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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第十一-5

先进第十一-5

作者: 王泽不流行 | 来源:发表于2018-11-01 22:16 被阅读0次

    应机施教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有些人讨论问题,讲话非常有理,议论非常精辟。但是要了解,听到话讲得对,就是止于话,不要认为此人话讲对了,就是君子,是了不起的人。你看见他态度温和,言谈温和,就认为此人很有礼貌,很有见解,很有才气,这也错了。尤其是言论非常精到,或者是文章写得好的,不一定就是君子,也不一定态度庄重就是人才,这是教我们观察一个人,要考验自己,有时候听人家讲的还不算,要有事实的表现。所以有些人看了我的书要想和我见面,我常答说,何必呢?“读其书,不见其人。”多好!倘使见了失望,多么划不来!过去有几句笑话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不过如此。”这又何必呢!下面接连的,便是这个观念的引申: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是孔子的教育态度、教育方法。同时由这一篇书,也反映自己做人做事的一个反省。子路问,听懂了一个道理之后,马上就去做吗?就言行合一去实践吗?孔子告诉子路说,你还有父母兄长在,责任未了,处事要谨慎小心,怎么可以听了就去做呢?另外一个同学冉有也向孔子问同样的问题说,听了你讲的这些道理,我要立刻去实行吗?孔子说,当然!你听了就要做到,就要实践。他答复这两个学生的话,完全不同。公西华听到以后,觉得奇怪了,跑来问孔子说,他们两个同样的问题,你的答复却完全不同,我越听越不懂了。“敢问?”—敢有不敢的意思,这就是说我现在鼓起勇气,要请你原谅一下,请告诉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两种答复?孔子说,冉有的个性,什么事都会退缩,不敢急进,所以我告诉他,懂了的学问,就要去实践、去力行。子路则不同,他勇敢,“兼人”—生命力非常强,他这个人的精力、气魄超过了一般人。太勇猛、太前进,所以把他拉后一点,谦退一点。

    在字面上只看到孔子教育的方法。我们在教育界久了,有时看到太用功的学生,也是劝他多休息、去玩玩,太懒的就劝他长进一些、多用功一点,这大家都做得到,何必孔子?但这只是文章的表面,进一步就看到孔子对学生的培养。首先,我们知道子路是战死的,非常勇敢,最后是成仁的烈士。孔子早已看出他是成仁的料子,所以他说“由也不得其死然”。这句话不是骂他,而是感叹。如果当时孔子稍稍鼓励他一下,可能早就成了烈士,不会等到后来卫国变乱才成仁。所以孔子在这里警告他,你的父兄家人一大堆,要先对个人责任有所交代,然后才可以为理想奋斗。如此,以中和子路过分的侠情豪气。而冉有则是安于现状,不大激进的人,所以孔子不大愿意他出来做事。结果他在鲁国季家,竟然弄起权来了,那么孔子就鼓励他,跳出现实的圈子,要有独立不拔的精神。

    死有重于泰山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这本来是普通的话,记载在《论语》里,是代表孔门师生之间道义的真挚感情。孔子在匡,人家误以为他是阳虎,所以他在那里受包围。后来归队的时候,颜回最后才回来。孔子一看到颜回就说,你把我急坏了,我还以为你这次蒙难死了呢!颜回答道,老师,你还在,我怎么敢先死呢?这流露出孔门弟子对孔子的尊敬,以及道义之情的真诚自然。

    历史人物典型的塑立

    下面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这是孔子对于高级干部、领导者,乃至为人事业伙伴者所说的话。孔子在这里有大臣与具臣的分别。中国历史上的高级干部,归纳起来大概有这几种特称:名臣、大臣、忠臣、奸臣、贤臣、佞臣,加上《论语》中孔子思想的具臣等等。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国家高级干部的标准。作历史上一个名臣,真是谈何容易?几千年来,名垂青史,只有诸葛亮、王阳明、曾国藩等可数的若干人而已。他们都是名臣,有名望。有些还不一定就是大臣,如范仲淹等等,可称得上是国家大臣,这更不多了。其他忠臣、奸臣、佞臣等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具臣”,只是够得上做个具员而已。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留名实在不容易!中国历史,自然有个规格,不管当时权势有多大,最后这笔账是算得很公平的。像清朝皇帝下命令,修明朝的历史,而明朝许多大臣,最后投降满清的,仍然把他们定格为“二臣”。这是康熙下的定论。虽然这些人很忠于清朝,但在皇帝的心目中,他们还是不行,只是二臣。我们也在历史上看到,当李闯打进北京时,明思宗崇祯上煤山自缢,李闯还是很尊敬地向崇祯行礼的。后来满清攻陷了北京,也还是去崇祯陵墓祭拜,好人终归是好人,历史上这些地方,是公理昭然的。把这个观念说清楚了,再回过来说本文。

