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着理想前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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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过来挪开凉椅，给放凉板腾出空间。他给我简单洗澡后，抱起我，搁在凉板上：“昨天换的，你没洗，现只能穿今天的。记到起：这是热天，换下来的要及时洗，才能换干净的来穿。”

父亲把弟妹的澡洗好后，也是穿脏的到凉板上睡觉。

母亲咬咬牙：“明天再给他们添件褂子。”

打这以后，每当有脏的在盆子里，不用喊，我就洗。这是后话。

宣老幺汗渍渍地到了我家，把不锈钢饭筒往桌上一搁：“张伯伯：没找到黑子。还叫人帮忙找，我们还大声喊他，下象棋，都没得回应。”

“那他能去哪里呢？”父亲非常着急，“会不会他想不通......”

“不会的，你想多了。他不会有事的。”宣老幺离去，父亲跟在他后面。

星星眨巴着眼睛盯着我，月亮躲在后面窥视我。我，飞呀飞呀，飞了好久好久，终于飞到它跟前，质问：“你为什么要偷看我？”

忽然，里面飘出一貌美如仙的女子，擦拭我的眼睛。我感动得回过神来：
“你就是嫦娥姐姐吗？”

突然，一股风把她给卷走。我立刻朝她又追又喊：嫦娥姐姐、嫦娥姐姐，等等我！

“妇碧、妇碧！”母亲抓住我的手，音量偏低，“别乱动，别出声！再睡一会儿，天就亮，就带你去医院。宣伯伯上中班回来，才睡不久，听话、阿！”

宣伯伯是个大好人，经常帮我提水：“嗯”。

母亲怕挤着我，就下去睡在角落的凉椅上。

今晚猪儿没放回来，就在猪圈里。

父亲轻脚轻手进来。母亲轻声问：“看到他了吗？”

父亲摇头，往里屋去了。

天蒙蒙亮，母亲叫醒我们。我睁开眼睛。她松了一口气：“好些了，眼睛好些了！”

母亲拿来干净衣服，“昨晚洗的，干得差不多了，将就穿。弟妹都陪你去。”

母亲帮我们三个换上了干净的衣裤，都感觉好舒服。我们喝过昨晚剩的稀饭，出发了。

我们乘上了第一班客车。由于我们个子矮，只有父亲上车前，在车站售票员处，花了一毛二分钱，买了一张：
从石井坡至沙坪坝的客车票：
其中：童家桥到烈士墓，烈士墓到杨公桥均为两分钱，其余每站，四分钱。
票面上写有路线站名：
石井坡——童家桥——烈士墓——杨公桥——沙坪坝。

汽车每到一个车站就要停下来，车站下面有人喊：某某车站到了，要下车的人，请拿上自己的车票，排队下车。

同时，还有几个撕票的人（包括售票员）分别把住两个车门口，下车的人捏住车票的一头，露出一截让撕票的人撕。

如果下车时不挤，撕票的人就会一张一张的打开验票，如有与该站名不相符，或者票面有缺损，此人就被拉置一边，受罚。

如果下车的人一哄而下逃跑，那些负责撕票的人就倒了大霉，乘客手中的票就完好无缺，下次还可以乘车——这种好事情经常发生。

下了车，由于父亲识字，很快就找到了工人医院。挂号窗口有几个人排在那里。

父亲没说一句话，撇下我们径直朝窗口走去，排在队伍的最后面，直到他后面有人时，他才过来，牵着弟弟：“我们快去厕所！在路上憋了这么久！”

然后，他带我们到院坝里：“这里空气好些，在这里等我。”
他大步进了医院大门。

天已经敞亮，我们身披霞光，兴奋得东张张，西望望。父亲突然到我眼前，抱起我就跑，到了排队的地方：“请让让，该是我了。”

他双手又兜着我，“就是给她看。”人堆堆里，透出了一点缝隙，父亲像老鼠逃命那样，一下子就窜了过去。

我跪在挂号窗口很窄的木质平台上，双手紧紧抓住挂号窗口上面的铁栅栏，等待挂号。

里面传来：“下一个。”

“这里，就是她。”父亲指着我，“医生，你说，该挂啥子号？”

医生站起来，看了看我：“要挂两个科：眼科和外科。”

然后，她坐下：“一毛钱。”

“还买一个病历本。”

“一共一毛五。”

父亲如数给了钱。

医生很麻利地把东西从窗口递了出来：“下一个。”

父亲拿上东西，抱起我，从窗口挤了出来，放下我。我俩找到了外科诊室，已有人在排队了，医生还没来。

“你就在这里排队。”他慌忙往外跑。

不多功夫，父亲牵着弟妹来了：“你和她在这里排队。我俩到上面二楼排队，这样快些。”

很快，父亲又来了：“先看眼科，人少。”

到了眼科诊室，父亲指着门上面的字：“看不看得到？”

“207眼科诊室。”

父亲舒了一口长气：“看完了，去馆子。”

我们的口水都流了出来，高兴得跳脚。

上班的时候到了，白大褂医生来了——是男的，还戴了眼镜，好羡慕他啊！

我一到他跟前，他紧锁眉头：“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什么时候打的？”

“黑子。昨天下午。”

“什么黑子？是哪个打的你？”

“就是黑子。”

父亲说：“是一个亲戚，两个不晓得啷个闹毛了，唉！”

医生把我的眼皮翻了又翻，又拿了一样东西对着我的眼睛照了又照，还叫我眼珠子上下左右转了又转，方休。

“算你命大，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医生叹叹气，“我可以断定，当时她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你做家长的，要好好看好娃儿。”

“今年几岁？”

“十岁。”

