当年的委屈是否已经化为报复社会的犯罪心理?
动机指引行为,在没有查清楚行凶者的动机前,且慢为其喝彩。目前看到的就是血淋淋的犯罪,就是刑法惩处问题,没有什么孝子义士。
二、民众为何更愿意相信法律不公
民众宁愿相信行凶者具有高尚动机,是一个反体制的牺牲者。也不愿相信司法的公正。这背后是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
网上传出行凶者母亲被杀案的判决书。民众对判决书纷纷指责不公,认为存在“黑幕”,是凶杀案的诱因。
单从判决书来看,被告人犯罪时系末成年,被害人有过错、自首等情节,综合本案,被告人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并没有问题。在实践中,有以故意杀人罪既遂判处缓刑的案例。
判决书对案情的叙述只有一段话,说理部分太过简单,留下了给民众想象的空间。一些细节没有体现,针对定罪、量刑、赔偿等问题没有充分论述和详细说明。
判决书缺乏说理性,再加上判刑只有7年,赔偿仅仅九千元(丧葬费八千,经济赔偿一千余元),与民众朴实价值观有一定距离。于是民众认定了本案存在“黑幕”,司法存在不公。
网上一片叫好,这绝不是什么好事,它比行凶者更恐怖,更值得我们反思。
司法确实存在不公正的现象。这种个别现象在民众心中被无限放大。近年来,随着反腐的严查,中央政法委原书记、最高法院原副院长等因为受贿被判刑。司法领域的手执权柄者尚且如此,又何期待民众对法律的信任。
民众与法律之间,隔阂着落差。中国的悠久历史都是“人治”。在经历过惨痛的文革后,民众思想上有了法治的观念,但需要时间来建立和牢固。依法治国也是近二十年提出的,1999年才写入宪法。
近几年来,呼格案、聂树斌案的平反,重拾了司法“实事求是,有错必反”的决心。但两案平反路的漫长与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民众感到了无奈与凄凉。如果没有呼格、聂树斌家人以死相拼,十余年如一日的上访、没有媒体的介入,没有学者律师的呐喊,案子也许石沉大海。
法治之路,仍然雄关漫道真如铁。
三、法律应让无力者坚强,让悲观者前行。
这起案件的本身就是残忍血腥的。它的真相没有崇高的道义,只是粗鄙、令人发指。民众如果相信法律,便可理性、冷静地看待。
直面真实的民众是成熟的民众,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这成熟的背后,便是对法律的信仰。因为我们相信,法律可以公平对待,还民众一个真实,还被害人一个公道。
民众相信法律,信仰法律。是因为法律给他们“力量”,让无力者坚强,让悲观者前行。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远胜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了源头。同样,一次欠缺说理性的判决,也会使民众产生误解,失去信任。
在实践中,判决实际上是公平合理的,但因为欠缺说理,导致一方或者双方不相信判决是公平的。甚至导致了社会问题,引起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
现代法律早已褪去“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色彩。法律也不是专业技术的单一角力场。判决应当具有指引作用。加强判决书尤其是刑事判决书的说理性。
判决书的说理性是判断裁判是否正确和公正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判决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才能经得起社会和民众舆论的检验。更重要的是,对于败诉一方(或者被告人),做到“辨法析理,胜败皆服”。让败诉方不再悲观,改进而前行。
法律应该对弱者关怀,让无力者坚强。杀人案中的行凶者,何尝不是另一个案子的被害人。其母亲被害后,仅仅得到九千元赔偿。这单薄的赔偿能够挽回什么?
刑事被害人,因无法获取赔偿而造成生活极度艰难的情形屡见不鲜,由此导致被害人,对社会产生强烈的敌对心理或绝望情绪。如果在当初,行凶者可以得到足够的赔偿,今日的悲剧可能不会发生。
法律应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救济。犯罪行为使他们原有的生活脱离了轨道,因此要在法律上给予他们保护,尽量避免二次伤害的出现。
今天,民众对法律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这种关注不限于对判决结果的单纯关注,而在于对裁判理由的关注,在于对弱者是否得到保护的关注,在于实现公平正义过程的关注。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同样,法律也要努力让民众值得去信任。
郑良旭 2018.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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