    季子然是鲁国人,他问孔子说,请子路和冉求两个人出来做事,他们是不是够得上做国家的大臣?以现代来说,像英国的邱吉尔、日本的伊藤博文,哪个可以说是国家的大臣?季子然是问孔子,这两个学生,可不可以出来做国家的大臣?孔子说,我还以为你问我其他什么特别的问题哩!原来你是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人的事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自己有理想、有主义,辅助一个主体的人,使这个主体的人,向理性的标准、理想的主义、仁道的思想这条路上迈进。假使这个主体的人,不听这种意见,宁可算了,不肯干下去。这是“大臣”为行道而来的风格,不是为地位、为功名富贵、为做官、为待遇而来的。

    至于你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确是人才,是具臣、能臣。政治、经济、军事都会;很能干,很有才具,也很有气节。季子然说,这样说起来,如果请他们出来做事,这两个人会绝对服从的啰!绝对服从,不一定是大臣。所以孔子说,并不是这样,他们是具臣,你如请他做事,他绝对忠实,绝对尽心。要说绝对服从,这服从是有限度的,你如果做背叛道义的事、背叛国家的事、背叛社会大众的事,那他们不来的。假如你杀了父母,乃至叛变,他难道跟着你叛变?跟着你杀父母?这种事他们绝不来的。这就是具臣,虽然只能算是具臣,但也要有才能而又忠贞亮节。

    大臣、具臣的分别,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大概了。孔子虽然是讲大臣、具臣之别,同时也影射了刚才所提的能臣。可见之于《三国演义》—曹操年轻的时候,桥玄曾经为他看相。桥玄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果有好的领导人,跟着做事,会是一个能臣;如果碰到动乱的时代,没有好的领导人,则成为奸雄。就这两句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把曹操一生断定了。能臣与奸雄,往往极难分别。大臣、具臣、名臣之间,说实在的,也很难有一严格的界限。

    从政与求学

    下面讲到另外一个问题: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子路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子羔也是孔子的学生,前面刚提到的,子路在同学中提拔了他,让他到费这个地方去作地方首长。子路作了这件事,孔子非常不高兴,所以他说“贼夫人之子!”这是骂人的话,而且骂得很厉害,以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简直不是人,你这个小子!”这句话不只是骂子羔,同时也骂子路。孔子骂了以后,子路自然也辩白:“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他说既然有群众,也有地方可以施展抱负,何必要死读书才出去做事呢?孔子说:“是故恶夫佞者。”这个“佞”就是强辩、拍马屁、迷信、自以为是、愚而好自用的人,都属于佞。我们在这一段话上,可以看出几个要点来:第一,宋高宗的话:“宰相须用读书人”,宋高宗为什么这样讲?到底是有学问的人来干政治,会干得很好。据历史学家研究(这是学者的意见,不能说绝对是对,也不能说绝对不对),汉代开国,固然有规模,但气度还是不够大,原因就是汉高祖用的只是萧何、张良、陈平等三杰,一共仅三个人。而像萧何是从地方官升上来,一直到宰相,没有远大的开国的气魄。这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因而主张大政治家,要有大的学识,所以子夏也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出来从政,必定要先把学问基础打好;而在从政期间,又要不断增加新的学问、新的知识。这两句话是不能偏废的,我们平常教育界、学术界引用,只引用了一半—“学而优则仕”,当然也有人反对,而认为工作经验也可以产生学问,至于整部的四书五经,也不过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到后来才称它为“学问”。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是接受前人的经验,可是一般人多半是子路的看法—“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拿到了就干,干了再说。所以许多人就主张不怕做错,做错了没关系,再改。这话就有问题,对个人或对小事而言还可以,对社会国家,天下大事,就要十分慎重了。因为那一改,影响太大,这就是读历史、求学问的重要。经常有些中年以上的朋友发牢骚,我都劝他们回家读书去。过去的失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现在要紧的是,如果我们再回到原来的位置,应该知道怎么做,这就要多读书,对古今中外有深刻的了解,然后拿出一套办法来,不是今日发发牢骚,就可以了事的。

    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来,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一个很严重的偏差,那就是几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武人离不了《三国演义》的思想,所谓“纵横天下,割据城池”的个人英雄主义。老实说,我们当年出社会,固然有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热忱,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希望插上野鸡毛,号令天下。至于文人的风格,也始终离不开诸葛亮的鹅毛扇,加上文学家的吃花酒,诸如小说《花月痕》中所描写的境界。所谓名士风流,就是这几十年来中国文风的大概。一直到现在,我们研究今日青少年的问题,如大专联考这股竞争热流中,在他们思想深处,也还是没有脱离这个范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在思想上,纯粹是以国家天下事为己任,为求学而读书的很少。

    回过来再讲到子路的这句话,也就是《三国演义》型的思想,很多青年都容易犯这个毛病,包括我们自己,当年也差不多。“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再去读书,然后为政?到了自己年龄慢慢大了,人生经验多了,处事多了,然后才知道学问的重要。当然我们讲的学问不是读死书,是经验配合了书本的真正的学问,确是重要。

    到了这一段,又转了个方向,这是很重要的。研究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境界,乃至《礼记•礼运》篇中,大同世界的人生境界,就在这里了。

    选自南怀瑾·《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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