“十岁？还这么矮。”

“什么亲戚把她打成这个样子？满脑壳都是包！”

父亲“唉唉”直摇头。

“就是比我大三岁的黑子，是男的。”

“就是你的哥哥？”

“嗯”

“我在想，你一个小女娃儿，外人不可能这样干。”医生说，“回去要好好教育大的，不能这样对待小的。她的眼睛不能再碰哦；否则，会瞎的。”

“开点什么药？”

“没有特效药。让她自己恢复。只要不再碰它，小娃儿恢复力强，多喝些清热解毒的水，比如：菊花、金银花、苦丁茶呀，苦瓜呀等等，带苦的都可以。”

“额头上的怎么办？”

“擦点张老酒，白酒都可以。当时擦效果要好些。”

“有没得必要看外科？”

“意义不大。又检查不到里面。看她样子颅内问题不大，血瘀要靠自己吸收恢复。记住一条，不能再碰她，自然就会好。否则，麻烦就大了。”

我们走出眼科诊室，门口有几个病人。

我们路过一楼外科诊室：哎唷——好多人！有大人、有娃儿。
娃儿特别的多，差不多都是男娃儿：有的吊着胳膊，有的头上包着纱布。

父亲到挂号窗口，将外科号卖给正在排队的人——五分钱。

我们是第一次出来，与父亲走在马路上，穿过大街，走过小巷，跳跳蹦蹦在这陌生的地方，别提有多高兴，多体面啊！

父亲特别来了精神：“我们先在馆子里吃东西，吃饱了，再走——到杨公桥坐车回去。”

“不回去最好。”我说。

“你啷个说出这种话来呢？耍晚点回去就是了，下午我还要去上班。”

我们到了馆子里，人不多。父亲把我们安顿好。他来来回回跑，很快，桌子上就是一大堆碗：四碗绿豆汤、三碗豆花、三碗小面。

我们三个呼啦啦吃起花儿开。父亲只喝了一碗绿豆汤，就去喂弟弟。我很快就刨完了。

“还要不要？”

“还要。”我说，“刚才一样。”

“我也要。”妹妹说。

父亲又买来，我全部把它涨完了，一口汤都没剩。妹妹剩了一些，父亲把它收来吃了。

我们又上了路。我问：“豆花、绿豆汤、小面好多钱一碗？”

“豆花五分、绿豆汤四分、小面八分。今天一共花了多少钱？”

“八毛九分钱。”

“对头。”。

稀稀拉拉的树子，遮不住太阳。幸好今天太阳像没吃饭一样，没得精神。

途中，有墙壁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有人在看；还有三五成群的穿军色服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巡逻。

我们顾不上这些，只管跟着父亲走。

“有的树子直撑撑的，有的歪歪扭扭的，有的要死不活的——都在这个地方生长，为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你的手指头，为什么有长有短呢？”

一路上，我问了很多的问题，父亲的回答我都不满意；但我又说不出啥子来——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

母亲坐在桌子边发呆，眼前有半碗稀饭——其它碗用筲箕盖住。我们到了她跟前，吓得她突然站了起来：“老张，医生啷个说？”

“问题不大，叫她休息，不再受伤，就能恢复；否则，会瞎。”

母亲长舒了口气：“命大、命大啊！”

“医生也这么说。”父亲说，“这段时间把她看紧点，千万不能有半点差错。黑子就由着他，不能打他。”

“要得。捱到学校开学就好了。”母亲揭开筲箕，“哇！”香喷喷的鸡蛋炒饭就在眼前：是猪油炒的，好香好香哦！我口不离筷子，直勾勾地盯着碗中的鸡蛋饭，不说一句话，只顾吞。

尽管母亲问这说那，都由父亲回答：我们吃了什么什么啦，看到什么什么啦，啷个坐的车啦，等等。

宣妈进来：“我从隔壁听到了你们的声音，就过来看看。医生啷个说？”

父亲把刚才说的重复了一遍。

“那就放心了。”宣妈指着我，“看她吃起那个样子哟！”

“上午，我到大河沟商店买帕子，准备给他们缝一件褂子，七毛钱一张，一件褂子要一块四毛，有点舍不得。”

母亲摇摇脑壳：“现在学校没开学，忍过去就算了。等明年热天再说。我就到钟家院子，用一块钱买了十个鸡蛋，把昨晚的干饭和到蛋里面炒。”

“你在哪家买的蛋？”

“杀猪匠家。”

“还有没得？”

“还有。”

母亲很有把握：“因为，他们根本不敢拿到市场上去卖。我打猪草时，看到他们生产队库房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第一排写的字最大，还打了红叉叉的，我认不得字。我想：那红叉叉就是不准卖鸡、卖蛋、卖肉之类的；要不然，为啥子市场上看不到卖的呢？”

“对头，红叉叉应该是这么回事。我喊老宣去杀猪匠家买点，等老二回来吃。”她急忙回家去了。

父亲问：“你看到老大没有？”

“没有。”

“他回来吃东西没有？”

“吃了。我出去他就回来吃了，宣妈看到的，还说了他。”母亲说，“今早晨的干饭在蒸笼里头，我们动都没动一下，他就吃了一半。刚才我做蛋炒饭时，发现的。”

父亲“唉”了一声：“开学就好了。”他匆匆吃了饭，离家上班去了。

母亲收拾碗筷：“你去耍，注意不要弄到眼睛。”

我与弟妹在屋外坝子上“做家家”。很快，李三、李妹、大双、小双、桂芬、桂红都来了，临近的同学尹小美、淑芳也加盟了。

我兴奋得直嚷：卖菜卖菜要来买就快来买......我仿佛又回到了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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