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小苏是在一个招聘会上。
分开的那年我们23岁，她是我的大学同学。她和上学的时候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的她瘦瘦高高，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虽然算不上特别漂亮，但也清秀耐看。现在的她眉眼低垂，虽然笑起来眼睛依旧是弯弯的，但总觉得整张脸怎么看都疲惫。
都说2019级大学生是最可怜的，入学疫情爆发，毕业疫情结束。美好的大学四年都蹉跎在疫情的封闭、线上课程里，班里的同学都没认全，一张毕业照都没拍就毕业了。
但比2019级大学生更无奈的绝对是2019级的毕业生。
我们毕业的那年我在家准备考事业单位，小苏在一个二线城市里上一个月薪3000班，和我们一起的彭哥家里给投了点钱，当了网咖老板。
当我们满腔期待，磨拳擦掌准备开始新一阶段新生活的时候，那年冬天疫情爆发了。
从第一次封城开始，我们仨就进入了一种艰难的“过关游戏”。
封城的那段时间，我在家闷着，看着每天上涨的确诊病例，和逐渐逼近的高风险“毒圈”，越来越焦虑。小苏单位线上办公，窝在出租屋里，蓬头垢面，房东隔几天催一遍房租，单位工资一拖再拖，冰箱里空空如也，键盘敲得冒火花。彭哥守着刚营业没几天的网咖，房租、电费处处要钱，愁的满地烟头。
开始的时候以为疫情会很快过去，彭哥顶着的压力四处筹借，艰难维持空无一人的网咖。小苏不得不和家里开口，靠爸妈的接济生活，而我借着疫情封控在家里待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段时间。
后来疫情常态化，彭哥网咖虽然恢复运营，但也严格限制数量和营业时间，一个月收支刚刚平衡，小苏也逐渐适应疫情下的上班模式。
有一天，彭哥给我们打电话，说他要结婚了，订好了日子，邀我们参加他的婚礼，我和小苏为他终于结束了爱情长跑感到高兴，不曾想到了结婚的前一天，疫情又一次反弹，他所在的城市全面封控，即使新娘就在离他仅仅20分钟车程的地方，也无法完成这场婚礼，不得已，婚礼无限期推迟。一段时间后，小苏的爸爸因为脑梗去世，我在小苏断断续续的哭泣声里明白，叔叔没挨过疫情封控的重重关卡，到达医院时已经过世。
小苏和彭哥说：“这该死的疫情”
去年6月，我在朋友圈里看到彭哥卖网咖的电脑，一通电话打过去，他说“没办法，实在撑不住了”，我们帮着卖了几天电脑，网咖彻底关门了，彭哥背了一身的债。
小苏的妈妈搬来和她一起生活，阿姨说“人不知道自己的命数，疫情再封控的时候，最牵挂的人就在身边，也安心一点”。
10月，彭哥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我们已经习惯被封控在家，我和小苏有一句没一句的发着微信，突然跳出的一则当地新闻是彭哥最后的消息，他接完女朋友的分手电话，从十三楼一跃而下。
当天，我和小苏是懵的，我们的聊天记录就停在了那一天。彭哥的身故很突然，但我和小苏都明白，他一定是想过千万种办法，前后左右的计划过，谋算过，但发现他的路走不通了。
12月，三年的疫情过去了。
到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感染过了，最后这一哆嗦带走了太多老人，我的姥姥就在其中。
我和小苏会在招聘会上遇到其实也是必然，疫情过后的企业都在渡劫，很显然，她所在的企业成为了炮灰，而我正巧赶上事业编裁员。
时隔四年，我们再次恢复联系，都默契的没有提起彭哥。
我、小苏和彭哥在这个时代里艰难前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挣扎向前，最终回身一望，发现我们背负的千斤重担不过只是时代落下的一粒灰尘。
我们大概会悄悄的在心里给彭哥留一块儿地方，那是彭哥，我们最好的朋友，也是那段时间差点倒下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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