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

连续几日流窜于弗弗西里

突然

想要写诗

《罪与罚》

      谈话对病人起到的作用：“一旦病人可以借助对防御机制的分析，从没有防御、真正退行的位置上言说，他自己就可以通过将经验变成语言，开始有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也就是开始创造洞察。病人通过与分析师交谈，努力将分析师作为自我-现实组织的更高级形式的表征来接触，因此可以说，病人是在将分析师当作这样的表征来进行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为自己创造洞察[p, 26]”。被“与分析师接触”和沟通的努力所激励，把经验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本身， (通常) 让之前未成形的经验被塑造成形，是这种经验向更高层次自我组织演变的一部分

     

      从客体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分析的一个核心的特点是它为病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矫正性”的客体关系，可以逐渐进入内化客体关系的世界。我这么说并没有指导性的意图; 我并不是建议分析师“应该”这样或那样，例如友善、乐于助人，诸如此类。我要说的是，分析师持续的关注、关心、不谴责和持续理解的努力，将不同于病人童年时期所内化的父母。人们早就认识到，儿童的分析师是一个“新对象”，而不仅仅是儿童的移情对象; 我相信这一点即使对成年病人也不会完全消失 (Loewald, 1960)。而且，我没有说教地、也没有天真地让分析提供一种新的、纠正性的客体关系，如果病人稳定地这样体验，分析关系中必定缺失了一些必要的风暴和压力。相反，所谓新的和纠正性的是，病人可以在移情扭曲的分析之后、在分析师的错误中互相修复后、在共情失败后，不断地重新发现分析师大体上仍然是善意和关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通常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接近结束的时候，如果病人仍无法将分析师视为可信任的，并相信他至少在一些时候是能起到帮助和澄清作用，我们肯定会发现事情没有进展顺利。

      分析经历中第二个有改变作用的客体关系成分，是Loewald (1960)在关于分析中的去整合和整合经验的讨论中所强调的。自由联想的过程(还有躺椅、分析师的沉默和诠释)不断引发小型的去整合的体验；分析师的干预(或有时候仅仅是在场)使得新的整合得以发生，并通过这些逐渐获得掌控感。和分析师的客体关系是基于父母-孩子关系模型的，并处于背景当中，而正是这样的客体关系，让这些整合得以发生。

      客体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分析的一个核心的特点是它为病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矫正性”的客体关系，可以逐渐进入内化客体关系的世界。我这么说并没有指导性的意图; 我并不是建议分析师“应该”这样或那样，例如友善、乐于助人，诸如此类。我要说的是，分析师持续的关注、关心、不谴责和持续理解的努力，将不同于病人童年时期所内化的父母。人们早就认识到，儿童的分析师是一个“新对象”，而不仅仅是儿童的移情对象; 我相信这一点即使对成年病人也不会完全消失 (Loewald, 1960)。而且，我没有说教地、也没有天真地让分析提供一种新的、纠正性的客体关系，如果病人稳定地这样体验，分析关系中必定缺失了一些必要的风暴和压力。相反，所谓新的和纠正性的是，病人可以在移情扭曲的分析之后、在分析师的错误中互相修复后、在共情失败后，不断地重新发现分析师大体上仍然是善意和关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通常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接近结束的时候，如果病人仍无法将分析师视为可信任的，并相信他至少在一些时候是能起到帮助和澄清作用，我们肯定会发现事情没有进展顺利。

分析经历中第二个有改变作用的客体关系成分，是Loewald (1960)在关于分析中的去整合和整合经验的讨论中所强调的。自由联想的过程(还有躺椅、分析师的沉默和诠释)不断引发小型的去整合的体验；分析师的干预(或有时候仅仅是在场)使得新的整合得以发生，并通过这些逐渐获得掌控感。和分析师的客体关系是基于父母-孩子关系模型的，并处于背景当中，而正是这样的客体关系，让这些整合得以发生。

      所谓矫正性体验在于矫正的过程。必然的重复与失败之下的重新认识与容让。这来自于双方的共同努力而非单单来自治疗师的努力。

      为什么父母越强调孩子：不要玩游戏，孩子越听不进去，越暴躁越想玩游戏？

      君子自重，其言也信。

      问题在于，人生前二十年，父母是依赖对象，为什么会不重？假如换个角度来说？父母是依恋对象呢？会不会重？但是将来参加工作。走入社会，那时候老板领导客户资源等依赖对象就会非常重要。而依恋对象这时候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小时候买动其心吧，孩子才会听你说的。成人了，就利诱其行，也可以关系和美。

      如果一个人被困在荒岛上，找到一套工具可能比找到一座完工的房子要好。确实，房子可以从一开始提供庇护，但工具可以在无数方面灵活地使用(包括建造房子)，以提高生存的能力。我将我所称为精神分析的四种心理学视为这样的工具，在“被困”在分析性倾听者位置上时可以灵活使用。在一开始，它们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房子、即一个理论结构，但是我发现它们在帮助分析师在分析中“生存”方面非常有用，我在此尝试了说明它们的一些临床用途。

但把它们看成精神分析的四种心理学是否合理呢? 这是一个大杂烩，以至于它不再配得上这个名字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这四种观点中的每一种，尤其是这四种观点合在一起，都需要只有精神分析才能提供的、关于人类功能的复杂而多样的观点；我认为它们与精神分析的核心是一致的，即使是传统的精神分析。这四种心理学分别又共同地持有心理决定论、无意识心理功能以及初级过程思维(基于符号和隐喻的思维、思想之间“非理性”联系、不遵循现实和社交的规则)的假设。只有遵循这三种心理现象背后的假设，我们才能找到四种心理学表现在病人生活中的位置。此外，这四种心理学都基于核心精神分析假设，即个人性格是由早期的、基于身体的和与客体相关的经验塑造的，所有这些经验都以相互关联的(多重功能和冲突的)方式组织起来。驱力和满足的、器官和功能的身体体验，都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内容。同样地，在驱力满足中与客体相关的体验、心理功能模式的学习、自体经验的创造和成长，以及塑造外在世界表征，都是类似的(Sandler and Rosenblatt, 1962)。他们确实是精神分析的四种心理学，即使在传统精神分析中倾听、与阻抗和移情的工作，以及中立、节制和匿名的临床三角的边界内，每一种都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找到一席之地。但他们并不是简单地遵循精神分析传统，相反，它们要求我们不仅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关于冲突的心理学，还将其视为一种关于重复和发展的心理学，后者伴随着任何发展过程中固有的延迟和偏离。我相信，在临床工作中使用四种心理学，比任何单独一种或两种，提供了一种对人类发展和临床精神分析现象更接近完整的理解，它们也响应着当代病人中文化和精神病理学变化所带来的临床材料。